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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香港见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摄影师邓安铭（Ming Thein) 。他正在香港演艺学院举办摄影展。 邓安铭有让人艳羡的天资，16岁就从牛津大学取得物理学硕士学位。对他寄予厚望的父母希望他能当医生、律师，或者做金融。邓安铭如父母所愿，先后任职于咨询公司、对冲基金、跨国企业等。 然而金融圈给不了他成就感，和他想要的意义。在金融界拼搏10年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拿起相机去做了全职摄影师。 成为全职摄影师以来，邓安铭每天平均工作12-14个小时，从2011年开始，一天假都没有放过。他的客户包括Swatch、尼桑汽车、HijjasKasturi建筑集团、丹下健三建筑集团等。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实力证明：搞艺术不会饿死，而且也可以过得不错。 除了摄影，邓安铭发疯地热爱写作。他积极耕耘自己的摄影博客（http://blog.），2012年至今共写了250万字，发表了几千张摄影作品。他写作话题从器材评论到摄影理论，从实践心得到拍摄哲学，覆盖摄影的方方面面，吸引了全球的骨灰粉和器材控。 他如此勤奋地打字，以致敲坏了两把键盘。 三年后，我再次对话邓安铭。此刻，他的人生又在飞速演进：2017年，他被任命为哈苏的战略总监，还创立了自己的手表公司。邓安铭已经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Slash Boy）。 摄影师邓安铭2017年成为哈苏战略总监。 对话邓安铭 ◆ ◆ ◆ 春晓：交易门主编、新媒体创业者 邓安铭：摄影师、手表品牌Ming创始人 春晓：摄影师和写作者有很多共通点，我们都是内容的创造者。这里面有巨大的乐趣。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小时候作文常在报纸上发表，不仅稿费拿到手软，更感觉到来自同龄人满满的崇拜。长大后，我发现大家都崇拜干金融的，搞科技的，或者炒房的。在现在的中国，文字工作者要么被叫做“小编”，要么被叫做“写手”，似乎没人觉得这是个“正当”的差事。你当年明明可以一直拿高薪，却从金融行业急流勇退，改当摄影师，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邓安铭：我不是想不开，我是想开了。我在金融界干了10年，就是一点也不喜欢。每天做spreadsheet（电子表格）、开会、平衡办公室政治，这无法给我满足和成就感，也没有任何乐趣。我做了10年，却没有几个朋友。很大的原因是跟这个圈子里的人三观不符。 我当然不想跟钱过不去。赚钱很多当然好，但赚那么多钱，如果没有时间花，没有时间跟亲人、朋友一起度过，有什么用？到头来，我必须赚更多的钱去填补空虚。终于我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开心呢？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找到快乐。而我的宿命不是当工程师，不是做投行，而是做名摄影师。 春晓：我很理解你所说的创造的重要性。然而创业者，特别是做创造性工作的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收入不稳定。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人们非常看重有份“稳定”的工作，认为这是自己买房、买车、成家的资本。年轻人如果去做高风险的创业，搞不好父母会跟他们断绝关系。 邓安铭：“稳定”就是个幻觉。你在大企业天天上班，你买房、买车、还贷，就稳定了吗？显然不是。这些事情瞬间就可以改变。我曾经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有一天我的老板在和董事会其他人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结果不但他走人，连他招的人（包括我）也被赶走了。这就是人们想象的“稳定”。 我觉得自己创业反而会更稳定。因为你会更小心地管理账务，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缓冲 ，并对突发情况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春晓：撇开收入不谈。摄影师和金融人士的社会地位非常不同。而人都是社会动物，我们无法避免地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认知。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当记者，但有一次走在街上，我被人当成卖光盘的。过了很久我才发现，原来华尔街的人穿得跟我很不一样。对你而言，从华尔街的高光中“跌”为一名“卖苦力”的摄影师，你会觉得失落吗？ 邓安铭：至于社会地位，说实话，大部分都是装出来的。在客气的场合，人家会说，哦，这位是高盛总裁。接下来呢？“那你要不要来我们这投资？”“你帮我儿子安排个工作吧？”这让我觉得非常别扭。现在我就跟别人说我是摄影师。很多情况下，人家就再也不搭理我了。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邓安铭的客户许多是地产商和建筑公司。这是他拍摄的广州到香港铁路地下施工区域（九龙站附近）。 春晓：大家都说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我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跳坑，有的失败了，不甘心，还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但你成功了，你可以去香港开展览，你的客户是修了半个香港的多金地产商。