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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友原创 | “四句教”与王学分裂

2018-05-01  无心过失

最有格调的心学微刊


“四句教”是阳明先生在晚年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对整个心学体系最简要的概括,在心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四句话,由于弟子们的不同理解,心学发展走向逐渐分歧,最终导致了阳明心学的分化,产生了王学后学的各种流派。


一、天泉证道。

嘉靖六年九月,阳明先生奉诏评定广西思恩、田州叛乱。临行前一天晚上,他的两个大弟子王畿(龙溪)和钱德洪(续山)对于先生提出的“四句教”的不同理解而求教于先生。当时,阳明先生非常高兴,就坐在自家院子的一座小桥上对他的“四句教”进行了解释,这座小桥的名字叫做天泉桥。这段往事就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


二、“四句教”是未竟话头还是究竟话头?

(一)阳明心学的一桩学案 。

阳明先生 “四句教”的内容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纵观阳明先生本人的文字,我们没有发现这四句话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的现象。为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不是阳明先生自己的观点,而是王畿自己的杜撰,这也成了心学历史上的一宗学案。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王阳明全集和各种书信当中,这四句话却分别出现过。因此说,杜撰一说值得商榷。


(二)王龙溪的疑问和钱续山的观点 。

针对阳明先生的“四句教”,王龙溪有他的疑问。他说,“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体还是有善恶在。”钱德洪对此的理解是:“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


(三)阳明先生的解释 。

阳明先生对王龙溪和钱德洪的看法均予以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两人的片面性。他解释道:“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但他同时强调了在为善去恶方面的事上磨练。“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工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三、“四句教”应该如何理解?

我国古代总体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是生生不息,这就是古人认为的天理。深而言之,生生不息反映出的含义就是“和”,是包容,是各种不同事物(也包括人)的和谐相处。例如,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就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哲学观念的延续。孔子将我们这个哲学理念概括为一个字,即“仁”。

阳明心学逻辑起点是万物一体,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因此人也具有符合天理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阳明先生提到的“良知”。那么人所具备的天理是什么呢?就是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在超经验状态下,即没有外物感应的状态下,人自然会呈现出本然状态,即四端之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是符合天理的,不存在什么善恶是非的分别,人做事都出自于本心。比如说,孩子掉到井里一定要去搭救,遇到乞讨的老人一定会给予施舍。这样做事,不是善,也不是恶,是天理的自然流行,是良知在起作用。以上所述是在超经验状态下的情况,通俗点说,是在真空状态下,是理想的状态。但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当中,随时随地都与外部发生着联系,实时与外物发生感应。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境,也就有了意的发生。意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七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这时,人就从超经验状态转换到经验状态,也就产生了价值。因此,也就有了善恶、是非、好恶等分别,从经验状态的情况看,“是、善、好”这几个方面是顺着天理的,而“非、恶、恶”是逆着天理的,这就是私欲在作怪。仍以孩子掉进井里为例,在经验状态下,如果是仇家的孩子发生了这种状况,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施以援手,二是袖手旁观。显然,第二种是违背天理的,是私欲的“情”发生作用,良知被遮蔽了。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情在起作用,但心之本体(良知)却一直都在,只是被暂时遮蔽了,就好像乌云暂时遮住了太阳,钻石暂时被污泥沾染一样,当私欲被克去以后,良知会重新起作用,就会回到人的本心状态,天理这时仍然会得到彰显。人顺着天理做事,则又向圣域迈进一步。


那在现实状态下怎样做才能遵循天理呢?按照阳明先生的理论,就是“要在事上磨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方面。因为境的不同,天理(良知)是不同的。在传习录中,曾有一段花间草的故事,就说明了在不同的境下善恶的转换。同样,在电影少林寺中,当主持方丈被叛匪烧死后,众弟子大开杀戒。但这是天理,是为天下除魔,在这个境下,杀敌是为民除害的,就不能死板地拘泥于不杀生的教条。第二个是主观方面。就是有自己主观的意(情绪)在里边,这也就是私欲,有悖于良知,从而不能按照天理做事。《大学》中曾提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基于以上两点,阳明先生提出致良知的观点。他主张“心无体,以外事万物感应为体”将心中的知扩充到行的层面,做到知行合一,在行(实践)得到验证能行得通的才是真正的理。如,对于资助贫困孩子的事,我们心中的认知是要帮助,(当然,这个举动是不存在个人私心的目的的。如果存在个人目的,那助学这件事就变调了)但有可能因为孩子的自尊心而受到抵制。这就要通过实践得到我们真正解决事情的好办法,也许得到了孩子接受,也许孩子没有接受。这就要看具体的境,来作出不同的选择,依据行来进行检验。


那“事上磨练”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圣人、优入圣域有没有标准呢?答案是没有。按照阳明先生的说法,就如在朗天下不用点灯,屋下不用架屋一样,要不停地在事上练,随外物感应不已、不停地克服自己的私欲不已,那我们就不停地向良知靠近了。


