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科举已死，精神长存！论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34 篇推送

《南闱放榜图》，在整个科举史上共产生文武状元777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众多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制度对经济存在长期影响。很多学者相信制度孕育了文化，而文化的持续性使得这一影响得以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历时近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社会纵向流动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曾扮演了重要作用。虽然在1905年遭到废止，但它对于国民的教育理念可能仍然存在着十分持久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来自何种机制？又是怎样传承传播的呢？由陈婷、龚启圣、马驰骋三位学者撰写的文章“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量化考察了科举制度的文化遗存对当代教育水平的影响和具体的传递机制。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科举制度的成功者士大夫们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成功的背后是层层选拔的金字塔和极低的通过率（图1）。

图1 科举层级图

科举何以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才子。作者解释了主要原因：非同寻常的收益。在经济方面，对于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绅士阶层（the gentry class），他们的收入至少是普通人的16倍。其中，进士不仅能够获得政府部门中的中层职位，还同时可以参与商业活动，因此上述薪水甚至只占据其总收入的微小比例。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和政治获益。即使是最低级别的生员也可以免于劳役、民税和肉刑；进士和举人更加风光无限，不仅能获得庙宇题名等精神上的荣誉，还有物质性的回报。此外，科举对于实现家族的社会阶层跃升也很有帮助。其相对的公平性也赢得了更广泛民众的积极参与。

因此作者推测，在这些重重激励下，科举使人们形成对追求读书成就重要性的认识，孕育出了相应的文化。并且，它在漫长的时间内不断强化，得以一直存在至今。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这种重视教育的文化就会体现在当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因此，文中用1368-1911年间的所有进士数量度量科举的影响强度，用2010年人口普查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识字率来衡量各地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发现两者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为了排除科举对现代教育水平影响的其他干扰因素，作者还控制了种植适宜度以及2010年度的人均GDP来控制古今繁荣程度的影响，以及各地区科举配额、战乱、地理位置等其他因素。结果仍表明，一地级市内明清时期的进士数量确实对该市当今的人力资本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图2 科举的历史成绩和今天的人力资本状况的相关关系    

  图3 古今教育水平的区域分布

由于利用明清进士数量来度量科举的影响大小可能出现度量误差问题，这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和估计系数的有偏，因此作者构造了一个巧妙的工具变量。作者发现科举成功的秘诀不仅包括阅读“四书五经”，还需要博览各种参考书。但是在古代，购买获取参考书的难易程度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作者通过考证发现，在明清269个府中，仅有19个印刷中心，而书籍的销售和运输主要通过水路。因此，水运的便利和距离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的书本供给数量、价格的较大差异。利用这一想法，作者构造了各府到最近印刷中心的水上航运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图4  印刷中心、原材料和书籍数量的分布

那么，这一工具变量能够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吗？文中回归发现，该变量和进士数量确实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印刷中心更可能坐落在经济繁华的地区，如果是这样，这会动摇其外生性的根基。然而，作者发现印刷中心的位置和印刷的原料作物（松树和竹子）产地高度重合，而后者的分布相对外生。同时，回归的结果也拒绝了印刷中心位于繁荣城市的可能性。而且，当作者把进士数量和工具变量同时放入回归中，工具变量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到印刷中心的水运距离对当今教育的影响只可能通过进士数量来实现，即该工具变量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的结果同样证实了进士数量对当今教育的正向影响。

作者认为，之所以明清时期的进士数量和当今人力资本水平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是由于科举制度孕育出来的重视教育文化流传至今所致。为了验证文化的作用，作者在文中做了两项工作。

首先，作者考察了科举对重教观念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作者发现明清时期进士数量显著提高了当今这一地区受访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进士数量和其他文化观念（例如努力工作）没有相关性。同时，作者利用在北京15所高校调查的4000名大学生的数据回归后发现，在控制住个人能力之后，来自进士越多地区的大学生在班里的名次更靠前，并且更有深造的意愿。

其次，作者排除了重教文化以外的因素在人力资本延续过程中的作用。进士数量越多的地区可能吸引了更多的考生，由此带来的人才集聚导致了当前人力资本水平也更高。为了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作者在进士数据中剔除了出生地和考试地不一致的进士，利用重新计算的进士数量重复OLS和IV的回归。另外，由于进士数量和当今教育水平的关系可能是由于更好的教育设施所导致的。作者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私人藏书楼、书院以及1907年以后西式小学、初中的数量，发现结果仍然稳健。

到此，文章已经为明清进士数量与当前人力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机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作者还检验了这种因果关系分别有多大的比例是通过纵向的“代际传递”和横向的“同辈压力”来实现的。回归结果显示，重视教育的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或比同辈效应更重要。最后，作者认为宗族纽带有助于传承科举文化，文革以外的历史事件没能对这种传承造成损害。

本文的研究表明，科举制度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这一制度孕育的重教文化却仍具有生命力，并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源：Ting CHEN, James Kai-sing KUNG, Chicheng MA, 2016,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