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04】商业和城市、交通的发达

—、垄断与债台高筑

“垄断”是今天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古书中有时写作“龙 断”或“陇断”。它的本意是指田野间地势高的地方，后来才有操纵 市场、独占利益、把持权柄这些意思。这个词最早应该算是从孟子那 儿来的。《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 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个叫季孙的说过，子叔疑真怪！自己要做 官，别人不用他就算了，却又使自己的儿子兄弟来做卿大夫。谁不想 当官发财？然而他在这方面却有一种垄断行为。这里的“垄断”已有 独占利益的意思。孟子接下去对“垄断”有一番解释，告诉了我们 “垄断”的本意，同时对我们认识古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过程很有帮助。 孟子说：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 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 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这里对垄断的解释，恰好反映了古代商业贸易的历史发展过 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发展史的历史转变过程。孟子所 讲的“古之为市”，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由官府主管的情况，显然

指春秋战国以前那种“工贾食官”情况，或者是更为古老原始的交换 行为。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这便是孟子 称作的“贱丈夫”。他们原来从事工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能到官府 设立的市场去交易，只好在乡间找个高地东张西望，窥测方向，寻找 买卖的有利时机。由于这种私人的乡间贸易发展了，后来才有把商业 交换地点称作“市井”的。所谓“井”即指井田，据《公羊传》讲， 市井即“因井田以为市”。这是私人商贾起初确实在乡村民间出现的 一■个说明。

春秋以后的私营工商业者，不光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生产和交换， 而是为了通过交换获取利润发财致富。在春秋期间，我们已可以明显 地看到一些不再是“食官”的富商大贾。他们自由往来于各国间从事 商业贸易，各国政府和公卿大夫也不能任意“强贾”他们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由于富商大贾的出现，“商贾食官”已成为历史的旧 迹，政府不能直接掌握工贾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但商业交换又是块肥 肉，成为一种重要的财源。所以春秋后期便出现了设关卡收取工商业 税，以增加统治阶级的财政收人。有的诸侯国君还用工商业税作为赏 赐，或像食邑那样作为一种臣下的俸禄。孟子讲的“纵而征之”、“征 商至此始”，实际上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位的显著 上升，人们对从事工商业活动不仅不以为下贱，反以为荣，原来出身 高贵的士大夫也干起过去低贱小人做的买卖来。像出身士人的孔门弟 子子贡这些人，就连最讲尊卑贵贱等级的孔子，也丝毫不见有贬责之 辞；相反，对向他“请学稼”的学生，却斥之为“小人”。子贡不但 没有被上层统治者视为卑贱，而且“结驷连骑”聘问诸侯，所过国君 “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到后来，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如曾帮助 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大官僚范蠡，也弃官经商去了。史_他经商 只十几年就“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商，达到“富致巨万”。富 商大贾不断涌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只要能获利/商人们不惜一切， 正像《墨子·贵义》篇中所说那样：“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 关梁之难，盗贼之范，必为之。”

战国时卿大夫投入商业贸易行列的就更多了，有的一面当官，一 面从事商业活动。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善于用“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人。他在丰年拋出丝漆，收进 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 润。随着战国时代商业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增大，一些大商人更进一 步谋取政治上的地位。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吕不韦 以一个大珠宝商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在秦统一过程中大显身手。

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活跃，还表现在商人经营范围的扩大，商品 种类增多。从统治阶级的高级消费品和军需物资到礼乐祭器，以及与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盐、铁、牲畜产品、竹木漆器等等， 都成了重要的商品。

商人们为了获得厚利，不仅是积极奔走，往来贩运，而且，当时 还出现了一些讲究生意经的商业理论著述。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 发达的重要反映。范蠡就是一位特别善于观察行情，掌握时机，具有 一套经商经验和理论的大商人。他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 则反贵。”物价涨到顶就必然下降，降到极低就又要上涨。做生意贵 在把握好这种极限，勿失良机，贱时就大量收买，贵时及时卖出去。 在商品的保存方面，范蠡也有一套理论，其原则就在“务完物”，即 务必要使货物保存完好，否则便要亏本。据说范蠡还写有专门论述有 关商业交换、盘算怎样才能获取高额利润的专著，叫做《计然》。由 于他很善于做生意，又有一套理论，所以当时很多商人都很重视他。 大盐业主猗顿就曾登门向他请教致富的学问。战国初期的白圭，也有 一套经商致富的生意经。他认为经商有很深的学问，有如伊尹、吕尚 之善谋；孙子、吴起之用兵；商鞅的变法改革。他特别强调做生意要 善于“权变”，要机智、果敢，掌握好时机，及时地做到“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如果犹豫不决，失去机会，就赚不了钱。在当时的社会 上，认为一个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是不与别人争讨眼前买卖价格的， 只要善于把握好时机就行。“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 贱已贵矣。”从这些片断的生意经中，已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业交换的 发达情况。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扩大，货币广泛流通起来，商人曰 益活跃。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富商大贾们从商业贸易中获取了巨额 利润，掌握着大批货币，控制着当时社会上大量农副产品和其他手工 业品，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他们手里，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另一部

