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八旗驻防

    一、总述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特有的制度，并且是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得力工具。“驻防”指入关后驻各地的八旗，相对于“禁旅”即入关后驻于京师的八旗而言。

　　据《大清一统志•盛京统部》载，“太祖天命十年，自东京迁沈阳，定都于此。太宗天聪八年，尊为盛京宫阙始备，世祖定鼎京师，以盛京为留都。”本文盛京指其作为盛京将军所辖的区域：南到旅顺口，东南到鸭绿江口，东北达开原威远堡，西南至山海关，西北于蒙古地区相接。期间名称有所变更，但大部分时间用此名称，仍习惯成为盛京。

　　盛京具有其他驻防地区不具备的历史、地位和特点。盛京为京畿门户，战略要地，起家之所，龙兴之地，陪都及补给地，并且它作为驻防制度的酝酿地。故其具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受到特殊的重视。

　　关于驻防的分类，大体分为畿辅、各省、边疆三类。但清代官书说法不一。《八旗通志初集》分畿辅、奉天、各省三类；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分为畿辅、盛京、吉林、黑龙江、各省和游牧察哈尔数类；《清史稿•兵志一》则将其分为四类：“曰畿辅驻兵，其藩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藩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兵；曰各直省驻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藩部兵”无论哪种分类，盛京地区都单独列出，足见其特殊性，特殊的地方和特有的制度相结合，盛京八旗驻防无疑将成为清代八旗驻防中的一个另类，显得与众不同。
　　
　　二、入关前盛京驻防的概述

　　八旗驻防制度确立于入关后，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但其酝酿时期则在入关之前，就其入关前的活动范围来说主要在后来的盛京地区，抓住该地区的驻防特点，亦可寻得整个驻防制度的源头。

　　1、 努尔哈赤时代的筑城屯兵
　　满族作为“城郭土著射猎之国” 它具有相对固定性。努尔哈赤崛起前那个以强凌弱的时代，女真各部奴隶主各自筑城以自守，满语把这种城堡称为“hoton”，后来遂成为争战上的重要的内容 ，后金兴起后能接受驻防这种方式并与入关后建立起套制度，应与这种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努尔哈齐自创业之初，即注意城池的修筑，曾经在“国中尽置烽台，并修筑了边境的关隘，命军兵居于一边，自身的人居于一边” 。攻打乌拉时，“至乌拉河畔名鄂尔珲通地方，于伊玛呼峰筑城，留兵千人而还”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齐称汗，建国号为金，年号天命，后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反明。从这时起，努尔哈齐所创建的八旗组织，就更加有别于那种以掠夺人口财产为目的的流寇式的部落兵。一方面，后金重视在军事要冲构筑城堡，天命四年（1619）遣步兵一万五千往萨尔浒地方运筑城之石，同年又“筑城于界藩，设兵戍守，以护耕种，汗亲西行指定筑城之地” ，等等。努尔哈齐曾说：“满洲苟无城郭，蒙古岂令我等得安居哉！因我等诸国所恃，惟城池也” 。城堡的修筑，为军队较长期固定的驻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努尔哈齐还将八旗将士，分置于国都赫图阿拉周围 ，平时在划给的土地上耕种，战时即从各牛录抽调壮丁出征，形成了对后金中心的拱卫之势。

　　1621年3月，后金连下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堡。在与明交界的诸城，努尔哈齐将居民迁往内陆，再调遣八旗官兵分地戍守，作法一如在旧都赫图阿拉之时，这即是清太宗皇太极后来所谓的“太祖时，守边驻防，原有定界” 。从《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所载的八旗收管边界之档册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辽阳为中心，八旗“守边驻防”分布的大致情况：

　　正黄旗；位于东部费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抚顺、奉集堡一带。
　　镶黄旗：位于北部铁岭范河、懿路一带。
　　正红旗：位于东南部清河、碱厂一带。
　　镶红旗：位于西北部沈阳、蒲河一带。
　　镶蓝旗：位于南部临海的旅顺口、金州一带。
　　正蓝旗：位于南部偏东的岫岩、凤城一带。
　　正白旗；位于复州、盖州一带。
　　镶白旗：位于辽阳以南的海城、鞍山一带。

