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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昱乃满州镶白旗人，姓爱新觉罗，他是豪格的十世孙，而豪格乃是清太祖皇太极的第一子，可见其出身之显贵。盛昱也是清朝满人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文人，同治九年顺天乡试他考取了第一名，光绪三年的会试他又中了第一名进士。看来，状元到手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然而最终的阅卷大臣却从他的试卷中挑出了几个错字，于是把他放入了二甲。 这个结果却挡不住盛昱的才气，后来他坐到了国子监祭酒的重要位置上。虽然这个位置并非党政要员，然而他却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比如他称盛昱：“盛伯希祭酒，持论高，究有识见，天潢中俊杰士也。” 看来盛昱不止出身高贵，同时此人也很有见识。为此他给朝廷上了不少的奏章，他在奏章中弹劾了不少的大员。也正因为如此，他也被人利用，比如他的一方奏章就给慈禧用来打击恭亲王奕。这件事改变了朝廷的政治格局，而当初上此奏章并非是针对奕而来者，这个结果他未曾料到。故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中称：“伯希自甲申一疏，给慈禧用以对付奕，似有愧疚，所以那从前所有疏稿，一律不留。” 然而盛昱的奏章乃是那个时代的名篇，而他的文集中完全未曾收录，有不少的文人以此为憾。比如奭良在《野棠轩集》中说道：“政府固憎其嗜名，其所上数十疏，或用或不用，率以中旨行之，虽如劾彭之疏，持义正而虑患深，皆不发钞，人间遂无传者，甚矣其忮也！公亦不自收拾，其后中表扬太史为刊《郁华阁集》，皆甲午以后作，以前之菁华鲜矣。而奏议不传，尤为憾事。” 盛昱所上奏议既然如此有名气，然而其文中却完全不曾收录，显然他的这些所言太过锋芒毕露，以至于后人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将奏议部分一律摒弃。这种做法显系有意为之，在当时的名家就读出了其中的味道，比如张之洞有一七绝名《读盛伯希集》，其在此诗中就刻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密国文词冠北燕，西亭博雅万珠船； 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 张之洞说，盛昱的奏章绝对是北方文人中的上品，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奏章在文集中完全未曾收录呢？这种做法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以张之洞的绝顶聪明，他当然明白这么做的真实原因，而他刻意在诗中发此一问，这种明知故问当然是调侃当时的政治氛围。难怪高拜石将此写盛昱一篇的题目起为《老佛爷“借刀杀人”》。显然，盛昱的奏议成为了慈禧左右朝政的工具。 盛昱辑《八旗文》五十六卷，清光绪二十七年武昌刻本 然而盛昱在诗学上也同样颇有成就，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将那个时代的诗人分为六派，其中第三派为“河北派”，在本派中汪辟疆举出的诗家有张之洞、张佩伦、柯劭忞，汪认为这三位诗人可谓河北派的领袖。而他在该派中又特意举出了多位满州诗人有成就者，比如宝廷、盛昱、志锐、三多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盛昱。对于盛昱在诗学上的成就，汪在文中给出了如下评价：“伯希祭酒，为亲贵中淹雅之彦，雅负时望，尝与杨钟羲共葺《八旗文经》。伯希下世，杨氏又刻其《郁华阁遗集》于武昌，盖子勤伯希，以中表而投分最深者也。