分人，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商贾们的 盘剥，虽然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不得温饱，养活不了父母妻子，于是 就只好靠借债度日“称贷而益之”了。这样，高利贷也就发展起来。齐 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 000人，食邑 收人不足以供养这些食客，就向薛地的老百姓放债，他的门客冯谖见 他这样剥削老百姓，必然要丧失民心，于是利用孟尝君派他去收债的 机会，“矫命以责（债）赐诸民，因烧其卷”（假借孟尝君的名义，把 借条全部烧了，表示不要老百姓还债）。到战国后期，高利贷更加发 展，甚至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前314—前256)也不得不向高利贷 者借债。当时周赧王因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害怕回宫居住，就造了 一座高台，自己躲藏到上面去，人们称之为“逃债台％后来的人就 把负债多叫做“债台高筑”。从这儿更反映了当时高利贷商人势力的 雄厚，就是周天子也逃不了高利贷的罗网。

高利贷是随着商业发展而出现的现象。我们从战国时代高利贷商 人势力的强大情况中，更清楚地看到了那时商品交换发展的事实。

二、从货币的使用看战国商业

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事实作为前提的。随着 商品交换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货币也就自发地产生出来。它的历史 是和交换的历史分不开的。它的起源和发展水平，也是与交换的起源 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此，这里再从战国货币使用的情况，来看看 战国时代商业的发展水平。

在我国历史上，大概在夏代以前还处在没有货币的以物易物的原 始交换阶段。相传夏禹曾“以厉山之金铸币”，那就是说已经开始有 金属铸造货币了。也有传说夏代是“以贝为币”的。看来后者近乎实 际。从文献与考古材料看，我国古代最早起过货币作用，并为大家所 承认的还是天然贝。但夏代贝币的实物还不能确指，商代确实发现不 少。在商代早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人工仿制的骨贝。在商代后 期的遗址中发现贝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许 多从贝的字，并有“得贝”、“易（赐）贝”之类的记载，还有一些作 挑贝贩运货物到远方的形象刻在器物上。不难看出，商代的贝已不单

纯是一种装饰品，而是具备货币的职能了。

西周仍以贝币为主，周金文中不但有许多“易（赐）贝”的记 载，而且考古发现西周墓中还有不少天然贝和铜贝。辉县琉璃阁就 发现过成堆（上千的）铜贝。在我国历史上，用贝作货币的历史 是相当长的。南方的楚国，直到战国时，还通行一种“蚁鼻钱”， 那就是一种仿贝形的金属铸造货币。在中原地方，作为货币的贝， 据《史记·平准书》说的“及至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 锦宝藏，不为币”来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此一说），一 直到秦统一才由政府下令停止通行而退出历史舞台。

称量货币，比实物货币进 步。在我国从西周开始出现，一 直到明清都和铸造货币相辅而 行。西周金文中除有大量“易 (赐）贝”多少“朋”外，还有 “易（赐）金”若干“殍” （W，

即鋅字），如西周时代的《禽簋》

有“易金百羿”。“羿”据研究就 是后来的重量单位“锾”，也有 简写作“爰”的。金文中的“锡金”若干“羿”都是作重量单位用 的。这就透露出了：至少在西周时，已有以“每”为重量单位的金属 称量货币。

