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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舌战录连载(四):从诸葛亮的话术中学一点真正的三国史

 2018_71 2018-05-06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第二次舌战发生在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与舌战群儒相同的是,这一次舌战同样为小说所虚构: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北伐,剑指雍凉;恰在同一年,王朗病逝于洛阳。罗贯中遂借此巧合,安排了一出诸葛亮与王朗的军前舌战。

住口!

可以说,这是诸葛亮面对的最凶险的一场舌战。王朗是一代经学大家,著作等身;东汉末年曾任会稽太守,极得民心。后孙策举兵破会稽,因敬重王朗为人而未忍加害。王朗后投曹操,曹魏建立后成为三朝重臣,位列三公,其身份名望比之于诸葛亮纵有不及也相差不远;若以学问而论,恐怕王朗犹胜诸葛亮一筹。

《三国杀》的王朗,也是一个表情包

所以诸葛亮对阵王朗,彼此的智谋见识可谓旗鼓相当,只是《三国演义》以战争为切入点,故王朗的戏份不可能太多。纵然如此,其与诸葛亮的这一场舌战,却足可称为《三国演义》第一辩了。王朗的立论,字字如刀,刀刀刻骨,无一句是虚言,短短一百六十七个字将汉末乱世及汉魏禅代勾勒得入木三分,其逻辑文采犹在诸葛亮的反诘之上。至于其“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的结果,则与江东群儒之败一样,可谓非战之罪。

江东群儒之败也非战之罪

王朗的言辞,大约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总论,提出核心观点是“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这一句话,不仅仅是王朗的核心,更是整个曹魏帝国政权合法性的核心。王朗开宗明义,有其必然性。汉魏禅代之路其实早在曹操时代就已经铺平,但曹操终其一生不敢称帝。曹操自迎汉献帝之后以汉相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汉朝事实上的“国主”,但直到建安十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曹操依然认为这是“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并不敢悍然代汉。

当然,没有曹操,曹丕也认真不起来

曹操非但不敢代汉,反而屡屡标榜自己忠于汉室之心。在《短歌行》中,曹操先以周公自居,又在《述志令》中申明自己的志向就是死后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十字,一生为国家讨贼立功。曹操自然不是不愿称帝,但改朝换代之事非同寻常,曹操身为汉相图谋帝位,既违臣子之道又得国不正,故至死曹操也只能叹息一句“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矣”。周文王为商朝封臣,其子周武王则行代商之事,曹操言下之意便是若魏真能代汉,此事也要交给他的儿子去办了。

独汉以强亡

站在曹操的肩膀上,曹丕果然称帝。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曹丕面对的困境与其父曹操一样:曹魏的正统地位实在是缺乏合法性来源。为了安抚天下人之心,曹丕代汉的过程繁琐到了极点:汉献帝四次下诏禅位,群臣更是数十次上表劝进,曹丕“推托不及”,才为“顺应”天下人心而登基。这一番政治舞台剧,一方面自然是曹丕想借机看百官是否支持、代汉时机是否成熟,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曹丕受禅是“假禅让为攘夺”,其登基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珠联璧合!

如果曹丕能统一天下,那汉魏易代自是水到渠成。然而汉末天下三分,曹魏之外依然有蜀汉与孙权两大势力。孙权当时已臣服于曹魏,其地位相当于藩国,这种臣服本身也可以为曹丕称帝的合法性加码;但蜀汉君主为汉室宗亲,自称继承汉朝正朔——这个问题就非常棘手了。诸葛亮北伐,可以视为汉朝因曹丕僭位而进行的平叛战争,名正言顺,这是曹魏万万不能接受的。

出师未捷,天命难违

所以,当诸葛亮北伐遭遇王朗时,王朗的立论就必须先解释汉魏禅代的合法性。从其言辞来看,这一解释非常高明:王朗将“天数”置于汉朝正朔之上,这就否定了汉朝政权的最高权威——既然天数应当归于有德之人,那曹魏代汉便是顺天而为,其所代者不是汉朝,而是汉朝背后的天数。

对方并不想理你

从法律条度更容易理解王朗的立论。如民国时期的《刑法》第一百条规定:“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著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政权本身便是最高权威,所以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之事当然成为犯罪。然而若政权本身不是最高权威,其后还有更加权威的“天数”——从法理角度来看也就是自然法——那顺“天数”而取代前朝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论证汉魏禅代是顺应“天数”的行为?

legal high!

王朗之后的论证堪称范本。从汉朝来论,汉德已失,其统治有违“天数”:“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

王朗真的很强,只是诸葛亮开挂了……

这一段历数了汉末乱象。汉朝皇帝自己不修德政,王朗将其矛头直指桓灵二帝,而这两位皇帝又的确是有名的昏君,就边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也写道“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朝在桓灵二帝的糟践下,黄巾倡乱、诸侯割据,董卓、袁术、刘表、吕布等人各据城池,以至于本该太平的家国陷入了“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的危险局面。从曹魏来论,大魏正合“天数”:“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

曹操:你说得对!

武皇帝即是曹操,其赫赫武功一扫因桓灵二帝不修德政而被败坏的江山。文帝即是曹丕,其继位是汉帝自愿禅让,合乎上古之礼。从国际关系上看,曹魏的正朔也得到了“万邦”的承认——曹丕受禅时,包括匈奴单于在内的“四夷朝者数万人陪坐”,又兼有孙权臣服而受封吴王,所以“处中国以临万邦”这一句鞭辟入里,将蜀汉偏安一隅的尴尬处境烘托得淋漓尽致。立论至此结束,王朗一代名士大家,在收尾处强调了曹魏实力之强,弱中带刚的同时也不忘给诸葛亮以台阶,且有升华之意:

“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岂不美哉?

这一句话,帮着诸葛亮解释了若其“以礼来降”,绝非懦弱,而是顺应“天数”;而且可以达到“国安民乐”,这是为百姓的福祉考虑。王朗此番唇舌,既将曹魏代汉之事逻辑化、合法化,无犀利之言辞却饱含刀兵,可谓有理有据有节。可以想像,纵然历史上王朗真在诸葛亮北伐时与其舌战,其立论也不过如此而已。罗贯中之笔法,完全体现了王朗的才华、地位与立场,穷尽了这一次舌战的可能性。

诸葛亮的反诘在逻辑上其实是弱于王朗的

相比之下,诸葛亮的反诘在逻辑上弱于王朗,在风度上又多人身攻击,其实是辩论场上的输家。王朗听罢居然“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也只能是情节需要了,不败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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