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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的开创者是成汤子履，其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公元前17世纪时，假借天道声势伐灭了残暴的夏代末君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商。 商王朝共传30个王，但却只经历17代，这是因为其王位传承存在着大量的兄终弟及，直到武丁以后，父死子继才逐渐成为商王朝的唯一继承制度，但此时的商王朝已经行将覆灭。因为成汤之子太丁未登位即亡，但他却享有着与先王一样的祭祀地位，所以《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有31王。 成汤嫡孙太甲在位初期，暴虐乱德，不遵汤法，三朝元老伊尹将之放逐到成汤陵墓附近的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遂将之迎回亳都而授之政。此即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伊尹放太甲”。此后太甲修德悔错，诸侯皆归，百姓以宁，太甲亦被商的后人们尊称为“太宗”。在太甲之孙雍已统治时期，商王朝已衰，些许诸侯则趁机不来朝贡。而雍已之弟太戊即位后，凭借超长的在位年限（75年），持久的贯彻着其治国抚民的国策，使商王朝再度兴盛，凭此卓越功勋，太戊被后王尊为“中宗”。从成汤到第9王太戊时期，是商王朝从建立到巩固并逐渐强大的阶段。 商王朝第二个发展阶段是第10王仲丁到第18王阳甲时期。此阶段统治阶级上层的权位斗争愈演愈烈，致使商王朝国势总体上呈衰落趋势，阳甲时已至开元以来国势衰微最低点。据载，自仲丁至阳甲，废嫡而更立诸弟之子，诸弟之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史记·殷本纪》所说的“九世之乱”。而伴随争权夺位的则是频繁的迁徙国都，从亳都经五次搬迁后到奄（今山东曲阜），此种局面直到盘庚迁殷后方才扭转。 盘庚迁殷是商王朝由衰落走向中兴的转折点，在盘庚侄子武丁治下，商朝国力达至巅峰。武丁曾久居民间，从事稼穑等生产劳动，故可感知下层百姓的艰辛，亦可不避贵贱选贤任能，如提拔刑徒出身的傅说为相。由此“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随着国力的增强，武丁开始向时常入侵和骚扰商王朝边疆的方国和部落开刀，主要对象有位居今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的邛方、山西北部地区的土方、陕西西部及甘肃一带的羌方。甲骨文中记载的武丁对外战争中所动用兵员人数最多的一次即为讨伐羌方，共计一万三千人，而统领这支军队的则是中国古代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妇好是武丁之妻，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的小屯村西北发现了她的坟墓，出土了象征权力和威仪的青铜钺。而那些被俘获的羌人则成为了商人祭祀时需使用的人牲。武丁的开疆拓土，在空前扩大商朝版图及缔造巅峰国力的同时，亦客观上为中原地区和周边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自武丁之子祖甲开始，是商王朝由盛转衰，并最终灭亡的阶段。这些商朝末代诸王大多是养尊处优之辈，不知稼穑劳作之艰，不闻下层百姓之苦，只沉溺于纵情享乐。而纣王更将这种腐朽发挥到极致，所谓纣，即“残义损善”。纣王帝辛肆无忌惮的盘剥、压榨域内百姓，将搜刮来的钱财充斥在“鹿台”府库，粮食则充溢在“钜桥”大仓。而王族公卿稍有微词即被施以酷刑，当时商朝三公分别是九侯、鄂侯和西伯昌，其中九侯被醢hǎi杀，即剁成肉酱；鄂侯据理力争，却被制成肉脯；而西昌伯仅仅表达了一丝丝叹息之情，就被立即投进了监狱。纣王的肆意妄为消磨着商王朝的气数，一些实力强劲的方国部落纷纷叛离。而纣王挑起的惩罚叛离方国部落的战争更是将商朝国力一点点的耗尽了。 此时王国西部出现了一个新兴方国——周，其在姬昌修明政治，广纳贤才的治理下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二月的一天，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一场大战蓄势待发。一方是姬昌之子姬发统领的各路诸侯联军，其中还有远道自西南和江汉流域赶来的庸、蜀、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一方是商纣王临时拼凑起来的70多万大军。结果商纣王军队纷纷临阵倒戈，引领周军冲向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如此历时六百余载的殷商王朝在熊熊大火中走向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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