你怎么做到的？ 邓安铭：运气只会降临准备好的人。我能在香港做展览，并不是馅饼从天而降。Derek（客户）看到我在马来西亚做的一个项目，在我的网站留言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做些拍摄工作。我在自己网站上写了200多万字，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条读者评论我都回，虽然我并不知道给我留言的人是谁。如果那时Derek给我留言，我不回，或者只是敷衍一下，就不会做成那个展览了。 我想指出的是，社会和媒体喜欢宣传“成功人士”，却完全忽略那些失败者，那些努力尝试了，但没有成功的人。你要知道，全职摄影这条路，我前面尝试了三次都以失败告终。第四次才成功。我这次也许是非常幸运。 春晓：“交易门”（Tradingmen）也常报道一些失败者的真实故事。跟成功光鲜的故事相比，它们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关注很少。我理解，如果媒体急切地想要得到流量，就会功利性地、针对性地去发一些大家爱看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离事实很远。 很多中国的微信公众号采用标题党的形式，诸如“中国人必须转”这样恶俗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却屡试不爽。这是媒体向人性低俗面的一种迎合。但同时中国也涌现出许多优秀、有品位的内容创业者。在这个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的行业，我们宁愿牺牲流量，也要努力成为后者。 邓安铭的摄影作品：瑞典超级跑车Koenigsegg Regera - long exposure with high speed flash to freeze car 春晓：你现在除了专职摄影，还同时担任哈苏的战略总监，并且创办了自己的手表公司。你怎么去平衡这三份工作的关系？ 邓安铭：这三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互相促进的。其实我很早就对手表感兴趣。我开始摄影就是因为想拍手表。正好有一群对表感兴趣的朋友加入了我。我们2014年开始严肃讨论这件事。2017年8月我们的网站正式上线。我是CEO，负责设计手表和其他事务，手表由瑞士厂商制造。再通过我们的网站直接销售给全球的手表爱好者。 我不去走传统的销售渠道，很贵。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接触到消费者。这也和我做摄影、写博客这几年的积累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网络平台的积累，我不可能做这件事。 邓安铭对手表的迷恋促使他进入摄影业，并创立自己的手表品牌Ming。 春晓：摄影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邓安铭：我作为摄影者可以去拍摄别人看不到的场景，经历人家经历不到的，再把我的所见所闻分享给读者。我曾经坐着直升飞机在香港的上空拍摄，在喜马拉雅拍日出，也曾经拍摄马拉西亚的隧道掘进机。那些都是让我一辈子都难忘的时刻。我想这和记者的工作有类似之处。 春晓：对，采访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深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每次聊完后，采访对象常跟我说：哇，不知不觉竟然讲了这么多。而故事发出来，读到的人会觉得某一根心弦被拨动，并不是因为故事里分享了赚钱攻略，而是因为读者感到自己的人性得到了链接和延伸。读者感觉不那么孤独，有一些共鸣，或者自己的生命更完整、充实了一些。我想在这个人人拥抱短视频，及时享乐的年代，优质的文字和图片一样会有种让人平静、催人思考的力量。 邓安铭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香港 邓安铭在马来西亚拍摄的隧道掘进机 春晓：对创业者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跟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聊天比，你又多了这么多工作。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 邓安铭：我推掉了很多（摄影）客户，不再在网站上进行摄影教学（这两项曾是他主要收入来源）。我也减少了评论摄影器材的文章数量。我现在每天平均工作12-14个小时。从2011年开始，我一天假都没有给自己放过。 春晓：你的拍摄工作需要经常来中国。你也常去全世界其它国家。我很好奇，你对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邓安铭：中国跟全世界其它国家都不一样。这里商业机会爆炸，经济发展太快，我感觉这导致“做生意”成为了唯一目标。人性、文化层面的东西有所缺失。我可以理解大家对效率的追求。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对终端用户有一些敏感。但我看不到这个东西。我感觉一切都只是产品，产品，一切都是为了生意。我去中国的一些地方，问一些问题，如果对方感知到没有赚钱的机会，就不理我。我觉得中国可能需要多一些同理心吧。 春晓：你说的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也有吗？ 邓安铭：全世界只有中国是这样。我认为缺乏同理心是中国继续崛起的最后一个障碍。 