　　在这些驻地上，努尔哈齐加紧修城堡作为屯兵之处，如命修理海州城说：“我见尔海州城，殊属破旧，并未修治。著尔参将将城外木栅松动损坏之处，修治加固，并照辽沈二城之法，亦于海州城外壕内布列车炮坚守” 。又如努尔哈齐亲赴鞍山，视察筑城 ，等等。在重要城堡如盖州、金州等处，守兵已达二千余人，具有了相当规模。这种划分八旗驻地以拱卫国都的做法，我们在入关后京畿的八旗驻防布局中，仍可清楚地看出来。

　　2、早期驻防点的分布
　　皇太极时，国家的一切制度开始朝正规化方向发展。在原有 “守边驻防”的基础上，对整个统治区域内的军事力量进一步进行调整和布局，到1644年入关前夕，满族统治者已在辽沈地区构筑了一个以盛京为中心的相当完整的军事控制网络，在锦州等地的驻防也颇具规模。

　　清入关前的驻防，可约略分为两种驻地

　　第一种，主要设于与近邻交界沿线。满族统治者往往将当地居民移到他们的统治中心附近，而在这些边界城堡仅留少量八旗官兵镇守，成为纯粹的军事地带。戍守官兵的任务是驻兵守边、巡查哨探、袭击沿边零星渔船和人民，并兼有防止内部汉人逃往明境的任务。这类驻防的特点，一是纯从军事的需要出发，二是规模一般不大，三是已开始向长期固定的方向发展。

　　天聪年间，满族统治者已在努尔哈齐经营的基础之上，大体沿明辽东都司的布局，构筑了自己的御体系。在辽东半岛的沿海地带，有努尔哈齐时即已设置的海州、耀州、牛庄和鞍山诸驻防点；东部与朝鲜国交界处，于天聪七年（1633）“沿边筑城以便戍防，因遣贝勒济尔哈朗筑岫岩城；遣阿布泰贝勒筑兰盘（一作“揽盘”）城；遣贝勒阿济格筑通远堡城；遣贝勒杜度筑碱厂城。分兵驻守” 。同年开始派遣军队出边渡辽河，沿彰武台一带驻扎，派大臣率兵300携家口，驻守辽河西岸巨流河处。这支驻守西北边的军队，目的是“保守外藩蒙古，并扼敌兵” ，可见此时后金西北、东部和南部沿海，都已设置了驻防点。后金攻下旅顺后，又有丁文盛等上奏，力陈设兵驻防的重要性：

　　此地（指旅顺）地虽小，系水路咽喉之处，尤当加意防守以为根本。卧请以兵守之，其利有五：移江上之船支，以便看守，一也；屯金、复之膏壤，保无他虞，二也；进攻山海，需一蓬之风，以扼咽喉，三也；塞其海运，断岛中之往来，以绝其命脉，四也；我兵远出无东顾之忧，以绝后患，五也。

　　他还特别指出“我国之病，全在得而轻弃” ，要后金统治者吸取教训。汉族臣工的这类奏议，对满族统治集团加强对军事驻防的认识，无疑是有益的，从此，沿边驻防点便开始转向长期固定，有了长期戍守一处的八旗官兵。譬如满洲镶黄旗人伊勒慎，勒章京。崇德八年（1643）缘事革职，复职后仍驻防海州河口，直至清入关后的顺治二年（1645）卒于任，是年已七十有六 。前后算来，伊勒慎驻守海州至少有十余年。前往巨流河驻防的八旗兵丁，史书明文记载令其“携家口” ，显然也不是短期的屯戍。不过，这类驻防，尚属防御性质，规模也较小，除因临时有事而调集重兵外，一般不超过几百人。长期戍守一地的，主要是下层官兵，很少见到贵族、宗室和高级将领。

　　第二种，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随着西北蒙古和东南方朝鲜的威胁基本解除，新兴的大清国已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它最强大的劲敌——明朝，并有足够的实力在辽东对明军展开全面进攻。服从这一需要，驻防开始向规模更大、兵力更强的方向发展。