综上所述,阳明先生的“四句教”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我们可以将第一句和第三句放在一起—“无善无恶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说明了在超经验状态下人的本性,即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行为都符合天理,无所谓善恶,是至善的。并且,由于人的良知在自然呈现,这个良知就成为衡量在境的状态下是否符合天理的价值原点。第二,将第二句和第四句放在一起,“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两句的意思是,只在有境的条件下,才会“有善有恶”,才有可能出现偏离天理的情况的产生。因为古代的学者最高的目标就是优入圣域、成为圣人,那就要遵从天理来行事。而要遵从天理,就要随境而感,就要克去私欲,要“为善去恶”。这里所说的“善”,不仅仅是指善恶的善,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的道与人心结合为一的意思。而“为善去恶”的方法,就是要“正事”,从内心里做到诚意,这也就是阳明先生对于“格物”的理解。所以他说,为善去恶是格物。


同时,阳明先生也肯定了王畿的四无说。世上有一些天资非常聪慧的人(即所谓的圣人),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圣人的心体可以时时和天理保持步调一致,当圣人格物时,所格之物不用选择也可以恰中天理。对于这种人来说,就不需要在事上磨练,无习心可克服。因此,在经验世界中的价值对他们来讲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故“四无说”是针对他们来说的。阳明先生肯定这种人存在的同时,更多地告诉人们这些人世上罕有,还是要以致良知为主。


四、王学的分裂。

(一)王学分裂的原因

阳明先生用良知教导门人弟子并不拘于一种方法,他是根据门人的机根和习气等情况来扬长补短,在开导上不拘一格。因此,他有时讲良知时,强调的是良知的本体,有时强调的是良知的发用流行。有时强调无,有时强调有。弟子中对阳明先生良知的理解也不同,故逐步形成了不同的门派。   


(二)王学的主要流派          

1、现成派

以王畿(龙溪)和王艮(心斋)为代表。现成派起源于阳明先生“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若能直下悟此良知,就能一了百当”的观点。

龙溪宣称“恰似无规矩而出天下之大方圆”。他认为,“从先天立根,则动无不善,见解嗜欲自无所容,而致知之功易。从后天立根,则不免有世情之杂,生灭牵扰,未易消融,而致知之功难,势使然也。”龙溪认为,心体之无中,藏有万物生化之几。认为是超越思为的不学不虑,即自然之明觉。强调当下即是,学为顿悟而非渐修。因此,现成派放弃了事上磨练的致良知方法,主张良知在外物感应下会自然呈现,这种良知就是人应该遵循的天理。“良知本顺,致之则逆”。


龙溪总结现成派,他说:“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至此便是入圣真脉路。当下保此一念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谓之格物;不欺此一念灵明,谓之诚意;一念廓然,无有一毫固必之私,谓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无别路。此是易简直接根源,知此谓之知道,见此谓之见《易》。”


现成派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现实相契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思想解放,影响深刻广泛。


2、归寂派

以聂豹(双江)、罗洪先(念庵)为代表。这个派别主要起源于阳明先生中年“主静”的观点。归寂派主张,“根本者,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也。培根者,培其枝叶花实所从之根,非以枝叶花实为根而培之。”“譬之于水,良知,源泉也;知觉,其流也。流不能不杂于物,故须静以澄汰之。与出于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


归寂派认为,与是非善恶相对的知觉和亲爱敬长的道德感知,不能等同于良知。他们是良知的发用感应,可以说成是知,但不能说成是良。将良和知二分。如果以知觉为良知,那么精神便会终日随知流转,而不复有凝聚纯一之时,因此会支离。


    归寂说是以心的收敛保聚为工夫,主张立未发之体的立静说。是阳明中年主静观点的发挥,达到了宋学相通的静的渊源。在这一点上,归寂派更接近于朱子学说。


    3、修证派(正统派)  

以邹守益(东廓)、欧阳德(南野)为代表。修证派认为良知是知行之体,而知行又是合一的。欧阳南野认为,“知也者,致其良知于人心道心之间而不自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切恳到,恒久而不已也。”邹东廓认为,“知行非二功也,自主中信之精明谓之知,自主中信之真纯谓之行。始终非二截也,自主中信之入门谓之始,自主中信之成谓之终。故笃恭之功,即其内省不疚之不息者也。笃行之功,即其学问思辨不息也者。”“果之性道之非二功,则自知率性与修道之非二功矣。”真的工夫就是随着良知本体流行,真的本体就是工夫的自然之体。


修证派强调本体与工夫的浑一,因此修证派那里没有本体,只有生生不息的良知。按照修证派的观点,知与物为一体,格与致为一功,所以格物便是致知之物,致知便是格物之知。


五、王学后学的沉寂。

首先,现成派的纵情肆意。他们强调良知当下现成,视工夫为本体之障碍而加以抛弃,并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当作本体与性命。所以,他们轻视工夫,从而陷入任情悬空的弊端,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现实社会纲纪的风潮,导致了明末道义颓废。因此,现成派这种用心的无工夫的工夫,只有天资英发的上根人才能做到,对于能力不及者来说,反而有滋忧之弊。


第二,归寂派的枯禅倾向。归寂派以归寂立体并达体于用,将静作为学之根本,这便脱离了以所谓良知流动的心之性命为根本的王学宗旨,因此衰微是必然的。


第三,修证派的拘泥。修证派致力于矫正现成派的流荡和归寂派的偏静这两种弊端,他们提倡用工夫求本体,其实这种思想就与归寂派一样,具有了宋学的倾向,思想上不够解放,也难以适合王学的发展方向及时代潮流。


与我国古代学者不停地在文字上绕圈圈、在理论上证正统相反,日本对于阳明学说的运用主要于实践,他们主张“即知即行”。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阳明学在日本国内的广泛普及分不开的,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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