春晓：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的视觉和你刚刚相反。我恰好认为科技、互联网、商业的发展在推动中国人的同理心。十年前我从纽约回到北京，出租车司机认为我的箱子蹭脏了他的坐垫（其实坐垫本来就是脏的），对我乱发脾气，我最多跟他吵一架。但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在，因为我可以给他差评，他之后每一单生意都会受影响，他肯定不会对我如此粗暴。我注意到，现在走在北上广深的马路上，礼让行人的司机也越来越多。你可以说他们担心被拍照拿罚单，这看上去是被逼出来的改变，但长此以往，其实科技和商业也深层次地影响了大家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法。 有一年我在意大利坐火车（Eurostar），从米兰坐到佛罗伦萨。一位推车的中年意大利男人来回好多趟，都没人买他的东西。他大概见我们是中国人好欺负，啪的一声把一罐可乐放在我们桌上，硬要我们买。这就是你说的同理心的缺乏。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可能依然会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但发生概率比以前低，因为这种人一定会被“大众点评”。 邓安铭摄影：冰岛Gulfoss瀑布，背景是冰岛的极光。 长曝光。 春晓：回到摄影的话题。这几年中国出现了一大波摄影爱好者，对器材十分迷恋。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邓安铭：很多人觉得相机对拍出好照片至关重要。不同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当然有差别。但比相机本身更重要的是勤奋练习。拿着好相机，却很少去学习用它，很少去练习拍摄，是永远拍不出好照片的。越好的相机，它的功能和能做的事情越具体，其实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去学习、掌握和使用它。对器材本身的崇拜并不是出好照片的解决方案，好的技术才是。 邓安铭摄影：Harpa concert hall internal ceiling cladding detail, 雷克雅未克哈帕音乐厅 春晓：中国有许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职业规划。他们选择当职业游戏玩家、直播达人，交易门的不少采访对象，选择自己做资产管理和交易。能不能请你给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些职业建议？ 邓安铭：不管你做什么，首先你必须要养活自己。除非你很幸运，有父母和家族的支持。我在大机构也待了10年。我有足够的保护垫来做我想做的事。如果你必须要在大机构工作积累，我建议你可以去学人家是怎么去做生意的。但是，一旦你开始创业，你需要问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创造力。其次，有爱好和把这件事当成职业来做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商业上成功。 春晓：把爱好当成职业做是文艺青年们的幻想。这往往不靠谱。因为做成一件事，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商业逻辑和团队执行力。 邓安铭：对，你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但不意味着你会成功。你可能有完美的产品，盈利模式，但如果有人比你早三天发布产品，你可能就失败了。对创业者来说，那种“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的感觉永远不会消失。 春晓：交易门的一位好朋友闫安，跟你一样，干投行觉得无聊透顶。他从高盛离职，开始自己做AI的学术研究。他预测AI时代2027年就会到来。那时，大量简单重复的工作会被取代。其实在新闻领域，现在已经有机器人写稿，部分取代记者的工作。俄罗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洛夫在他的著作Deep Thinking: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ds and Human Creativity Begins（《深度思考：人工智能终止和人类创造开始》）中，提出机器取代人类的工作，只会让人类更容易集中精力去做更有创意的事，追求充满好奇、美和喜悦的精神世界。他说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不是某项技能，比如下国际象棋。 邓安铭：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做有创造性的工作，也就是1+1=3的工作，而不是1+1=2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不会被机器取代。 然而相对于世界的巨变，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严重落后。学校没有教我们怎么去设计自己的职业，去适应新情况。就好像我现在的职业，10年、20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住在吉隆坡，但是跟中国客户做生意。我不可能通过网络去给全世界的人销售我自己设计，但是在瑞士生产的手表。我不认为将来会有一成不变、可以一份工干一辈子的职业等着大家。对于未来的年轻人，这将是最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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