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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当（Ernst Pascual Jordan）是一个倒霉的人。 他作为矩阵力学的建立者之一，名气似乎远在维尔纳·海森堡和马克斯·玻恩之下；作为当时世界的顶级科学家，他缺席了第四次索尔维会议，导致他没能出现在那张传世经典合影中；作为量子力学先驱，他却因为运气原因没能站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这让他一生难以释怀；作为同名者，他的名气又远不如迈克尔·乔丹（我国甚至有量子力学教材将其名字用英文读音翻译为乔丹，让人哭笑不得。实际上约尔当是非常好的德语音译）。而在政治上，他错误地站到了纳粹一边，甚至成为了一位很不光彩的告密者，这直接导致他身败名裂。另外，他患有严重的口吃，这导致了他内向，不善与人交往的性格。他对科学史的贡献仿佛一抹消失的月光。  这似乎是我们的主人公留下的最清晰的照片 帕斯卡·约尔当（1902.10.18—1980.7.31），出生于汉诺威的一个德西组合家庭，他的名字就是从西班牙籍的爷爷身上继承的。他是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的创始人之一。
1924年，约尔当从哥廷根大学毕业。1925年，约尔当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这就是和海森堡、玻恩等人合作所得到的量子理论的矩阵力学的最初始版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尔当分别在哥廷根和哥本哈根工作，他对新量子理论的诞生作了推动作用。  而同年的手稿中，约尔当还提出了现在我们常说的费米-狄拉克统计，然而一次意外让这篇文章没能被提交——它被遗落在玻恩的一个行李箱的底部，又随着一场讲座之旅来美国，稿件就在那里呆了大约半年。玻恩发现这个意外的时候，狄拉克和费米的文章已经出版了。马克斯·玻恩几十年后辩解说：“我讨厌约尔当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但我永远不能忽略他学术上的成绩……当我回到德国半年后我才在我的行李箱底部发现它——包含现在所谓的费米-狄拉克统计。恩里克·费米和保罗·狄拉克独立发现了它，但约尔当应该是第一个。”
另一方面，非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的第一次转换理论正是由约尔当和保罗·狄拉克在1927年分别独立发表的。1926、1927年可能是约尔当的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年。他的奇思妙想与数学、物理上展现出的天才的水平屡屡打动他的同行。他与狄拉克也形成了友好的竞争关系。  在获得了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的伟大的发现同时，约尔当和很多同事开始认为，《凡尔赛条约》是不公平的。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年轻的魏玛共和国似乎病入膏肓，约尔当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成为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右翼。约尔当从1928年到1944年在罗斯托克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虽然他最亲密的同事大多是犹太人，在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约尔当还是选择了加入了德国工人党的（纳粹党）。约尔当认为，现代物理学，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社会主义兼容（天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这就成了他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黑点。不过约尔当并未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等一些反人类的工作——实际上，他这次站队有些不明不白，可能与他的内向自卑的性格有关。 约尔当1980年去世，去世前还致力于引力理论的研究。他的战后工作虽然不如战前的工作那样辉煌，但对科学的执着依旧没变。席尔瓦·施韦伯教授说，纵观量子电动力学的历史，约尔当成为了光荣的“英雄时代”的“无名英雄”。
作为一位科学家，约尔当的贡献当然是光辉的——量子力学的建立，若一定要评选出类似NBA的“一阵”的话，先发五虎必是提出两种量子力学方法的海森堡、薛定谔，给出解释的玻恩，以及给出完整的数学描述的约尔当和狄拉克；另外广义相对论的优雅也深深吸引了约尔当，他试图将其与量子力学统一起来，并且在广义相对论的发展上也有所贡献；在1964年广义相对论会议上，他因为严重的口吃而无法表达自己，所以他的演讲通常是由昆特和埃勒斯医生完成的。他们正在讨论德州的奥斯丁的会议上讨论引力波的时候，这两个人都不在场，所以约尔当不得不亲自演讲，他的严重口吃使得他的观点难以令人理解，但好在其具有指导性的主旨后来在科研中被其他工作者充分利用。 温伯格先生在《宇宙最初的三分钟》一书中写道：“人类是不满足用神和巨人的故事来满足自己或限制他们的思想生活的日常事务的；他们还要建造望远镜、卫星和粒子加速器，他们坐在办公桌前，花费大量时间来提炼他们收集的数据的意义。探索宇宙的过程是为数不多的提升人类生活与思想境界的东西。”如果约尔当没有站在纳粹党一边，他或许可以分享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和纳粹，与其说是政治信仰，不如说更是某种道德层次的问题。作为一位中国人，笔者认为，虽说谈论一个人的贡献时候不需要将他的私德扯上关系，但这不代表就可以不注重个人修养。尤其作为科学工作者，更有必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斯人已逝，功过是非俱往矣，对于我们来说，唯有快速学习知识，将来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科学研究做出足够的贡献！ - e n d - 作者：王纪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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