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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强调法治就必须弄清道德与法的关系，法治的关键在“法制”，法制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基础之上的，而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就是道德，所以“道德”永远高于“法律”，是立法的基础。 法制的本质是建立制度和规则，也就是立法，它不仅仅限于法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出台某些管理政策都应该算是立法。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是道德，如果分辨不清楚怎样做才是好，怎样做不好，怎么建立行为规则呢？ 道德与法律、制度、规则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制度是对一些道德系统化，明确化，规范化，法制可以对道德产生维护作用，否则道德也难以持续。 立法是一种制度设计，总体上依据某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各种法律是相互配套的有机的整体，不能互相矛盾。立法是“行为”，是受价值观支配的，选择规则是有利益倾向的，利益争夺会影响立法的科学性，要科学的立法要避免利益争夺。 法应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方面是制度，规则；而另一方面是惩罚。 立法是需要智慧的，一种好的制度，规则应该尽可能的让大家自觉的遵守，执行，怎样才能实现呢？那就是遵守、执行的结果必然是利己又利他的，是公平的，对大家都有好处，好的制度和规则应该体现出这种机制，就是实现制度，道德，价值观的统一。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好意识形态和完善的社会理想才能建立好的制度，规则。而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公允性高，人们价值观认同度高，设计合理，它能体现出一种凝聚力，人们会有高效率的合作。 立法，制度对改变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假设法律规定房产不能出租，不能继承，那么房产就会自然回归使用功能，使价格大幅下降；如果取消股市，就没有股市投机；公务员保障与全社会趋同人们就不会争着要当公务员；没有私有制就不会有人想当老板，就不会追求过度财富占有等等。反过来能否产生这样的法律取决于对其好坏的理解，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道德问题，同时也涉及一个“正义性”问题。 在精神文化方面我们应该倡导什么，诱导什么，这对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诺贝尔奖就是一种价值观引导工具，它代表了一种价值“推崇”，对追求它的人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代表了西方主流的推崇。而我们中国在精神领域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多半是炫耀经济发展成就，炫富，缺乏深度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度，自然也就缺乏影响力。 广告，商业倡导的文化多数是腐朽的文化，它往往去满足人的动物性追求，并力图把一些人的低级的动物性冠以“高尚”，因为这样做能使商品有更好的市场，但这会使人类退化。人有动物性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绝不是“高尚”，猪狗都会做，能够理解的事情算社么高尚？“高尚”的应该是大大高于动物的智慧和理性。商业推崇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这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文化是不能商业化的。但我们应该倡导什么，该建立一些什么样的制度机制是值得深思的，没有先进的思想和理想是什么都做不成的。 意识形态，道德，法制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法，是建立有益于社会的，有效的价值体系，它应该构成价值观诱导机制。法制“好”与“不好”应该是用“先进”与“落后”来区分，这与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分散的市场经济发展为大分工，大协作的生产模式；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转变为市场饱和，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时代；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变，从量变发生了质变，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社会需要更加科学，理性。这就象社会从小农经济转变为工业化社会一样，它要求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跟随转变，制度也同样需要改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比较适合分散的农耕时代；而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更适合初步的工业化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则应该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分工合作时代。 从长远看我们的许多道德观念是需要改变的，比如“差异”与“平等”的问题：我们知道合理竞争是有益的，它能推动社会发展；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基本满足之后，这种差异主要应该体现在精神领域。我们的制度设计也应该逐渐淡化物质分配上的不平等，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对社会有益的精神追求和竞争，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建立具有诱导功能的，公允的奖励制度。在目前物质享受差巨大的条件下，单纯的精神奖励是很难奏效的，开始必需伴以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物质奖励制度。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制度改进与社会价值观转变相互促进的过程，是无法突变的。另外在物质分配差异方面是需要被限制的，限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更科学，合理，如何使用渐进的方法来克服阻力，这些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法治和道德一样都需要人人平等的环境，谁也不能有不被法律约束的特权，司法公平同样是需要监督和制度诱导的。 法的另一方面是“惩罚”，惩罚是对不遵守规则行为的惩罚。现实中是很难实现价值观完全统一的，人们往往喜欢投机，投机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受惩罚是不利己的，可以对人的价值观修正，这是对道德，制度的维护，所以惩罚是必需要的。 惩罚必须满足公平，正义的要求，不公平，不正义的惩罚不容易达到修正价值观的效果，反而会引发抗拒心理，造成破坏性影响，会影响制度、规则的公信度，凝聚力，是对制度、规则的破坏。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制度，奴隶制社会往往只会用惩罚，它很难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属于一种底线管理，惩罚越多说明制度越差，越落后。 社会整体价值观水平，道德水平越高，权利越平等，法的作用就越小，法律惩罚很少被使用，主要依靠大家推崇，鄙视，相互抑制来维护就行了，这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智慧水平。人们越愚昧就越需要法律，法律就越要细，越需要惩罚。共识越高，越先进的意识形态，越完善的社会理想产生越好的法律，是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效率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社会的进步。越好的制度，法律，监督管理的成本越低，惩罚用得越少。而坏的制度是用落后的意识形态建立的制度，认同度低，只能用惩罚来维护，管理陈本高，效率低。认同度低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法不制众的局面，社会潜规则盛行。在价值观极度分裂的社会，违法，坐牢，在多数人看来都不是耻辱，而可能变成荣誉，那么法制就彻底崩溃了。 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反对人为设计，反对政府干预，希望一切顺其自然，这需要非常细致，繁多的法律，这是利益争夺导致的。纠纷多，官司多，种类繁杂，随机性很强，就是这种制度的特点，其法制的社会成本非常高。他们认为“合约”就是“道德”，但合约往往是强权之间的合约，这其实是很强权的。这样的法律需要不断的修改，增加新的法律，大陆法系是很难适应的。 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一种人为设计的，整体的、系统性的社会制度，强调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主张有序，有效性和效率；反对无序竞争，无序发展。在一个好的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下，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序的自由市场竞争，个人，家庭财产权很容易明确，经济纠纷会很少，法律会大大简化，变得简单，清晰，社会治理会更多的依靠道德。 应当说科学，民主，法制是一个整体，科学社会主义是赞成、并且强烈主张这种体系的，只有它才能够与计划经济配套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私有制、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实质是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这是西方理论的自相矛盾。 事实上解放初期乃至30年前我国在人才，物质基础，基础设施，管理经验，理论准备上都不具备搞这种制度的条件，所以很容易出问题，但也体现出它的许多优越性。我国后30年的发展最与众不同的，最成功的部分，我认为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和国防，科技等依赖的都是社会主义机制。是应该发扬，维护它呢还是应彻底该抹掉它呢？我国现在搞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条件已经成熟了，我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实现的条件，社会也有这种需求，是上层建筑跟不上。科学社会主义从起步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困难，问题都不会少，但它是方向，是开辟一片新天地的出路，而不是死路。 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是成体系的，立法在理想，方向，法律体系方面都截然不同。没有坚定政治理想就无法搞清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不管是道德，法治都是无法实施的，反腐败也不可能成功。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是方向选择，方向选定了才谈得上如何构建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构建社会道德和法制，制定发展战略，也才够得上谈依法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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