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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景造像记 刘波
《元景造像记》全称《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在辽宁义县县城西北万佛堂摩崖造像石窟第五窟的南壁上。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系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及自身并眷属攘灾祈福而建。万佛堂石窟的始建年代与云冈石窟属于同一时期, 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遗留的碑刻、题记和塔铭，为研究辽宁地方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碑刻当属《元景造像记》。碑记就窟壁作成，存三百余字，该石刻1921年由周养庵(肇祥)最早于万佛堂石窟发现，开始有拓本流传, 自此该碑渐为世人所知。据2005年10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锦州市文物志》提供的数据, 残存碑身部分现高90厘米(东)一140厘米(西), 宽100厘米,残存304字, 正22文行, 每行10一19字不等。梁启超于友人所赠初拓本题跋中慨叹“ 养庵为言，石质(糜)松，再历年岁，虑更剥黝。颇闻近官斯土者，曾顾恶工狂拓数千通，以为市，恐非久且成没字碑矣。”盖因周氏发现以后，名人推波助澜，遂使名品身价看涨，以之牟利者纷至沓来，可见当时保护状况即堪忧。于今百年过去，更难言矣。 《元景造像记》书法结体略呈长形。与北魏皇族墓志的风格相似，水准接近。它的艺术价值和风采在时代的同类造像题记中显得相当突出，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康有为誉之为“元魏诸碑之极品”， 梁启超评为“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梁评道出此一时期由隶入楷这个总体时代氛围下书风的共性，同时也说明《元景造像记》已经是成熟的魏碑体式。该碑刻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出现在当时流行的成熟的“洛阳体”开创时期，与著名的《元简墓志》同时，虽然地处僻远，但能够保持如此高水准的皇家书体风范，应该和造像功德主元景的皇族身份不可分割。魏碑很多是直接用刀刻成，刻字工匠个人风格和水准对于最终的碑文影响很大。这从出土魏墓志刻制水准可见一斑。但在洛阳一带，无论龙门造像题记还是皇族贵胄墓志，字体则相对成熟而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称“洛阳体”。 欲说此一造像之书法，还需要对北魏平城和洛阳两个时期书风的转变轨迹乃至“洛阳体”的形成略作追溯。
北魏初期，经过太武帝黜佛教、兴道教到文成帝复兴佛教一番佛道斗法，在平城96年留下了很多著名碑刻，其中流传至今者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也有道教的碑刻。内容呈现多元错杂的局面，给今天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平城碑刻呈现多种审美样式，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之雍容大度；有《嘎仙洞祝文刻石》摩崖之雄浑朴茂；也有《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贵族铭刻之优雅活脱。表现出由隶、楷过渡时期的独特风貌。平城时期书法，处在中国文字变革的重要节点，上承隶书下启楷书，融合了北方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又在北魏皇族的推崇中，渗透了中原文化的儒雅温婉。此一时期也是佛教传入的关键时期，因为鲜卑贵族的大力推动和身体力行，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花开满树。佛教影响在碑志题记中均有体现。 另一名碑《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代表。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方整结构为主，隶书的因素已经大大弱化。这一变革，对于楷书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从后期洛阳时期的魏碑看来，其与平城时期的书风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尤其是《晖福寺碑》，虽然作为典型意义的“魏碑体”还没有形成，但从运笔和结字已经大大迈进一步。
公元477年孝文帝改革，迎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孝文帝对汉文化的推重和效法，不但使北魏处在汉族文化风尚之中。也吸引了南朝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南朝书风的温和婉丽，如同造像和壁画中的“秀骨清像”一般，深刻影响了北方相对保守的风格。书风的融合和转变乃至最终成熟也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元景造像记》出现在这个时期，从体式上看，已经是标准的“洛阳体”，起笔斜入，字形欹侧，体势开张，规整端严，体现出一派皇家气象。 《元景造像记》虽为名碑，终究是残碑，也毕竟地处偏僻，与许多传世名品相比，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从未出版，近年随着书法研究、创作的日益兴盛，社会上和专业群体对于资料的收集和范本的选择视野日益宽博，要求越来越高，此拓本与粱启超藏本对照，一字不缺，字口清晰、形容饱满，神采焕然，当为百年前初拓。今首次高清扫描精印出版，对于研习魏碑，不啻为一件重要的范本。 作者：刘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美术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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