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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关庙
1989年，或许是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个交代，即将离休的父亲委托单位人事部门的同志到国家安全部，就祖父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外调。看到父亲写的申诉材料后，罗青长同志非常重视。没过几天，1989年5月11日，国家安全部李秘书就打长途电话到父亲单位，就申诉情况作了说明，父亲的同事张阿姨一字不落地作了记录：“1940年到1941年，王西林在西安的陕西省高等法院工作，当时延安来的王中、罗青长同志在西安发展党组织。陕西当时是全国较大且有影响的一个地区。王西林当时同情革命，并向我党组织提供过有些有用的东西，及有关情况。当时我们党的传单、油印件，王西林也拿些看过，这些情况记载在党史材料中（当时同情革命的人很多，但记载在党史材料中仅王西林）。此材料请贵单位出具正式函调件寄。”
一个月后，父亲拿到了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函件，全文如下：
××××单位：
你们要了解的王西林的情况，经查原中央社会部有关档案，1939年至1947年确与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安情报组织有联系。据当时西安情报组织负责人王中同志1941年回延安所写的材料记载：“王西林，是个老的关系，黎光（李广、林正修）的父亲，在陕高等法院办事，是同情我们的人，凡他听到的情报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东西他很喜欢看，说话行动很谨慎。此关系已交石坚（即赵耀斌）接上头。”
以上材料已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罗青长同志看过。他完全同意。
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
1989年6月9日
解开心中谜团的父亲似乎并不激动，只是将电话记录和公函复印后交给我们姐弟三人，淡淡地说：“这件事有了答案，这些东西都留着吧，或许将来有用。”20多年后，等我也年过半百，才对父亲当时的心境有了些许理解：青春已逝，时过境迁，烙在身上的官僚地主印记，有也罢，无也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遭人歧视，受人欺凌是一生，吆五喝六，众星捧月也只能活一辈子。好在历史已经走出了血统论的蒙昧时代，祖父的孙辈们不会因此再受磨难了。
一年后，那位一生传奇，曾用过黎光、李广、林正修名字的二伯去世了。父亲和兄长赴北京参加二伯的告别仪式，赶来最后送别二伯的罗青长同志，见到父亲后询问是否收到那封公函，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落实？父亲只是对罗青长同志和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表示由衷地感激，此外别无他求，当然，也提不出什么要求。
从北京回来后，父亲说，你爷爷的名是维翰，西林是字。二伯后来很可能是取了他父亲字中的“林”字做了姓。
90年代初，我看到了《商洛地区志》的书稿。祖父的名字在上百万字的书稿中出现了两处，一处是民国32年(1943)商县临时参议会15名参议员的名单，另一处是“民国初年地方人士于炳瀛、王维翰等呈请省水利局拨款，成堤5里许，上自拉林子下至寺沟口，其中石堤400余丈,堤外打木桩500余根，栽柳树1万多株，增修耕地800多亩”。临时参议员们在《商洛地区志》中多有介绍内容，与祖父一同请款俢堤的于炳瀛介绍得更为详细，是当时的镇安县知事（县长）。而王维翰是谁，籍贯何方，生卒年月，均无说明。祖父为乡里做了这么大一件事，载入地方史志的仅仅是个谁都不认识的姓名，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为此求教于父亲，父亲沉思片刻说：“你爷爷一生淡漠低调，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做了居士，留不留名，他在九泉之下是不会在乎的。”
想想看，父亲说得也有道理。此后出版的《商洛地区教育志》记载，祖父是清末在商山书院基础上创立的商洛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到陕西法政专门学校继续学习。而且在商洛考取留日公费预备生资格的名单上，也有祖父的名字。想到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能够受到当时一流的教育，觉得祖父后来付出的努力也值了。不过比起这些史志上的只言片语，我宁愿相信二伯当年的描绘，那个捐钱出力，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动员乡党修堤，那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赤脚站在泥水里组织施工的法官，就是我的祖父。
这就是对祖父的第四次发现，父亲的使命完成了，祖父的形象似乎已经清晰。原来想，发现之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谁承想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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