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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来自迦毕试省的Basir Kamjo讲述自己家乡出土的宝藏） 古代贝格拉姆遗址与现今贝格拉姆镇所居位置很近，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南部一个富饶的山谷中，如今阿富汗帕尔万省的古尔班德（Gharbard）和潘杰希尔（Panjshir）河流的交汇处。要充分理解该遗址的自然状况及其出土文物，很重要一点是理解其所处地理位置。贝格拉姆处在南接喀布尔，继而可到达连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这样一个古代与现代丝绸之路贸易线路的交汇处。从军事角度来说，该位置也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也促成一些学者提出观点认为：古代贝格拉姆的确就是“高加索亚历山德利亚城”——一座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要塞。 古贝格拉姆的名声源于遗址区内一块被挖掘人员称作“新王城”的地方，分别于1937和1939年在两个古老的、封闭的房间内，发现了大量的不同寻常的文物。许多的文物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并且它们来源于世界上遥远的、不同的地方：来自古罗马帝国地区的玻璃器皿、青铜器、石膏徽章、斑岩以及雪花石膏制品；中国的漆盒和漆碗；印度地区风格的象牙和骨雕。自从它们被发现以来，学者就对如此精美且不同产地的物品被排列整齐的安放在贝格拉姆感到疑惑，基于一些碑文和就地取得的考古学证据，这样几点因素和推断。这些来自贝格拉姆新王城被称作的“宝藏”的物品，被储存在那里经过了贵霜帝国时期。 无论争论如何，一些近期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贮藏时间能够可信地断代为公元1世纪。虽然不能完全忽视皇家“宝库”的推测概念，但也不排除它们实际上是古贸易道路上一部分用于交易的货物的可能。 两种观点同样认为，这些不同寻常的发现，使得贝格拉姆成为了公元1世纪丝绸之路上最壮观的大宗商品交易仓库之一。
古物探索和考古发掘历程 阿富汗的考古遗迹最初是通过欧洲旅行者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游记记载转述，而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其中一位叫做马森（Charles Masson）的英国探险家曾在19世纪30年代，追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足迹，记载了贝格拉姆遗址；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源自孔雀王朝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硬币。马森的报告也招致了贯穿19世纪、在贝格拉姆的广泛无序发掘，从孔雀王朝到古尔王朝的各类硬币被挖出。无论如何，该区域从未被系统性的探索。 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阿富汗政府准许了DAFA（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在阿富汗接下来30年几乎垄断性的考古调查。 根据1922年的协定, 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领导了阿富汗的第一次系统化的考古学调查，调查地区范围包括喀布尔、巴米扬，以及被富歇（Alfred Foucher）认为是公元后早期古贵霜帝国都城迦毕试的贝格拉姆。基于富歇的探索以及巴热图斯（Jules Barthoux）的初步考察，系统性挖掘的计划被制定出来。1936年在卡尔（Jean Carl）领导下，开始了对新王城中被称作“一号遗址”的发掘。第一步是挖出了一条南北走向，对应旧城（即所谓“巴扎”）主干道的探方。在此之后，紧接着发现了沿路的数个工坊。1937年，一号遗址的工作又被约瑟夫·哈金（Joseph Hackin）接管。同年，一号遗址以东200米的2号遗址发掘工作在莱雅·哈金（Ria Hackin）与阿里（Ali Khan Kohzad）领导下进行。他们再次进行南北向的挖掘，在离围护墙几米的地方，他们发掘出几间房间和下方的土层，以及围墙上方的泥砖。 在1937年发掘的大部分房间都没有遇到令人惊叹的发现，直到发现了一个被砖块封堵住的古老的通道。它通向一个封堵的门（与二号遗址挖掘地类似的），在这扇门后是一个房间，里面有大量多元化而非凡的文物被发现。