　　崇德三年（1638）二月皇太极再征朝鲜旋师后，始着手于边界大规模筑城，“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努尔哈齐第七子）率每牛录下甲士二十名，每甲喇下大臣一员，往辽阳筑城，更其名曰阿礼哈城（藩城）” 。同年四月，又“差每三丁出夫一名，修筑都尔鼻城，改都尔鼻城为屏城” 。皇太极亲往视察后，认为规模太小，指出：“联思大军出征之后，辽阳乃驻防地，士马繁众，城小何以能容！今城基未筑，可每面再广十丈” 。到崇德三年年底，“边界三城”即藩城、屏城和开城均已初具规模。其中藩城为辽东半岛重镇，屏城位于西征明朝的要道：“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 开城位于巨流河附近 ，三城遂成为拱卫盛京城的三大军事重镇和清国进而攻明、控制蒙古的前站。皇太极派遣贝勒、大臣统重兵屯聚于此，不仅有事可声速调兵，且当满族统治者多次入关掳掠之时，可以坐镇后方，使出征大军免除后顾之忧。

　　崇德七年（1642）松山大捷后，清军进占辽西重镇锦州，随之即迅速将八旗主力调集于此，以为夺取山海关进而与明争夺中原的准备。从此时起到清朝入关的三年间，遣往锦州驻防的，有由满洲亲王、贝勒统率的满兵，也有祖泽润，石廷柱旗下的汉军，还有八旗蒙古兵丁。在更番轮戍的同时，满族统治者已准备遣兵于锦州永驻 ，只是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清军火速入关，才使这一锦州驻防的设想未能得到贯彻。

　　3、入关前的驻防特点
　　入关前的八旗驻防，尚未形成定制，综观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常见的一种驻防方式，是平时派遣一般官兵驻守，有事再向亲王勋臣统重兵作短期驻防，即所谓“若获城驻扎，惟贝勒更番，至兵士及大臣等无须更换” 入关后大体沿袭了这种做法，即派遣八旗兵丁于各省驻防，有事时再派宗室亲王统率禁旅前往增援。

　　第二，驻防兵丁均由各旗、各牛录抽调壮组成。如天聪九年（1635）为防范喀尔喀蒙古而派兵前往乌塔、西鲁苏特伊等处地是防时，即是：

   “二月十五日，正黄旗之纳凯、镶黄旗之喀勒塔喇、正红旗之道兰、镶红旗之阿尔布尼、正白旗之洪科、镶白旗之乌拜、正蓝旗之董阿赖、镶蓝旗之蒙奥勒托依，由大臣乌拜总之，率每旗壮大（护军校）两名，每年录摆牙喇（护军）一名，前往乌塔处驻守” 。

　　这种用兵均从各旗、各牛录抽调的做法，是努尔哈齐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指努尔哈齐）令于八将（八固山贝勒），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 的旧制，一有力役平均分担、利益平均分沾的含意，一也是为了避免伤亡过于集中：“我们的人记着，此后兄弟再莫放为一班出兵” 。八旗满洲如此，皇太极时组建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也莫不如此。入关后往各省派遣驻防兵丁，也仍然沿用这一惯例，自是满族特有之制。

　　其三，清人也看出了“明人倚仗山海产、宁远、锦州城池坚固，粮食饷充裕，故得以固守” 的道理，自努尔哈齐按八旗分置将士守边驻防之时起，就有解决粮饷的目的，皇太极更受到了明朝边戍守、边屯田的卫所制度之深刻影响。凡八旗兵丁驻防处，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产粮区。天聪七年（1633）有大臣建议，在沿边地区“仍宜展地，于筑城处立界，耕种田亩。皇上（皇太极）在国则令妇子往耕，皇上出征则妇子仍收入旧城，止令男子哨探耕种” ，就是当时颇为典型的一种驻防形式。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又曾叮嘱镇守噶海的官兵“勤饬农务，不可因天气寒冷，欲姑缓以俟和暖，必须早为耕种” 。大举进攻锦州前，又派济尔哈朗、多铎等“率兵修义州城，驻扎屯田” 。入关之后，满族统治者在京畿五百里内圈地以安置八旗兵丁，本来也有边驻防边耕垦自养的初衷，只是在封建地主经济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这一做法实际已不可能。但在入关后盛京的驻防中，仍看到这种做法延续的痕迹。

