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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周作人和张爱玲的专家，你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他们的创作生命会有什么改变吗？ 止庵：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变吧。这两个人都是“固执己见”的人，他们一生的写作理念都是一以贯之的。周作人早年在《孤儿记》中提出关注弱者的思想，后来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在两性之间更关注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的命运，上世纪30年代曾公开声明“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使得周作人颇受鼓舞，认为“这奠定男女平等的基础，过去封建社会中的两性间的片面道德将由此而逐渐打破了”。 张爱玲难能可贵的是，在阶级论盛行的当时，她是一个非阶级论者，一直关心的是作为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立足之点是财产，即便财产到头来成了她的枷锁；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立足点是婚姻，只要她与范柳原正式结婚，不管范如何在外面潇洒，她都不计较，因为她是名正言顺的“范太太”； 在《留情》中，淳于敦凤的立足点是与米先生相依为命，有没有爱情无所谓； 在《色，戒》中，王佳芝的立足点是被爱的一点感觉，易先生在给王佳芝买戒指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易先生是爱她的，这就够了，哪怕她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赵珏感觉自己真实地活着，就是支点，即便活得不如意，就像小说中写的：“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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