在被编为10号的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罗马样式的玻璃制品，同样也有大量罗马的铜制品，包括盘子、半身人像等。在这扇门后是一个房间，里面有大量多元化而非凡的发现。在10号的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罗马式设计的玻璃制品，同样也有大量罗马铜制品，包括盘子、砝码或balsamaria（一种容器）的半身像和硬币，另外还有一个雪花石膏的晚餐盘和一个双耳瓶。还有大量风格上类似于古印度石雕的象牙和骨雕饰板，大概是木质结构的外层装饰，也可能是箱子或凳子上的。无论如何，随时间的推移，木头在潮湿的土壤中而被腐化分解，这就是为什么仅留存下骨骼和象牙的饰板与饰带。因为DAFA的主要人员到别的地方挖掘去了，所以在1937年发现10号房间不久后便停止了发掘，并将这里荒废了将近一年。1938年，在新王城进行了更多的发掘，在它周边的地方也是如此。 （1926年的贝格拉姆地区风景）
1939年，考古学家哈金返回贝格拉姆以继续二号遗址的工作。这次发掘，在1937年发掘出的房间北至东北方向新发现一处宽敞的房间——13号房间。它的门同10号房间一样，在古代时被砖砌了起来。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同样地找到了更多各式各样的来自古罗马的物品，包含石膏浮雕徽章、彩绘玻璃器皿，以及铜器。这些在13号房间的发现，也包括和10号房间内风格相似的、一定数量的象牙和骨雕。并且又是同样的因长期暴露在潮湿的土壤里，而对其中大部分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坏。在13号房间还发现一件有趣的物品，它使得贝格拉姆的这些发现物的来源拓展到贸易线上更深远的地方——源自中国的漆器的一些碎片。 随着二战的爆发，哈金夫妇返回到法国，并在战争中罹难。他们1939年的发掘笔记好出土文物的目录被保存了下来，并与一系列比较研究的文章一同发表在《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回忆录》第十一册中。在1941-1942年以及1946年，DAFA又进行了两次发掘。但除了60年代实施的一次勘测外，40年代后就没在贝格拉姆进行过此外的任何全面的发掘。这些举世瞩目的藏品被法国与阿富汗分得，并最终落户于喀布尔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和巴黎的吉美博物馆。 贝格拉姆的“宝藏” 虽然此次展览并没有展出所有出土文物，但在贝格拉姆出土的各式物件其实最初主要被划分为三个来源地：古罗马、中国以及印度。然而持续的研究表明，可能还包含另一个来源地——阿富汗。通过对象牙和骨雕以及石膏圆形徽章的仔细检查发现，阿富汗可能不仅仅是贸易要道和各地往来货品的被动接受着，而是其中一些物品的实际加工生产者。
象牙与骨头的雕刻品 贝格拉姆的储藏品包含了上百件构成家具外层的部分象牙和骨雕的单个碎片。这些碎片包括阴刻线、浮雕及圆雕的饰板和饰带，在有些象牙和骨雕上还找到了红色与黑色的涂料。卡尔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挖掘方法，使许多象牙和骨雕得以保存。他意识到了要保存这些碎片，就必须重新构建起那些埋在潮湿土壤中而损失掉的木质结构件。将一种温热的凝胶物质倾倒在碎片上，待凝胶仍柔软时，便将棉纸贴附到背面使碎片固定到一起。待凝胶冷却后，便可安全地将内含的碎片从土壤中分离出来。 在10号房间发现的象牙和骨头物品以饰板为主，用于连接的小孔表明它们是用以组成脚凳外表的装饰层。另外，也找到了若干家具构件的三件女性的雕像。它们的具体用途尚不明确，但有可能它们是组成某种家具的一部分。来自13号房间的精制雕刻品，明显是精致而复杂的椅子或长椅靠背的组成部分。这种椅背通常两面都有装饰。椅子上剩余的没能找到的部分，暗示了是由木头制成，长期埋在潮湿的土壤中而腐朽了。 这些象牙与骨头制品上或雕或刻装饰图案包括：女性、虚构的生物、植物和动物纹样，以及建筑结构。惊人的是，这些装饰物上极少刻画男性形象；只有偶尔地一位国王和几位骑士或猎人可被辨识。少有刻画男性形象，加上“许多包含女性场景”的特殊性质，使得大多数学者相信，来自贝格拉姆的象牙和骨头制品很多时候表现女性住所的场景。即便雕刻者们也可能在当时是被禁止踏足闺房的，但工匠们可能看过这些闺房的图片、或听过某些形象描述。另一方面，进入宫廷艺伎的房间倒是有可能的，因此工匠们能够从那里获取大量灵感。 （考古学家卡尔正在清理贝格拉姆的象牙制品） （贝格拉姆著名的河流女神像出土时的样貌）
