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轰炸重庆铜梁的那些日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东北、华北、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陷，全国抗日形势严峻。

　　一九四〇年开始，日本侵略者集中其全部空军力量，以陪都重庆等大城市为重点目标，对我抗战大后方实施持续、无差别的狂轰滥炸，企图摧毁我后方资源、人口，动摇我军民的抗战意志，实现其以大轰炸促“和谈”的阴谋，妄图逼我订立城下之盟，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铜梁地处成渝要冲且是重庆近郊，自然也成为日机空袭目标之一。仅一九四〇年六月至八月，日机就出动七十五架次轰炸铜梁县城，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二百六十一枚，炸死三十七人，炸伤一百零五人；炸毁二百四十户，房屋一千三百四十间。房屋损失，如按当时米价折算，值大米七千四百多万斤，其他财物损失则无法计算。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日机先后四次轰炸铜梁。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整个铜梁县城，浓烟翻滚，火光冲天，尸横四地，伤者皮开肉绽、缺手断腿，惨不忍睹。当日机轰炸重庆时，铜梁就开始“拉警报”。一是急促而持久地拉响巴川天主堂屋顶上的吊钟，二是在城区街道高大建筑物上挂红灯笼。

　　铜梁巴川天主堂位于当时的铜梁县巴川镇龙山附近（今步行街附近）。天主堂屋顶上的吊钟是合金的，声音清脆，声响可达城外数里。同时，挂一个红灯笼则为“预警警报”，意为日机已侵入四川上空，但距离尚远，来铜梁袭击的可能性不大，告诉人们做好防空袭的准备；挂两个红灯笼则为“加急警报”，意为日机快要接近铜梁，示意大家赶快逃跑避空袭；挂三个红灯笼则是“紧急警报”，意为日机已经到来，甚至看得见了，示意大家不要跑了，就地隐蔽，不要让日机发现。

　　每当听到长鸣的钟声，或看到挂起了红灯笼，人们就急忙关门闭户，收拾贵重财物，扶老携幼，仓惶逃命。在那种情况下，警报声与奔跑声、哭喊声和“咚咚”的日机吼叫声混杂在一起，状极凄惨！那时没有防空设施，除了天主堂后面有一个可容十余人的小“掩体”（“掩体”是一种军事设施，供隐蔽用的露天工事。），专供外国传教士使用外，别无防空洞。人们只有跑到县城外的竹林、树丛、崖边躲藏，风餐露宿，忍饥挨渴，饱受蚊虫叮咬，却没有任何法子。好不容易等到“解除警报”，人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在惊魂未定时，可能又响起了第二次、第三次逃跑躲避的“警报声”。有时“紧急警报”来得太突然以致根本来不及逃跑，人们就只好把家里的几床棉絮叠盖在桌子上，一家人躲在桌子底下避难。

　　跑“警报”没有一定的时间，有时深更半夜酣睡之中，有时正当淘米下锅，或饭将进口。有的家中就有好几次刚把米下锅就跑“警报”，跑了回来饭已烧成了糊锅巴，又重新再煮，尚未吃成“二道饭”时又要跑。日军空袭闹得天无宁日，人无宁时，从早到晚，人们心惊胆颤地过日子，更别说工作、生产了。

　　为了防避日机空袭，人们在墙壁上用墨汁或“松烟”涂成黑色；窗户贴上横七竖八的纸条，以麻痹日机，使之误以为是被轰炸过的废墟。各机关、法团、企业、商号都纷纷迁离县城，逃避轰炸。如铜梁中学迁到凉水余家坝，县立女子中学迁到侣俸，县立农业职中迁到蒲吕，私立正谊中学迁上巴岳寺，养正校迁到南郭西来寺。县城中还有几所小学无处可迁，则被迫停课，城中少年儿童深受辍学之苦。

　　日机每次轰炸铜梁时都飞得很低，好像距离屋顶很近，飞的速度也非常慢。每三架飞机排成一个“品”字形，其状与一群老鸦无异，有时人们连飞机里的日军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日机一面投弹，一面用机枪扫射，甚至还在拍摄照片。后来，人们把没有爆炸的炸弹，从泥地里挖出来展览，残存弹壳在中小学则被用来吊起当“钟”打，意为敲“警钟”，让人们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