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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窝阔台去世（1241年）后至1251年的10年中，由于蒙古汗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争斗，争夺汗位，蒙古汗国对南宋的大规模战争暂时停歇了下来。这实在是邻国之福，南宋当局遂抓住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成功加固了自己的北方防线。 具体而言，东线的两淮（淮东与淮西）战线临近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与经济命脉所系的“三吴”地区（太湖平原与浙东平原），向来是南宋设防的重中之重。北敌如若占据淮南，兵临大江，则滨江的建康（南京）乃至身后的国都临安即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南宋的有识之士向来主张着重守淮，所谓“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汉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故南宋在此集结十余万精兵，集中驻守在淮河南岸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今安徽寿县）、盱眙（今属江苏）、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并在江淮之间的要镇庐州（今安徽合肥）、滁州（今属安徽）、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等地屯兵以为策应。为了在河网密布的江、淮地带进一步限制蒙古骑兵驰突，宋军还以城镇要点，加强城寨，增加守备兵力；距城3里挖1沟，5里掘1洫，设防不可谓不严密。 在中线的京湖（指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相当于今湖北全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战区，南宋名将孟珙十分重视此地。他筹划防守，利用河流沼湖，疏通水道，增修水库，既利于农田，又限制蒙古军行动。防御部署上加大纵深，并提出:“藩篱三层”的措施，即在夔州设一军，负责今天的涪陵以下江面为第一层；长江以南的湖南常德一带为第二层；广西桂林一带为第三层，拟于各要点驻兵三千、五千、万人不等。并准备船只进行了水陆协同作战的训练。孟珙病逝后，权臣贾似道出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向来都说贾似道误国，但此时的“贾似道以盛年精力，极意经理”，对京湖防务确实做出了贡献。1251年，接替贾似道的李曾伯又出兵收复襄阳、樊城。经过南宋军民数年的大力建设，襄阳“赖城高而池深与兵精而食足，士百其勇，将一乃心”，重新成为京湖前线的军事重镇，并在随后的多次战争中阻遏了蒙古军队的攻势。 日后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南宋的西线是四川战区。蜀中富庶，“财赋入户部五库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锦丝绵之类不与焉”，几乎占据南宋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致人言:“东南立国，倚蜀为重。”更不用说南宋战马向来奇缺，江南马匹羸弱，不堪上战场，战马只有取之于川滇。南宋朝廷于有关地点设茶马司，以茶盐、丝绸向各地区购马。川马沿嘉陵江转入长江出峡，使四川成为南宋骑兵的马源所在。就防守而言，蜀道向来艰难，秦岭、大巴山的崎岖山地也不利蒙古军队发挥骑兵优势。由秦陇而来的陈仓道以及由汉中而来的金牛道到达成都平原的门户——剑阁之前，沿途必须经过著名的“三关”隘口，前后有仙人关（陕西徽县南)、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易守难攻。 古阳平关 偏偏这样险要的地势率先为蒙古军攻破。早在1231年，蒙古军就强行假道宋境，进攻金国，进入过汉中和川北。在窝阔台汗时代对宋的大攻势中，蒙古军几乎蹂躏了四川全境，并于1241年确占成都，迫使南宋的防御中心东迁至重庆，依靠川东山险进行抵抗，才勉强守住了蜀中一隅之地。而蒙哥汗也正是决心以四川为攻击重点，进一步撕裂南宋防线的缺口，进而东出三峡，与忽必烈自京湖地区南下的中路军、兀良合台自大理、交趾北上的南路军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会合，然后顺江而下，直捣建康与宋都临安。 蒙军夺占阳平关 1253 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戍守兴元诸州，总管漠南汉地即南宋边区的军国庶事。此时，蒙军在攻宋作战上有了改变，借鉴兴元筑城的前例，蒙哥接受大臣的建议，改变劫掠之后，弃之而去的作战方式，在巴蜀、京湖、两淮边防要地开始修缮城池，遍置屯田。