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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自入蜀以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均而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对于小小的钓鱼城势在必得，“欲乘拉稿势，不弃去，而必拔之，故久跸此”。钓鱼城的形势是危急的。蒙古军攻势凌厉，二月初七日即攻破钓鱼城外围的一字城，初九日强攻镇西门，受挫退去。据《多桑蒙古史》载：“蒙古兵之毁敌城也，水火并用，或用引火之具，或引水以灌之。有时掘地道攻人城内，有时用袭击方法，弃其辎重于城下，退兵于距离甚远之地，不使敌人知其出没，亚以轻骑驰还，乘敌不备，袭取其城”。 之后，蒙哥对围城诸军重新作了部署：史天泽一军在城南夹江而阵，专门封锁嘉陵江面；李忽兰吉负责在江上造浮桥，以便部队调动；汪德臣一军部署于城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郑温率四千兵马在钓鱼山周围专事巡逻；从汪德臣及北方诸军中抽调锐卒若干人，以备大汗的宿卫；并对“桥道馈饷”与医药治疗等事宜作了安排。随后，为牵制重庆府宋军前来增援，蒙哥又遣李忽兰吉率二千兵马攻掠重庆附近的城寨。 三月，蒙古军使用各种攻城器械，又连续猛攻钓鱼城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均被钓鱼城军民击退。从四月初三日起，雷雨大作，持续了20天。雨停后，蒙古军于四月二十二日重点进攻护国门。二十四日夜，蒙古军偷袭出奇门伸延嘉陵江的一字城，王坚率死士力战，将其击退。宋廷收到捷报后下诏嘉奖：“守合州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坚，节义为蜀列城之冠，诏赏典加厚”。 在蒙哥汗攻打钓鱼城之时，纽璘则率领所部蒙古军封锁重庆江面，阻止南宋的荆湖援军抵达重庆以及重庆救助钓鱼城，配合蒙哥汗主力突破重庆和钓鱼城防御。1259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他指挥战船一千多艘，从重庆出发，溯嘉陵江而上，来救钓鱼城。钓鱼城与重庆相去不过七十多公里，吕文德是有名的勇将，所部兵力也不算不雄厚，但是他突不破蒙古军的封锁，反而遭到蒙古军队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蒙军水军正面阻击，左右两岸的蒙古军则使用弩炮向敌方的战舰射击；弩炮部队又由步骑兵予以掩护—以防宋军上岸攻击他们。于是，交战时，宋军的舟师便遭到蒙军的三面夹击，正面遭受蒙古军战舰的攻击，两翼则遭受蒙古军的弩炮箭的射击，终于为史天泽大败，“三战三捷，夺其战舰百余艘”，只能退还重庆。 蒙古军虽然在水战中获胜，而钓鱼城却使驰骋欧亚的蒙古铁骑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这年五月，蒙古军又多次发动攻势，宋军利用钓鱼山的天然良险，“坚壁不下”，从容进行防守，“宋卒傍有坐而张盖者”。蒙古军采取困守“环攻”战术，并不时派遣敢死士卒，冒险强攻。在这场攻城战中，攻守双方都大量使用了炮（抛石机），一如陈规在《守城录》所说：“攻守利器，皆莫如炮 。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守城之炮，不可安在城上，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城外不可得见，可以取得。 每炮于城立一人，专照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小偏则移定炮人脚，太偏则移动炮架；太远则减拽炮人，太近则添拽炮人。三两炮间，便可中物。更在炮手出入脚步， 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毁攻具，须用大炮；若欲害用事首领及搬运人，须用远炮。炮不厌多备。若用炮得术，城可必固。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  但由于钓鱼山“石邑入云”，地势险峻，蒙古军虽有精良的攻城器具，仍“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因此，其结局不是因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因后军不继而败还。董文蔚率邓州之“选兵”，长驱而前，至钓鱼山，“乃激厉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不能前。顷之，兵士被伤，乃还”。接着，其侄子董士元请代董文蔚，“将所部锐卒先登。力战良久，以它军不继而还”。王坚白天率军抵抗，夜晚频频下山袭扰蒙古军营，使其夜不安枕，人人自危。这次战事从春天延宕到夏天，蒙古军在坚城、箭石、雷雨、炎热的折磨下，士气低落下去了，战斗力大大地降低了。 六月里，蒙古大将汪德臣派人“谕人祸福”，多次进行招降，又遭到拒绝。汪德臣恼羞成怒，率精兵在夜间登上外城，与守兵激战，两军相持到天亮。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大声喊话说:“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还没说完，城上飞石击来，致使汪德臣负伤“感疾”。时值大雨，攻城梯折，蒙古后军因失利而撤退下来。六月二十一日，汪德臣因伤毙命，死于缙云山寺庙中，蒙哥汗为之大戚，蒙古军的士气也因此更加低落。 这时候已经到了盛夏季节。作战地区所在的东部四川盆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侯，按现代实测情况，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6-30℃。每年夏季常有连晴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8-44℃。蒙哥之攻钓鱼城至1259年七月，适逢久旱高温，来自北方的蒙古军对此极不适应，水土不服之下，疾疫流行，非战斗减员增多。为此，蒙古统治者曾派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制药治疗疾疫，却效果不大，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按照《史集》的记载，接下来的事情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在霍乱流行，而又无法医治面前，“世界的君主（指蒙哥汗）用酒来对付霍乱，并坚持饮酒”，这自然无助于防止霍乱的蔓延，还加重士兵的肠道负担，蒙哥汗本人可能也在此时染上了这种恶疾。 蒙古军既无力强攻取胜，又不愿弃城撤军，只有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以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探知城中虚实，蒙哥汗命人在与钓鱼城新东门相峙的脑顶坪上筑起台楼，窥探城内动静。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脑顶坪台楼下指挥了望。王坚见状，命早已设在新东门城垛处的炮位发炮轰击台楼，同时飞箭巨石如同雨下，蒙哥可能当场受伤，只能撤还石子山。二十二日，王坚令城内军民以重达三十斤的鲜鱼两尾、面饼百余张投掷城下，并致书蒙哥：“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城）亦不可得也”。蒙哥汗阅后愤恨不已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二十七日，蒙哥汗撤军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碚北温泉，一说在璧山县西北40里的西温泉），“突然，（蒙哥汗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52岁，在位8年，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是，“蒙哥”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偏偏是“长寿，永久”。 蒙哥死后，蒙古军对钓鱼城的攻势也戛然而止。跟随他征蜀的蒙古军除留3000人牵制钓鱼城外，其余部队由他的儿子阿速台率领，向北撤退。李忽兰吉领兵断后，掩护主力军撤退。汪氏所部军退回利州，纽璘部返回成都，李忽兰吉等大军撤退后和钦察一起驻守嘉陵江上游青居城。史天泽和群臣奉丧北还，“尸体送回葬地，所经沿途，有两万多宋人被杀死”。 随着蒙古军的撤离钓鱼城，蜀江南北两岸的局势顿时缓和下来。九月，宋廷宣布“合州解围”，升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十月，又以“蜀道稍宁”，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至此，钓鱼城战役以南宋的胜利宣告结束。 可叹王坚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却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被权臣贾似道所忌，把他调离四川，到长江边上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去做知州。他的心情很不舒畅，到景定五年（1264年）便去世了。很令人遗憾的是，在元朝编纂的《宋史》中，竟不为王坚立传，以致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几挽狂澜于既倒的名将的身世，几乎一点都不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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