敬礼定文之请，山阳死友之知，兼而有之。伯希诗兴趣不及偶斋，然以胸罗雅故，身经世变之故，沉郁坚苍，反似胜之。” 盛昱撰《郁华阁遗集》四卷，清光绪三十一年序写刻本，书牌 盛昱撰《郁华阁遗集》四卷 ，清光绪三十一年序写刻本，卷首 汪辟疆在诗学上更有名的作品则是《光宣诗坛点将录》，该录中盛昱排在了“地察星青眼虎李云”的位置上。 相比较而言，盛昱在史料学方面更有贡献，他在这方面的特长从小就有显现。邸永君在其所著《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中说道：“盛昱少慧，十岁时作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由是显名。”看来在少年之时，盛昱就显现出在考据学方面颇具天份。故其后来在仕途上受到挫折之后，既而提出辞职，此后，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藏书访碑方面。 盛昱将自己的访碑活动主要定在了北京地区，金毓黻在《雪屐寻碑录叙》中称：“时出游衍蜡屐访碑，复广觅拓工，裹粮四出，近畿之碑响拓殆遍。” 盛昱乃显贵出身，他的出行显然也是浩浩荡荡，跟他一同访碑者有多位拓工，凡访得之碑他都将其拓下来，所以北京附近有名的碑几乎都被他拓遍了。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田野调查活动。2001年第3期的《文献》中有刘小萌所撰《北京地区碑刻中的旗人史料》一文，该文中在谈及盛昱访碑活动时称：“多年搜集，集腋成裘，蔚为大观。盛昱既殁，原拓散亡，惟副本尚存，惜当初顾觅抄手誊录副本时，前后多有错乱，未及编次，于是经杨钟羲对副本加以编次，因无原拓可校，整理后的本子仍不免缺讹。杨氏以往岁盛昱赠词中有‘年年雪屐寻碑’一语，定书名曰《雪屐寻碑录》。” 《凭山阁新辑尺牍写心集》四卷，清陈枚选 旧抄本，盛昱旧藏，卷首 看来，盛昱虽然搜集了很多的碑拓，可惜没有来得及整理他就去世了。好在他在拓碑之后，将一些碑文录了下来，他去世后，其亲家杨钟羲对这些碑文进行了整理，而后起名《雪屐寻碑录》。然不知什么原因，杨钟羲也未曾将这部重要的史料予以出版。刘小萌在其文中写道：“《碑录》整理后印行未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闻讯辗转寻访，将书稿携归东瀛，然未及印行而身殁。及30年代金毓黻编纂《辽海丛书》，始由日本友人处借得书稿，编入第五辑印行。” 看来，《雪屐寻碑录》的出版跟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寻找有一定的关联。关于此稿寻找的过程，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一书中收录有仓石武四郎所撰“《雪屐寻碑录》代跋”，该文中首先称：“忆及昭和四年（1929，编者按，原文、原译均作五年，误）五月，高雄义坚君游览江浙毕事，北来访余于北平东城之旅舍，交余一小纸片，上书‘盛伯羲《雪屐寻碑录》’等字。盖内藤先生于别高雄君时匆忙录示者也。据君言，先生命余探访此书之存否云。” 看来内藤湖南是通过间接的关系，托留学生仓石武四郎代为寻找盛昱的访碑稿本，他想知道盛昱的这部手稿是否仍然存世。内藤湖南为什么对该稿有着这样浓厚的兴趣呢？原来内藤先生曾写过一篇《盛伯希祭酒》，发表在了《支那学》第一卷第十一号上。内藤在此文中说：“祭酒晚年殊好探求北京附近之史迹，常作寻访金石之旅行，其诗集中有为探访北京西北之怀来县附近之釜山所作之诗，釜山即古昔黄帝集会诸侯合符之地。而其旅行所得即著录于《雪屐寻碑录》者是也。” 内藤湖南是何以知道盛昱做过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原来他是看到了杨钟羲在其所撰《雪桥诗话》续集卷八中一段记载：“光绪戊戌（二十四年，1898），伯希表兄为釜山之游，有诗云：‘我来为釜山，釜山土一抔。稚柏仅百株，一松无匹俦。轩辕朝群后，胡为来荒邱。