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不说话了，我却来了劲，胡思乱想的毛病又犯了。我的祖父，难道和连环画里穿着长袍马褂的黄世仁们一样？难道他老人家也一手拿账本，一手拿算盘，大斗出小斗进，利滚利剥削人民？
此后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到长安县王曲大地主郭家庄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看到郭家大院那华美的建筑，我的心又释然了。北乡老家大伯和二妈住的土坯房，哪有一点地主家的影子？他们那里既没有大檐帽，也没有委任状。尤其是二妈住的那间房，一个土炕，一个板柜，风箱都放在房檐下，贫穷的程度足以和电影里贫雇农的家相媲美。我的发现似乎有了结果，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有一次，我打破了北乡二妈家板柜上的镜子。二妈轻轻摩挲掉照片上的玻璃渣，一张老人的半身大照片显现出来。二妈把照片转过来对我说：“这就是你爷，看看吧。”
这就是我爷？照片上的光头老人穿着立领大襟长衫，双眼炯炯有神，似乎早已看透我的心思。
二妈很快把照片翻过来重新装进没有镜子的镜框，对祖父的第一次发现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几年后，上山下乡的姐姐到上海看望刚刚解除监禁的二伯，回来后告诉我们一件奇怪的事情。某日二伯带她看望当年在社会部工作时的老上级，刚刚“解放”王中同志。当听说她这个侄女从西安来后，老先生激动的说：“你家是不是还在湘子庙街住？由于你伯父的关系，我1940年从延安到西安在你家住了一段时间。你爷爷不愧是法官，胆大心细，把我掩护得很安全。你家生活真简朴，吃饭‘四菜一汤’——油泼辣子、盐、醋、葱花和面汤，老人家每次吃饭时都说天天一碗捞面就是神仙日子。”
父亲听后若有所思说：“难怪你二伯64年在来信中说你爷爷曾经为党做过许多工作。”
对祖父的第二次发现，就这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祖父去世时父亲才十七岁，留给他的除了音容笑貌，更多的是难解之谜。他不断给二伯写信，说想知道自己父亲的真实历史，更关心父亲当年为革命做了哪些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孩子们都大了，不能让家庭成分影响前途。赋闲的二伯似乎也有大把时间，每信必复，而且很长。记得那段时间，阅读二伯苍劲有力的来信是我们的一大享受。从这些来信中，我大体上拼接出祖父的履历：清末就读陕西法政学堂，毕业后到东京见习，回国后在绥远高等法院任推事和庭长，后又到湖北荆门地方法院任院长，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1933年前后任陕西高等法院刑庭庭长，1947年在任内去世。至于当年为共产党做过的哪些事情，二伯仍然不吐详情，来信只笼统地说祖父是一个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是一个对家乡做过许多善事的人。组织有组织的纪律，有些事自己明白就行。
1978年前后，二伯正式恢复工作，从上海调到北京。父亲不久也调动到北京驻西安的某单位工作，每隔半年就要赴京述职，兄弟相聚自然要说说他们父亲的事情。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回来，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大名鼎鼎的罗青长当年也和你爷爷有过联系。”罗青长是谁，我当时并不清楚，但我想，肯定是二伯又给父亲说了些祖父的什么事情。
1979年春天，刚刚摘掉“地主分子”帽子不久的大伯去世了。和大伯一同下葬的，还有爷爷的墓碑。1953年，西安修筑北郊铁路环线，在商县教书的三伯用一挂马车，将祖父的坟迁到了老家商县城东沙河子西村。祖父魂归故里，但墓碑却留在了大伯所在的西安北郊沟上村，在生产队场院里当石桌用。石碑上刻着什么字，不仅我们不知道，父亲也记忆模糊。大伯家的几个堂哥夏收时也蹲在石碑旁吃饭，但从不敢看背面的文字。或许是运动怕了，大伯的孩子，我的堂哥堂姐们选择了将墓碑深埋地下，让自己的父亲看守。我们又错失一次发现祖父的机会。
1982年春节，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我和哥哥有了一次到北京玩的机会，第一次见到了二伯。尽管二伯的口音已随着他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变得南腔北调，但在我们听来，仍然不失秦人的“生冷蹭倔”。当时的二伯非常忙，刚刚从加沙回来，又准备去法兰克福，那几天就在家里吃过两三顿饭。就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二伯也不忘问他的老家商县，问我们西安的南院门和湘子庙街。当听我们对商县一无所知，湘子庙街和南院门早已凋零后，他原本闪亮的双眸突然黯淡下来。沉思片刻，缓缓地说：“我们家当年就住在湘子庙街，离家不到1公里的太阳庙门，就是军统的特种拘留所。”
记得曾从《红旗飘飘》上读到过西安太阳庙门的军统机关，但不知道二伯为何在家乡来的侄子面前提起这个话头。回西安后，我们就这件事问父亲。父亲也是一脸茫然，说：“你二伯比我大十二岁，他离家到上海求学时我才三四岁。当年和他有关的事我实在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到延安后找你爷爷的年轻人多了起来，估计是不是有他的那些战友。记得1940年前后他从新疆回来后住在七贤庄的“八办”，黄昏时突然进了家门，和你爷爷说了两个钟头话后又悄然离去。这些事我要是知道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疑惑。”
毕业后有了出差的机会，每到北京，自然回去看望二伯。离休后的二伯有了更多的时间，也更爱谈起他的童年，说起他的父亲。有次一边削着水萝卜的皮，一边说：“老家的水萝卜比北京的嫩。你爸爸是生在西安，我和你大姑、大伯父和三伯父都生在商县。我在沙河子上的那个小学，就是你爷爷带头捐助修建的。沙河子几个村的十里长堤，也是你爷爷请款、捐钱，甚至挨家挨户动员，自己当工头领着村民修建的。这些事，老家比我年龄再大一些的人都应当记得。你爷爷是个好人，也是有眼光的人，更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有些事，并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非红即白。”
这是对祖父的第三次发现，历时十多年，那个我曾见过一次照片，就这样渐渐清晰，有了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