　　可见入关前的满族统治者，对驻防的作用和驻防的一些形式，显然已不陌生，并已并在盛京驻防的实践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为入关以后八旗驻防制度的正式建立，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入关后盛京驻防的设置和完备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将迁都燕京，分命何洛会等统兵镇守盛京等处。” 多以此为八旗驻防之始。此后为维护统治的需要，八旗驻防制度迅速推及全国。盛京驻防遂变成全国驻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地位仍很重要，特点仍很明显。作为整个八旗驻防制度的酝酿之所，为八旗驻防制度打了个底稿，后来全国各地驻防都受到它的影响并能找到它的影子。同时盛京驻防也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而发展、吸收、改进和完善，自身又显出与入关前的众多不同之处。加上总述中论及的诸多原因和特点，故入关后的盛京驻防可以说在整个驻防体系中既有典型性，又有特色性。

　　1、盛京驻防的最初设置和兵力分布
　　顺治元年（1644）10月清朝迁都北京，留内大臣何洛会驻守盛京。其制：以何洛会为盛京总管，下设左、右翼，各以1名梅勒章京统领。其下，满洲每旗协领1员、章京4员，蒙古、汉军章京各1员，并设驻防盛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800名，箭匠、铁匠各10名，另于兴京（今辽宁新宾）设驻防八旗满洲兵50名 。

　　何洛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关内不断输送兵源：“（多尔衮）谕镇守盛京兵部臣何洛会曰：‘此谕抵达后，著盛京每旗所派之两名章京、每牛录所派之两名披甲领马前来。其妻子家眷毋带，仅披甲前来即可，若有跟役，可随带前来。每旗各留三名章京，每牛录各留三名披甲于盛京’” ，这是顺治元年（1644）十月的事，何洛会于翌年被派往西安，此后总管一职，由叶克书充任，而输送兵源的职责不变，是为康熙以后盛京将军的前身。

　　盛京以外各驻防点，记载不尽相同。据《实录》，在顺治元年派兵留守盛京同时，即于熊耀、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等处设城守官与满、汉章京；于东京、盖州、耀州、海州、鞍山、广宁等处设满、汉章京，率兵驻防 。其实这15处都是入关前原有的驻防地，估计入关时这些驻地的兵丁并未全部入关，而是各有部分留守，《实录》的记载，不过是对各驻防官员的重新部署而已。

　　关于载盛京各驻防点的兵额文献有所不同。本表据《八旗通志初集》转引的《驻防来册》，属第一手资料，当属可信。并附雍正《会典》兵额以供参考。

　　参见附表一 清初盛京将军所属驻防兵额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首先，盛京是关外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关外屯兵最多最重之地，兵额一般在4000名上下，多时达6000－7000名。顺治朝情况，文献记载残缺不全，无法作出统计。而从康熙十四到二十二年（1675－1683）即平三藩的战争期间，盛京的驻防兵额增加最多，其中又以新满洲兵丁的增加为最突出。据载，康熙十七年（1978）“奉谕旨将新满洲副都统衔布克头、扎努喀三十一佐领管下人丁，连眷属共一万余口，俱著改住盛京，各随各牛录管理当差在案” 。康熙十八年（1979）盛京新增纳新满洲兵丁1450名，当即是这批人中的披甲无疑。盛京集结重兵，首要任务并不是镇守，而是作为关内战场的后备军。康熙十三年（1674）因京旅南调过多，移盛京兵1000名至京，乌喇兵700名赴盛京，次年又将乌喇兵亦调京，即是其例。因关外留守的“旧满洲”已寥寥无已，所以又从宁古塔等处大力招收新满洲，以补充因大批兵丁被调往京师而十分空虚的盛京驻防。盛京成为兵源的集结地、转运站。