那么这些象牙和骨雕原产地是哪里呢？最常见的观点是它们在印度雕刻完成后、然后向北运送至贝格拉姆。许多学者尝试将它们与秣菟罗、桑奇、阿玛拉瓦蒂这些不朽的石刻艺术进行系统化的比较。系统化分析虽是有根据的，但在贝格拉姆出土的散件未雕刻未加工的象牙与骨头原料件，暗示着可能在贝格拉姆当地就有象牙与骨雕的加工作坊。有些雕刻品带着手写的佉卢文记号，这印证了一个假设，即工匠在南方深度训练后迁去阿富汗的，并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雕刻了这些东西。文本的来源同样地证明了工匠们是流动的。 古丝绸之路沿线别的地方也发现类似的象牙雕刻，暗示着贝格拉姆是象牙分销网络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有三件象牙雕刻尤为特殊。第一件是出土于乌兹别克斯坦达维尔津丘地的贵霜遗址的一件象牙雕刻的梳子，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在贝格拉姆发现的完全相同。第二件是阿富汗西北的蒂拉丘地墓葬的一件象牙梳子。第三件是意大利庞贝出土的一尊小雕像，它还体现出象牙贸易所触及到的最远处。庞贝的小雕像是用于组成小桌子的局部，它被断代为公元1世纪，它与贝格拉姆10号房间出土的三件大雕像中的两件在风格上极为相似。
（部分贝格拉姆文物出土时的原貌照片） 玻璃器皿、青铜器、石膏徽章 在贝格拉姆出土的大多数玻璃器皿与古罗马的有相似之处，并被认为是沿丝绸之路运至贝格拉姆的。马赛克或“千花玻璃”的碗和大量带有蜂窝式装饰纹样的无柄酒杯，亦是同罗马、埃及和欧洲的有所相似。对于贝格拉姆迷人的玻璃彩绘酒杯的分析，揭示了它的材质是钠钙硅（泡花碱）玻璃，这与在埃及和近东地区所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皿种类相近似。这印证了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埃及（尤其是亚历山大城）以及叙利亚是玻璃制造业的中心。 如果罗马、埃及或叙利亚是贝格拉姆大量玻璃制品的原产地，那么大宗商品运到贝格拉姆的确切路线可能暗含于贝格拉姆出土的带有辐射 两件出土于13号房间的铜像，显然是来源于埃及。
1939年在13号房间出土了许多有着罗马风格的物品，包括有着人物场景的、高浮雕或浅浮雕的圆形石膏徽章，许多知名的场景是从古典神话中获得的，并且大多数学者对这些徽章的大致出处毫无疑问。举例来说，一枚石膏徽章描绘了一个孩子的头部和躯干，孩子的几乎脱离了徽章表面。他的背后有翅膀的纹样，他那肉嘟嘟的小手臂将一只蝴蝶紧紧抓在胸口。这一场景被认为是爱神厄洛斯和塞姬（蝴蝶形象，在古希腊寓言体系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灵魂”），在古罗马欧洲也有类似的刻画另外一个浮雕肖像石膏徽章中，美男子伽倪墨德正在给宙斯之鹰喂食。他和月之女神塞勒涅所爱慕并且每晚在特拉莫斯山拜访的恩底弥翁有得一比。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物品是由金属原件复刻的模型，并且是出自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其他学者则认为，他们是在贝格拉姆本土制造的。有些石膏徽章正面带有指纹的事实，表明它们不是装饰件，而是工坊使用的模型或是贸易货物的样品。 珍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贝格拉姆文物©余雨桐：
（法国吉美博物馆展示的部分贝格拉姆出土的象牙制品） 来自中国的漆器 在贝格拉姆出土的所有文物之中，中国的漆器是保存状况最糟糕的，仅有少量碎片幸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由于它们脆弱的特性，潮湿的土壤破坏了承托的木头，只残留下及其薄而易碎的漆皮，所以仅仅找到少量严重损毁的碎片。它们数量虽少，但对于贝格拉姆出土文物的年代判断相当重要。在与东亚发现的汉代漆器进行风格上的比对后，它们被高度精确地断代为公元1世纪。
皇室“珍藏”或是商用库房 从贝格拉姆宝藏被发现以来，学者们就在猜测这些不同寻常的物品是怎样来到并保存在贝格拉姆的。20世纪20年代，富歇领导的法国考古代表团认为贝格拉姆遗址是贵霜帝国的夏都，是古代的迦毕试国。富歇基于做出这样一个论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元7世纪曾经过此地的中国的玄奘法师记述了迦毕试国的《大唐西域记》。20世纪30年代，在密封的房间里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物品后，发掘者依据富歇将此遗址作为贵霜皇室的居所的描述，推导出建筑结构为古代宫殿；并从这些物品的珍贵性与遥远的产地来看，它们是贵霜皇室珍藏的一部分。最初对于物品断代的尝试，分析出碎片相隔两三个世纪；这支撑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些物品是几个世纪间收集起来的，并且此地的确是一个封存起来的皇家宝库。 