春秋时代，称量货币与铸造货币已取得主导地位，以天然贝作货 币的情况在中原各国已属罕见。

进入战国，贵金属黄金真正加入了货币的行列。以前所谓的赐 “金”，一般都是指的铜而非黄金。贵金属作为货币流通，这是货币史 上的又一进步。与此同时，铸造货币也更加广泛流行，并且走向定型 化，成为中原各国的主要货币形态。战国时的铸造货币，一般都铸有 铭文，或是标明价值重量，或是铸有造币地点，这是铸造货币定型化 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战国时代货币的成熟和定型，更适于储存和 流通，从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特殊财富。《管子·轻重篇》 中讲的“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反映了当时 商业交换的高度发展水平。

春秋时代，人们大多还以珍宝珠玉、车马布帛和谷物等实物作为 财富的积聚手段。有人统计，《左传》中有关财货的记载，如贿赂、 赔偿、赏赐、馈赠、献纳、犒聘等等，大都还是以实物而不是使用金 钱。到了战国时代，就截然不同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一般不再只以实 物计算了，而是以金钱货币为主。战国时代的货币，成了人们衡量财 富和储存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历年的战国考古发掘中，发现过不 少当时的窖藏货币，有的堆放在一处，有的成捆装在大瓮里，其数量 有的达数千枚不等。战国时人荀子所说的“余刀币，有囷茹（窖）”， 储存货币的现象确实是当时常见的了。这一切都说明·.战国时代，商 业货币经济确确实实已在社会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发达程度前 所未有。

三、战国常见的几种主要铸币

在春秋中叶以后，货币虽然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了金属 铸造货币，但是，由于当时诸侯割据，政治分散，不仅是各国之间互 不统率，就是各诸侯国内部，也是卿大夫各占一方。在这样的局面下， 当然不可能有统一的币制。不仅不能统一，一些富商大贾也私自铸钱， 各国政府并未完全掌握铸钱的大权。

战国时虽然各国相继把铸币权收归了政府，但各国之间还不统一，‘ 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各不相同。就形制看，大致可以分为铲 形、贝形、版块形、刀形和环形几大种。

(1)铲形货币。主要在三晋地区流行。其形似铲。它是从古代的 铲形农具演变来的。古代有一种农具叫做耒。古文中的“耢”字就从 一人手持耒起土形。这种农具上面有长柄，下面有一歧头铲形，可以 刺土翻地。铲形货币又称作“布币'为什么其形是铲而又称为“布” 呢？推测是在我国古代的产品交换过程中，有的地区曾有一个时期， 人们用生产工具铲子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它是一种原始的实物货币。 原来的铲子都是实用之物，后来为了交换过程中的方便起见，才由实 物渐渐变小而成为一种象征形的铲，用它做通常的交换媒介。这样铲 形就成了这种货币的形状。之所以叫布币，则和我国古代有的地方曾 有以布帛作为交换媒介的历史事实有关。《诗经·卫风·氓》有“氓

之蚩蚩，抱布贸丝”（有个人笑嘻嘻，抱着布帛来买丝）句，这告诉 我们，当时的卫地（今河南省北部，黄河以北地区），确实曾有过以 布帛作为货币使用的交换历史。后来金属铸造货币出现，就把古代这 两种曾起过主要货币作用的实物结合起来了，其形取铲，其名取布。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讲：“古以布为币，后制泉（钱），即以名 之。”后来不仅这种铲形币叫布币，也有把别的货币叫布币的，如后 面我们要介绍的刀币，也称“刀布”。同时，作为农具的名称，也有 保存在后起的货币中的。“钱”这个字，古代本来就是一种农具的名 称。称货币为“布”，还有的说就是因为古代的农具有叫“钱缚” 的叭布与缚为音近字，所以铲形币又叫布币。

铲形币本身又可分为不同形制，如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 但其基本形状还是铲形。这类货币，主要在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 范围内出土最多。近30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 马，内蒙古的包头等地发现过大量铲形币和铸造这种货币的模具。这 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发现已有好几十个地 名，其中以“安阳”为最常见。安阳不是今天河南的安阳，而在现在 内蒙古包头附近，曾经在这里发现了铸造“安阳”币的作坊和模具。 这种货币估计是当时三晋地区的主要货币，流通范围也很广。除在山 西、内蒙古等地发现过以外，在河北的徐水、石家庄、易县，河南的 郑州，辽宁的朝阳、义县，吉林的辑安等地都曾出土过一些，说明三 晋的货币流通广泛，已越出了一国一地的范围。