　　再者，如表所示，环绕盛京、星罗棋布的各驻防点，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才开始着手充实的。是年雅克萨之役获胜，正准备与俄谈判，充实关外军事力量成为当务之急，议政王大臣会议：“盛京等处地方广阔，应请增兵防戍” ，翌年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遂成为盛京各点增兵最多的一年，且充实的是辽阳、熊岳、复州、岫岩、凤凰城等地，而非盛京城。盛京全境驻防由此而规模略具。此后变化较为显著的，一是康熙三十、三十一年（1691、1692）前后巴尔虎兵的调补，一是康熙三十八至四十一年（1699－1702）之间席北（锡伯）兵丁的调补，可见以新满洲或其他少数民族补充盛京驻防的做法，一直未曾间断。何秋涛谓“国初收服诸部，往往迁其家属于盛京，选其壮丁入旗披甲，故凡种人之能成数佐领、数十佐领者，咸归于满洲……其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愿迁内陆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 事实上，除了曾将部分流徙关外的汉人编入八旗以及从关内遣回部分八旗旧满洲之外，东北驻防八旗的主体，系由顺治朝以后陆续收编加入八旗的新满洲构成。

　　第三，从表中所示驻防各点的设置看，除盛京置兵最多以外，兵额超过1000名的，有开原、义州（今义县）两处；超过500名的，有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6处 。其中岫岩、凤凰城控扼通往朝鲜的要道，金州位于海口，均属军事要冲，但其余驻防点，如开原、义州等，并非军事险塞，而是交通便利、土壤沃衍的平原地区，在农业开发上的意义似比军事意义更大。究其原因，一是只有这种相对富饶的地区才能供众多兵丁耕获和驻扎，二是如上所述，盛京设置驻防的目的，本与它处有别，其主要任务既不为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也不是守边御侮。作为后方基地，其任务：一是向关内以及当时的抗俄前线黑龙江等地输送兵力，二是当北边有警时提供粮草，驻防地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军事目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2、盛京驻防机构体系
　　参见附表二 盛京驻防机构体系图

　　3、驻防将领的产生和职掌
　　1）、将军
　　入关初，并无专镇一方的驻防将领，有事则临时派遣。在较固定的驻防处最初设置的长官，多称“昂邦章京”（amban janggin），汉语为“总管”。此称初见与顺治初元（1644）遣何洛会留守盛京任总管，此后内陆亦用。将军一称正式用于驻防的最高将领，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江宁将军，系从“挂xx将军印镇守xx处”之简称。此后各地驻防总管陆续改称将军，将军成为驻防将领的固定官职。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康熙四年（1665）改称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74）又改称镇守盛京等处将军。

　　按《清史稿•职官》，驻防将军的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 （《清史稿》卷117，页3383） 盛京将军最初称为总管是因为他早期兼管地方事务，后才脱离。顺治十四年（1657）设奉天奉天府尹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者互相独立，后定盛京将军节制奉天府尹三年，废止。

　　2）、副都统
　　满语称为梅勒章京(meiren i janggin)受八旗左右两翼制影响,驻防将军下设两名副都统。具有协助将军、佐画机宜的任务。

　　3）、城守尉、防守尉
　　城守尉(hoton i da)，入关前已有，负责驻守盛京周围各个城关隘。防守尉比城守尉低一级，下辖兵丁一般十人、数十人。据《清史稿，职官》：城守尉、防守尉，掌本城旗籍。
　　
　　四、盛京驻防问题和弊端的出现

　　1、将领
　　就清前期来看，盛京驻防地区更多地保持了精于骑射勇敢善战的优良传统，但也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官员的素质很差，一是官场的风气很坏。究其根源，首先，清军入关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关内，无暇顾及东北地区，圣祖认为“北方人民淳朴，狱讼事简，无甚难理” 选派将领往往是“题授江南，浙江，西安诸处章京俱系有资力者。于盛京、宁古塔诸处员缺，则属贫弱之人。” 日久相习，则无人愿意调往东北三省地区。其次，关外仍属于未开发的荒僻地区，“虽茅茨相望，然草寂烟寒，终是塞垣气象，且不若中土荒县” 不能和江南繁华富地美景相比，因此大都不愿返乡任职甘受寂寞。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补奉天副都统查库，规避不赴任” 受革职处分；盛京将军安珠护亦“每向人言，愿来京师作部院文官” 故日久则难有良将循吏。