山颠有立石，或者纪号留。公玉图不见，金碧佛宫幽。林木无翳障，杰阁凌清秋。东望尽沧海，百灵歘来游。至德在平易，毋以高深求。’伯希晚年常作近游，往来于徐河沟水间也。”而《雪桥诗话》卷十二中，杨钟羲又明确地说：“惟《雪屐寻碑录》副本尚在余行箧。” 《凭山阁新辑尺牍写心集》四卷 清陈枚选 旧抄本，盛昱旧藏，序言 看来，正是这句话让内藤湖南找到了线索，于是他辗转通过日本在华留学生去探访杨钟羲，以便了解该书是否尚在人间。而仓石武四郎却并不认识杨钟羲，然他不负重托，辗转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得见雪桥先生。他最终是在某场宴会上得以认识马衡，而后经过马衡的介绍他认识了杨钟羲的弟子尹奭公，经过尹的介绍他终于见到了杨钟羲。幸运的是，《雪屐寻碑录》的录稿确实在杨的手中，而那个时代因为没有复印技术，仓石武四郎就请同学费半年时间，将该稿抄录一过。抄录完毕后，他又请杨钟羲予以了校对，之后他将此稿呈现给了内藤湖南,可惜内藤湖南也未来得及出版就去世了。后来，金毓黻又从内藤湖南后人处把这部手稿抄录了回来，最终才将此收入《辽海丛书》中。而盛昱费多年功夫整理出的碑录，总算心血没有白费。 盛昱在访碑之余，他的另一大爱好就是藏书。然而盛昱的藏书方法却很特别，因为他去参加一些书商的竞标封货，而这种活动原本仅有书商才有这样的资格，不知盛昱何以能参与其中？缪荃孙在《琉璃厂书肆后记》中写道：“旧友日日来厂者：朱子清、孙铨伯、黄再同、沈子培、子封、徐梧生。若盛伯希、王廉生，间或一至，来则高车驷马，未及门而已知。至潘翁诸老，则耑候厂友之自送，罕见莅肆。伯希辞官以后，探得打磨厂兴隆店，外来书贾货车萃焉，五更开市，各书陈列于地，论堆估值，厂友悉趋之，伯希时时襥被往宿，遂得宋本七十卷之《礼记注疏》、《杜诗》黄鹤注、旧钞《儒学警悟》。余因伯希而往，亦得旧钞《武溪集类编》、《长安志》。同日子培得《马天造象》原石拓本，后余又得宋本《范文正集》、元本《柳道传集》、正统本《苏平仲集》，价廉于厂肆。近无此事，店亦无矣。” 看来，盛昱买书颇为气派，他骑着高头大马，呼朋唤友地前去买书。而这位旧王孙也真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他听说外地有书一早就运到京城，而盛昱竟然打着扑盖卷早早去等候。仅凭这一点盛昱堪称一位标准的书痴。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爱书心切，也使得他有时会表现出蛮不讲理的王爷气概。叶得辉在《郋园读书志》卷二《说文注钞》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是书原有三册，得之都门厂肆，因往他肆观望，为宗室伯兮祭酒持其一册以去，坐索不与。先是，余得元刻陆森《玉灵聚义》，已议值矣，为祭酒强得。又得宋赣州张之纲校刻《文选》七本，祭酒持去二本，余又以全册让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选》，以为此二册可以挟持，余恶其夺取无理，因携此二册而归。” 《说文注钞》一书原本有三册，叶得辉在琉璃厂看到了该书，可能是为了压一压书商的价，他看完后就接着转别的书店，等其返回时，其中的一册已经被盛昱拿去。叶向盛索要，盛就是不给。按理来说，叶得辉没必要为一部书得罪这位满州名人，但在此前，盛昱已经做过多次这样的事。此前，叶一忍再忍，因为盛昱每次拿走其中一册之后，叶只好把剩余的部分也让给盛。而到如今他忍无可忍，决定不再退让，他还是把剩余的两册买了回去。 盛昱的这种做法，哪怕放在今天，也确实不是个好习惯。书界不成文的惯例，乃是某人拿起某部书，旁人若喜欢也不应当搭话，而是当对方不要时，后一人方可接着谈价。盛昱的这种所为显然是有违业内规矩，但因其出身之显贵，少有人敢跟他计较。而今碰到叶得辉这样的爱书之人，也只好落个谁也不全的结果。 国庆 但也正是盛昱这样的买法，使得他的藏书质量颇高，有很多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然盛昱却对自己的所藏颇为吝惜，除了特别好的朋友，他绝不拿出示人。