铲形货币在南方的楚国范围内，今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曾 发现过。不过，它们与三晋的那些铲形币有所不同。从目前发现的实 物看，这些地方的铲形币体形较长，首有穿孔，铭文一般常见“铢布 当忻”、“十货”之类的字样。而不像三晋的铲形币那样多铸的是地 名，显然是楚地所铸而不是三晋所造。但有可能是受三晋铲形货币的 影响。

铲形币过去发现的都是铜质。1974年8月，在河南扶沟县固城发 现了银质的。据有关方面鉴定，其中除有春秋时代的以外，有的是战

①《诗经·周颂臣工》有“命我众人，痔乃钱搏”，意思是命令我的众人（一种农业 生产者），拿起你的钱（一^种小纪）缚（一种棚

国初期的。

①贝形和块形金版。这两种货币是楚国的主要流通货币。

贝形币，又叫“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因为它的腹部平面 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上海博物馆藏有 铸造楚铜贝的铜范两件，一全一残）。这种铸贝的背部凸起，腹部平 而成椭圆形，顶端有穿孔，大小轻重不等，其实测重量约在1 一5克之 间。这类货币，曾经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 山东南部等原楚国势力范围内发现。1972年，在山东曲阜董大城村， 曾在一个陶罐中发现过15 978枚，重达19. 2公斤。

其实，早在商代末和西周的墓葬中就已出土过铜铸的贝，但两者 是不同的。楚国这种仿贝铜货币一般都有铭文，已知的有十来种，最 多的是有“贝”字铭文®。商周铜贝上一直没有发现任何铭文，是一 种很原始的铸造货币。

块形金版，又有称作“版金”的。历年来在安徽、江苏、湖北、 湖南、山东以及陕西都有发现。比较重要的是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 和1979年安徽寿县门西两起。这种货币是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的，每 一小块又打有方形或圆形印记。过去以为，方形的一块最多不过22小 方块。1982年2月，在江苏盱眙县穆店南窑庄，出土了一件战国铜 壶，内装大量货币，其中有两块最大的楚金版，分别有46个和54个 小方块在一起，小方块上都打有“郢爰印记（现在一般印文多见 是“郢爰”，目前还发现有少量的“陈爰”、“覃金”、“邻”等，前一 字多是地名）。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是根据 支付的需要切下若干块，再用天平称量支付。

在金版上打圆印记的货币，过去比较罕见。1979年8月9日，安 徽寿县城南东津乡花园村的村民取土时发现了大批楚金币，其中打有 圆印记的不少，一块上最多的打有21个。印文作“卢金”，据认为卢 是炉的假借，意为炉火精炼之金；也有人认为卢为楚地名。使用方法 和“郢爰”、“陈爰”金版差不多，也是截割下来用天平称量支付。因

(1)依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说释“贝” C

(2)过去一般都把“爯”字释作“爰”，近有人依据汉初泥制金版印文，认为应释 为“爯”：

为楚国普遍使用这种需要称量的金币，所以，楚墓中曾发现不少天平 和砝码，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楚墓中发现过。 1959年还在安徽凤台出土过制作砝码的铜范母。

②刀形币。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因形状和古时通用的刀鞘 一样，故得名。推测它的渊源，大概亦和铲形货币的来源差不多，最 初大致是以手工业工具中的刀鞘作为交换媒介。有意思的是，据对山 东海阳小纪出土的齐刀币进行金相分析看，齐国在铸造货币时不仅取 像刀鞘之形，而且青铜的铜锡配料比例也和《考工记》所记载的铸造 “大刃鞘杀”之器的铜锡成分一致。齐国是使用铸造货币比较早的国 家，因为齐国是东方古代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据载姜太公初封于齐时， 就注意“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目前发现的齐国刀币，已有早 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常见。“法”有制 造标准、准则的意思，“化”就是货字的简体法化”即“法货”， 即标准货币的意思。在战国时代，齐国铸造货币的地方，从今天考古 发现的遗迹看，不止一处。但是，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都以 “齐法化”作为统一的铭文，比如山东临淄所出的齐刀范与清朝时候 在益都所出的齐刀范，虽然出在不同地方，但铭文都有这三个字。据 有人研究，齐法化的购买力很强，大约一枚齐法化在粟价最贱时，约 可购252.3斤粟（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15.4市斤；可购买食盐 22. 59斤（战国制），约合今天的10. 39市斤。