至1258年2月，整个蒙古汗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除了远在云南一带的兀良合台率领的战略迂回军之外，蒙哥汗发兵三路，分别进攻南宋的三大防区。东路军在塔察儿统帅下率部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涟水(江苏涟水)与荆山(今安徽怀远)，以图分散和牵制宋军兵力；中路军在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指挥下领的中路军避开设防坚固的襄阳、樊城，经河南信阳出义阳三关进入江汉平原进攻鄂州，而蒙哥汗自己率领的主力部队则进入蜀地，进攻南宋的川东防线。取临安”。蒙哥汗为了避免和减弱南方人民的反抗情绪。在出师前强调军队纪律，令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 以自然条件而言，蒙哥以四川为主攻方向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四川地区地理环境十分复杂，除川西平原外，大多是山高坡陡，林深草密，水流湍急，隘路难行的地形。如此环境，使行军作战及粮饷运输均感困难，这对惯于平原野战的蒙古骑兵极为不利。《武经总要》就认为：林木丛茂之地、沼泽难行之地、涧谷山阜之地、沟坑坎坷之地等，均为骑兵的“败地”、“死地”。何况，四川除了地形复杂外，不少地区夏季酷热，气候潮湿，疾疫频繁，这样的环境对一向畏暑恶湿的蒙古人来说也是不利的。蒙古方面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谋士游显就曾向蒙哥进谏： “巴蜀水则江流悍急， 陆则陟降山巘， 舟车皆不可施利， 馈继甚艰， 六军出此， 恐非万全之策。”但既然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的确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蒙哥汗如此决断恐怕也不足为奇了。 当时，原来在蜀中征战的蒙古汗国的蒙、汉军有四个系统：由汪德臣、赵阿哥潘、李忽兰吉等所率领的利州（四川广元）戍守部队；由汉将刘黑马、夹谷龙古带、耶律忽林带（亦字脱林带）所率领的另一路部队突袭西川，占领了荒废已久的成都。刘黑马表奏蒙哥汗“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得到奏准，遂与夹谷龙古带尽心经营，七日之内兴建了一座“楼堞隍堑皆具”的成都新城使成都成为侵蜀的又一要地。此外，蒙古军还投入了阶州（今属甘肃）的守备部队以及驻扎在成都的蒙古骑兵2万人，加上由蒙哥汗亲率入蜀的精锐蒙古军4万人，四川战区的蒙古军总数可能接近十万之众。 蒙古攻城图 1258年九月，蒙哥至汉中，随即取金牛道，向利州推进。渡过“三泉县至利州之间的一万九千三百十八间桥阁。途经四万七千一百三十四间护险编栏”之后，蒙哥于十一月七日进至利州东面的宝峰山，次日进入利州城。当时，利州之东有巴州，西有剑门、阴平，南有大获、长宁等要地，离利州不远。由于蒙军汪德臣部的事先占领，蒙哥军不费吹灰之力，一举而入利州城。汪得臣也因此得到蒙哥汗的宠信，被任命为征宋军的前锋将。 接着，蒙哥移师西南，渡嘉陵、白水二江抵达剑门，向安西堡、苦竹隘（今四川剑阁县境）、长宁山（今四川广元、青川县之间）等地发起猛烈进攻。苦竹隘地势险要，三面绝崖，深达千尺之沟，只南面有一条一人可行的通道，确实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地。由宋将杨立守之，蒙军数攻不克。于是，蒙哥派遣降将张实劝降杨立。张实见杨立后，不但没有劝其投降，反而将蒙古军的军情详告给杨立，并表示与杨立共守死抗到底。蒙哥闻知，火冒三丈，发令生擒张实。他调来长于山地作战的史天泽军，令其将史枢率数十勇士，从悬崖上坠下，进行侦察，发现了苦竹隘东南门是易破之突破口。翌日，蒙古军发起猛烈攻势，又有宋将献东南门降，蒙古兵遂入隘。 占领苦竹隘后，蒙哥汗自率大部人马顺嘉陵江东下，大军到处所向披靡。到这年年底，蒙哥汗入蜀不过两个月时间，连同蒙古军原先占有的川蜀之地，蒙古军已占领了川西、川北、川中的大部地区，约占整个四川防区的三分之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蒙古军已对重庆、合川等川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形成了夹击态势。 1258年底，蒙哥率军沿嘉陵江南下，进攻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当时，能够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南宋在四川抗战局面责任的，就只剩下了距重庆北面70公里的一座山城——钓鱼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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