叶得辉所撰《藏书纪事诗》中写道：“伯希精本最多，不轻借人，于鼎芬最厚，函去书来。一日往借宋本吕穗卿《庄子解》，不许，再求之，限三日，不能毕又宽两日，手录其序还之，曰：‘吾日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诸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笑曰：‘借书若此，可以托孤寄命矣。’” 以上的这段话，乃是梁鼎芬所言，而梁跟盛昱的关系最为密切，即便如此，梁向盛借一本书，他也不答应。但盛经不住梁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将《庄子解》借给他看三天。而梁在三天的时间内无法将该书看完，经过请求盛又宽限了两天。盛小气到这个份儿上，也真是少有。但他所藏之物是否真的都那样好呢？按照相应的资料记载，他也有打眼的时候，徐珂所撰《清稗类钞》鉴赏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盛伯羲祭酒昱与王文敏公以风雅相尚，偶得精良之品，辄相传观。然诸骨董各因以赝物相欺者，亦时有之。闻尝得戴文节画，咸相击赏。久之，有人审视年月全谬，乃知伪物也，彼此相顾怅讶者久之。然有人言名画之伪者，相约一例，必留一破绽，俾有识别，如年月地方必有一二处故为错谬。扬州人作伪者，皆有此习惯也。” 这堵老墙不知跟意园有没有关系 戴熙乃是清代著名的画家，某天，盛昱跟王懿荣见到了戴熙的一幅画作，两人认为该画乃是戴的精品，过了很久，有人发现该画中落款的年代完全不符。这个结果让盛跟王颇为惊讶，既然此画伪造水平如此之高，那为什么还把年款写错了呢？徐珂在文中称，这种作法乃是伪造者的盗亦有道。因为他们在伪造名画之时，故意在年款上留下一些破绽，以便让后人能够区分出原作还是伪作。古人造假也要讲良心，看来比今天的伪造者的道德水准高出了一大截。 虽然偶有打眼，但盛昱所藏确实质量很高，并且他的藏书有很大的数量。盛昱去世后，他的藏书被其养子善宝出售。而莫伯骥曾前往盛昱家中去看书，莫在《儒学警悟》一书中的跋语中写道：“忆壬子之春，宗室盛祭酒遗书散出，余就意园中视之。北室五楹，南室三楹，钞刻新故，错杂纷糅。贾人第其甲乙，标为签记者凡百有七十号，上者充栋，下者委地，曾不之惜。即炫赫一时之宋刻《礼记正义》四十巨册，宣绫包角，藏金笺，亦散置几下，高可隐人。余竭一日之力，视其刻之古者，钞之善者，校勘之有名者，粗籍于小册中。曾不匝月，而骎骎为厂市巧计纂取以尽。” 旧味仍在 由此可见，盛昱藏书量确实很大，而其最有名的一部书则是宋刻本的《礼记正义》。李盛铎在《礼记正义》一书的跋语中将该书称为：“注疏合刻第一祖，又为海内第一孤本。”此书当为郁华阁中之白眉，邓之诚所撰《古董琐记》中有《盛伯希收藏》一文，此文首先称：“盛伯希祭酒，自谓所藏以宋本《礼记》、《寒食帖》、刁光胤《牡丹图》最精，为三友。身后为其养子善宝斥卖，至今意园已为日人中山商会所有，盖无余物矣。” 邓之诚在这里列出了盛昱生前自认为最佳的三件宝物，其中《礼记正义》为书，《寒食帖》乃是碑帖，而《牡丹图》当为绘画作品，如此说来，盛昱也知道自己的藏书最佳者乃是这部《礼记正义》。但他去世后，这三件宝物都被卖了出来：“三友以壬子夏归于景朴孙。后《礼记》为粤人潘明训所得；《寒食帖》归于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图》初归蒋孟苹，复卖于美国人。” 这部著名的《礼记正义》最终归了上海的大藏书家潘宗周，其实在此之前，这部书归了二公子袁寒云，而后袁因为缺钱才把该书卖给了潘。这部书也成了潘的镇库之宝，他得到这部书后将自己的堂号起名为宝礼堂，而此堂号就是因该书而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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