还有一点有趣的是，“齐法化”刀币，任取六枚首尾相衔接都正 好组成一个圆形环。这和《考工记》中说的刀鞘“合六而成规”是一 致的。

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它的影响不小。与齐国西北 为邻的燕国也通行过刀形货币。1949年以前和以后，都曾多次在燕下 都发现过大量刀币。在今河北省承德地区，曾经在一处地方就发现过 成捆的刀币放在瓮内，计有4 500多枚。但燕国的刀币铭文多作“明 刀”字样，而且没有齐刀币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 发现过作直刀形的货币，也是比较粗糙的。

③环形货币。一般叫它做圆钱。早期的圆钱，都是圆形圆孔成 环状，后来才多作圆形方孔。从这种货币的原始形状推测，可能是仿 生产工具纺轮，或者是仿玉环或玉璧形。圆形货币主要流行于秦国,

以及东、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一般都作圆穿孔、有郭，铸造比较整 齐美观，并铸有“东周”、“西周”字样。秦国的圆钱，早期多为圆形 圆孔，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 样。圆形方孔是秦国晚一些的流行货币，铭文多见有“半两”、“两 甾”字样，这种货币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在统一六 国的过程中，由各地官府铸造的，是流通最广的货币。随着秦国国势 的强盛和对外的军事扩张，秦国这种圆形方孔货币也影响到其他秦势 力所及的广大地区。比如在西南的四川巴县就曾发现过这种货币。

东方的齐国，虽然主要是刀币，但也曾部分地使用过圆钱。1960年， 在济南市区出土过一瓮古代铜币，其中除刀币外，内有600多枚圆钱， 因上面有铭文“隘”字，所以多称为“隘化圆钱”。“隘”，有人认为 是地名，也许是一种重量单位。《管子》书中讲的“黄金千謚”的 “謚”，可能与此单位差不多。齐国这种圆形的货币，大致是受了秦国 或东、西周圆形货币的影响后铸造的。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代的几种主 要货币的特征和流通地区。从这些货币本身和考古发掘情况，也可以 了解到当时的商业交换发展水平。

四、都市与交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往来贩卖，必然促进都市的繁荣、交通的 发达。都市成为商业的集散地点，交通要道就成了货物运输、加强各 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说起都市来，也有一个自身的发展历史。从有关材料看，夏商以 后才出现了一定意义的城市和都邑。但那时的城邑主要还是王公们勒 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一般都不大。城邑的一般居民，也 要从事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活动，因此，它和乡村没有多大区别。直 到春秋以前，差不多还是那样。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公卿大夫的都邑采地，逐渐变 成了一些人口集中的都市，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直到春秋 时代，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对都市的发展也是很大的束缚。 一般是：国都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邑只能有国都的1/3或1/5,甚

至只能有1/9;如果越过了限度，则被认为是一种僭越行为。那时的 城市范围那样小，人口也不可能集中得过多，上千家的邑就算是大邑 了，一般的只有百来家，小的甚至只有十来家。要是按每家5 口计， 大的不过5 000人，小的只有几十口。如果家室是指的一个家族、宗 室，如所谓的“王室”、“公室”那样，那也不会有多少人口。后来随 着宗法等级制度的不断瓦解，传统的等级观念的松弛，城市的建筑就 起了变化。然而，战国以前，恐怕也只有像马服君赵奢所说的那样： “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战国时代则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城邑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已经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就是一般的城邑，也远比从前

的国都大多了。各国除国都外，还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有名的都市。

据《盐铁论》所讲：战国时“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

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

皆天下之名都”。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宋的定陶，越的离石，魏的

安邑、大梁，齐的莒、薛，楚的郢、陈、寿春等等，都是当时工商业 *

非常发达、人口众多的大都市。

以齐国的都城临淄为例，当时就有人口 7万户。我们若以每户5 口计，也有35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华，车水马龙，行人拥挤 塞路。用战国人 的话说就是：

“车毂击，人肩 摩，连衽（衣 衿）成帷，举袂 (衣袖）成幕，

挥汗成雨。”说 这话的人，虽然 是当时的策士，

不免有夸张成 分，但是，也不 是没有事实根据 的，否则说出来 就不足以令人信

服，达不到游说的目的。从地下发掘的情况看，当时的临淄城（今山 东临淄城附近）确实不小。考古揭露出的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 衔接的城组成的，小城在大城的西南部，东北一部分伸进大城一角， 城墙总长约41 400多米。城内有人工排水沟，城外靠近城墙有护城 河，都与天然河流互相沟通，形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据考古探掘 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60多平方华里，大小城门已发现了 10 多座。从发掘出的情况看，城内干道平坦而宽敞。有的干道宽达8米， 城里已发现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这些 情况和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据有关文献记载，那时的大都市已经是 店铺毗邻，店门外高高飘着各种招旗，有卖酒的，兑换金钱的，弹琴 下棋的，斗鸡走狗的；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有行商， 也有坐商，交易繁忙，买卖兴隆，一派热闹景象。