近来更多的研究表明，皇家宝库的理论支持虽然是主流，然而也存在一些疑点。源自遗址本身的考古学证据并未能够证明贝格拉姆是迦毕试，也未能证明该遗址（迦毕试或是别的什么）曾是皇室的居所。所发现的有些工艺品的内在价值，能有理有据地指向一种推论——有一些皇室成员住在这里。但是有些珍贵工艺品可能从皇家手中传入的事实，意味着遗址中存储它们的地方并不绝对是一个皇室的居所。 贝格拉姆对于贵霜帝国的战略性位置，加上它城池自然地坐落于两条河的交汇处，可能的确使它成为帝国重要的中转与贸易城市。然而它所处的位置或建筑结构遗存中，没有东西可以表明它每年中的一段时间实质的被用作皇室的居所。另一个事实是，许多希腊罗马式的工艺品是没有实际价值的石膏徽章，他们可能脱胎于金属原件；这不难想象为什么皇室收藏罕有石膏制品。另一方面，这么多石膏复制品很可能是商人感兴趣的货物样品，它们能够在交易中获得或是当地工匠制作贸易商品的模型。 最后，这些物品是皇室珍藏的论断仍未过时；因为至少目前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单独的碎片间一到两个世纪的年代跨度。但是，除了在贝格拉姆出土文物的主旋律年代学为1世纪之外，一些有着年代差异碎片的争议，能够被轻松推翻。这些发现于两个房间中的集聚在一起的物品，一旦被证实是同时期的，就正巧能被视作商人或买卖人的存货，而不是皇室宝库的珍藏。 此外，在贝格拉姆出土的一些未经加工和雕刻的象牙和许多石膏模型，也显示出贝格拉姆可能不仅仅是十字路口上的物流仓库，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作坊和画室的贸易中心。这种结论可能在贝格拉姆定居地本身性质上散出一束不同的光，看到它不仅作为一个皇室的居所，而是作为战略性地处于并活跃于从中国到中亚、南亚和罗马的完善的贸易线上，贵霜帝国西北边陲地区重要的贸易与制造业中心。 后记
2017年末听邵学成老师讲阿富汗：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法罗尔丘地、贝格拉姆、巴米扬……惊叹阿富汗竟是一个有着希腊化城市的国家。今年2月在上海出差时见到了自发翻译阿富汗遗址文章的夏艺宁同学，在她感染下进了翻译文章的坑。 我希望我的这篇译文能配合这批文物在中国的展览，让大众了解到这个命途多舛的国家曾经灿烂的历史。 ——朱重阳
今年2月的时候去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看佛国山水的展览认识的朱重阳，我记得他还特地穿了搭配有龟兹风格图案的衬衫，后来得知我有翻译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的资料，他也尝试起了第六章的翻译，我们时不时会讨论翻译的感悟和遇见的问题，也是互相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感谢所有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感谢我们自己，是那些最初的小愿望带给了我们巨大的能量，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和时空。 ——夏艺宁 此文翻译来自去年敦煌班学员同学，很珍贵。尤其是在贝格拉姆出土的所有文物之中，也有中国的漆器，时代为公元一世纪。复联想到昨天林所长学术报告中谈及“土山屯汉墓”中也出土有来自两河流域的器物。可以进一步补充去年所撰写海外藏漆器分卷之论文内容。两汉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确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殷晓蕾 敦煌学习时的同学，克孜尓石窟的英语讲解、水平高的不要不要的 ——熊双平 非常棒的翻譯，給我很多啟發，尤其是工匠的遷移問題牽扯重大，我在去合浦的路上，通過你們的工作我冥冥之中感覺到，自己馬上就要到達一個節點：海絲和陸絲的交匯，東西南方的交匯，歷史和現實的交匯。讓我心潮澎湃。如此重大的發現，印證了中亞作為中間轉運站的性質。陸絲如此，海絲應該也是這樣。期待中國水下考古隊沙特塞林港的發現。 ——于秋伟 此文翻译来自去年敦煌研究班学员同学，年轻有为的九零后，在新疆龟兹守着千年石窟，并在业余时间翻译相关文章，在此喧嚣年代，为文为人，都很珍贵。 ——河上花 这几个月很忙，日子过得很紧张，但想到（成都博物馆阿富汗展览）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忧伤。但愿这批文物离开中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杜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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