　　因此，盛京地区驻防将领从本地拔补者，就比各内省要多，而且不象内陆那样仅限于协领以下的官员。“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向因风俗淳朴，地方宁谧，是以三省旗员，皆放本处之人。即副都统、城守尉大员，亦有简放本处者” 驻防将领多出本地，结果必然导致亲故相连，友朋相结，纲纪废坏。盛京驻防将领因种种原因被革职者，仅从驻防将军来看就比其他各省要多。以康熙朝为例，详情如下。

　　参见附表三 盛京将军革职原因统计表

　　驻防之官员素质之差和本地人任本地官员造成的官员庇护交相影响之风，使盛京等处官场风气甚坏，历代皇帝都因此而痛责之，如康熙时圣祖称：“盛京地方习俗已坏之极” ，世宗时亦谓“盛京人员习气浇薄，营谋钻刺，朋比侵盗，甚是无耻。屡加教诫，终不悛改” 到乾隆朝高宗又称：“盛京驻防各官，习气甚属不堪，不可不加以整饬” 作为驻防将领，其水平和素质比较低下，可以说对当地的驻防产生极坏的影响，加速其衰落的进程。

　　2、“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生计”问题动摇了八旗根基。清初制定的旗饷政策，从此食粮当兵成为旗人的主要出路，而断绝了其他的谋生来源，寄生生活腐化旗人，而清政府有限的财政又无法负担日趋繁衍的旗人。该问题早现于京师，然后波及内陆各省驻防，最后危及边疆。盛京亦不例外，但其相对较晚是有其自己的原因。

　　盛京旗人的生活来源，大体于关内旗人相同，即包括旗地和俸饷两种，但该地入关后相当长时间主要或大部分仍依靠“份地”为生与关内旗人不同。据档案载，顺治二年（1645）奉天等处设防御，即每人授禄米田50日。康熙十四年（1675）添设城守尉，又各授禄米田80日。旗下兵丁，则各给口米田10日。 “新满洲”也由政府为其计口授田，从事农耕。除了这些“份地”外，旗人还可“任意垦荒，收获颇丰”，他们赡养家口，拴养马匹，备办器械，“具依地亩为生” 。可见，关内旗人向职业兵转化的同时，盛京地区还保持着兵农不分的生活方式，加上“封禁”政策所以缓解和推迟了盛京地区的旗人生计问题。

　　3、“国语骑射”政策的破产
　　王钟翰先生“国语骑射”曾是满族统治者维护全国最高统治权的一项政策。 八旗驻防整体显示衰落倒退集中体现于“国语骑射”政策八旗驻防中的破产，它的破产说明八旗驻防已经沦为形式与摆设。内陆驻防兵丁处于汉人包围之中，受其影响同化，“国语骑射”衰落较早，盛京地区系满族故地加之“封禁”政策的保护故衰落较晚，时间靠后，但仍不可避免。嘉庆年间，每年行围时，“盛京兵丁竟致雇觅炮手用枪击杀，杀虎亦不用枪刺，只用鸟枪”，士兵骑射“技艺稍逊于前” 还有官兵的满语水平也急剧下降：“正白旗蒙古、带领盛京辽阳保放骁骑校之官保，所奏履历，不成清语。盛京系满洲故地，彼处官兵俱应清语熟练，官保不能满语，是全失满洲旧习，不以清语为重，而该管将军等，平时又不严加教导所致耳。著……令彼处官兵，上紧学习清语，务期精熟” 。

　　随着众多问题和弊端的显现，可见盛京八旗驻防制度已日趋僵化，难以发挥其原有的作用。清朝统治者所竭力维持的“根本”即八旗制度，脱胎于八旗制度的八旗驻防制度，可以说是清朝统治者苦心构筑的保卫政权的堤坝，盛京驻防作为驻防制度的根据地，可以说是其最后一个屏障，它的倒塌昭示着八旗驻防制度、八旗制度及整个清朝统治已不可挽回的彻底走向衰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