与商业集散地都邑发展的同时，联系各个集散地的交通网道，也 相应地发展起来。从历年来有关考古发现的一些线索，如在一些地方 发现的货币情况之类来推测，就当时东方的齐国看，可以大致看到当 时的商业交通概况。在它的东边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 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贸易集散点连接成的东部地区贸易网。尤其是临 海的今海阳县地区，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重要海上商业中心。 1972年12月，在海阳小

纪江格庄村曾发现过用 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 800 多枚。1979年5月，在 日照城关、两城也都发 现过各种齐刀币。这些 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 国当时的东部海上交通 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 方与东南的吴、越地区 进行商业贸易。齐国的西部，大致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 为集散点，构成与中原各国的商业贸易网点。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 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的辽西郡地区进行贸易活动。

燕的辽西郡是北方商业交通贸易特别发达的地区，是中原各国与

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或更远的地方发生交往的必经之路吒 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大、鞍山、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 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特别是今辽宁朝阳地区，更是当时燕国从内 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岑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 货币，计有10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 “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说明，北部有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 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在南方，楚国是当时最大的诸侯王国。由于地处南部中国，它与 南亚一些地区和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虽不多见， 但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楚国又称荆，据一些学者研究，外国人把 中国人称为“支那”，这“支那”就是“荆”的转音。也有人认为不 是“荆’’而是“秦”的转音。但我们知道，楚国早在秦灭巴蜀前，就 通过巴蜀、黔中，经云南与印度等南亚地方发生了联系。而巴、黔等 地区，很早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将庄跻王滇，给今天中国西南的 云南地区及其南亚地区不小的影响。到汉代，能在印度见到巴蜀的特 产，也不是偶然的了。

在西北方面，我们从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山海经》、 《管子》等书中对于大西北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和特产的有关记载 推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 当认识。如关于今新疆地方的昆仑、沙海、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理 概念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说明。《山海经》的《大荒西经》中不仅提 到昆仑流沙，还提到了 “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这当是关于今吐 鲁番火焰山的记录。当然，这与这些地区的交通往来是分不开的。那 时，内陆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 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原 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的古墓中和我国新疆阿勒泰县克木齐发现 过战国铜镜。1976年至1978年间，配合南疆铁路工程，又在吐鲁番

①据《史记·封禅书》讲，燕昭王、齐威王和宣王曾派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有人考证，此H地为今日本。美国人类学家尼尔斯蒂特在墨西哥的科马尔卡洛古代玛雅人的 遗址中，发现过用中文写的铭文。这些铭文都是公元前400年的。可见，那时的中国内陆已 与日本列岛甚至美洲大陆有了交往。

盆地西线、天山阿拉河东口鱼儿河车站地段的古墓中发现了大量战国 时代中原流行风格的野兽纹金银器、铜器和漆器以及丝织品等等。大 西北的各种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陆。先秦文献中常见的所谓 “昆山之玉”就是很好的说明。可见中原地区、大西北直至中亚地区 交通贸易极为活跃。在这种交流过程中，秦国因地处西陲，作用和影 响更大，与今日新疆及中亚地区的关系也必然更密切。所以，远在大 西北的古代各族人民常把内陆的人称作“秦人”。

在中原腹地，要特别提到的是韩国。韩国地处中土，是南北商业 交通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宜阳

(今地名同）地方八里，就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 国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

这样，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在战国时代，东、南、西、北、中 土实际上已经是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交通贸易网。经常在这些交通

要道上奔走的商人们往来不绝。这就打破了战国以前那种闭塞不通的 局面，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正如荀子所讲的那样：北方特产的犬 马牲畜，南方特产的羽毛齿革丹青，东方特产的鱼盐海产，西方特产 的皮革纹旄之属，都可以在中原地方买到，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 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和文化的融合，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为全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从而 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为秦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创 造和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