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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津去说相声
1940年的3月到6月，我一直在西单商场说相声。天气暖和了，病也好多了，这个时候，有人来约我到天津燕乐戏院去说相声。
我们场子有个相声演员叫戴少甫。他原来叫戴少圃，“圃”字是四四方方一个框子中间搁个甫字，有人对他说：“你这名字不好，外边有个框，把你困住了。”那时人们怕听这话，他听说后就赶紧把框子去掉，改叫戴少甫。戴少甫有点儿文化，能够自己整理段子，相声段子中有些错别字，他能纠正过来；同样的段子他说出来，比别人说得好。我也受过他的影响。一两年前，他在天津燕乐戏院说过相声。燕乐戏院是天津有名演杂耍（曲艺）的场子，有时偶尔也演场电影，所以也叫影剧院。戴少甫到天津后，很快就演红了。当时他最红的节目叫《数来宝》。《数来宝》原来不是个相声段子。当初我老师朱阔泉先生在西单商场演出时，每天去得早，观众没来齐，他就挥动大板说段数来宝招揽观众，原来不算个段子，后来愈说愈多，愈说愈长，就变成了个相声节目。戴少甫到天津演出的时候，天津闹水灾刚过，报纸上经常有人写文章募捐劝赈，他就把报纸上的文章改编成段韵文，插进《数来宝》内，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向大家劝赈。这下子他就红起来了。观众觉得这个演员不仅是个艺人，还热心公益，就喜欢他，他是这么红起来的。后来，戴少甫由于说了段《打白狼》的相声,被大流氓袁文会等人轰回北京。这段相声还有个名称叫《得胜图》,内行话叫做《大杆子》，它的传统名称又叫《南征梦》。戴少甫因为说这段相声得罪了天津最大的流氓袁文会。里边有段台词讲到点名：
甲：王得胜！
乙：有。
甲：赵德标！
乙：有。
底下就点起同台演员的名字了：
甲：常旭久！
乙：有。
甲：谢芮芝！
乙：有。
甲：于俊波！
乙：有。喂，你这司令怎么尽带我们这一帮人儿呀！
甲：哎，您想，我要做了司令，不就带你们这一帮孙子吗？
这是骂人的字眼儿，那时台上常这样说。这词儿原来就有，不是针对谁说的。但那时敌伪搞汉奸队，汉奸队有王部队、李部队、张部队、赵部队等等，袁文会的部队就叫袁部队，他是司令。戴少甫说相声说到这儿，台下袁文会旁边的狗腿子就说:“这是骂咱们，非打断他的腿不可!”说着，窜到后台动手就打。那天正好白云鹏老先生也在现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一见狗腿子打人，直说好话：
“别价，别打呀！打坏了那可就完了呀！有什么事冲我吧！我请客，我给你们赔不是，让他给你们赔不是，……”
白云鹏一边说一边就趴在戴少甫身上，替他挨打，这样，才把戴少甫救了下来。我在卖艺生活中一直觉得江湖艺人有很多好品德，他们讲义气，肯帮助人，在这种场合看得最清楚。
戴少甫挨了打，被轰回北京，于是燕乐戏院又来北京找人，才找到我。他们原来对我就有好印象，就邀我去。我们场子里最好的捧哏演员是张少棠，他捧得活，夸张幅度大，嗓子也好。他有点儿文化，原来是个银行职员，业余时间说相声，后来就成了专业演员。我约他一起去，他不去。他说跟我出去没有把握，尤其在天津。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
“出处”，天津是“聚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联珠快书、单弦、莲花落，还是相声，艺人都来自北京,天津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名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你要是在天津站不住脚，那你就甭想到江南去，因为江南邀角儿都到天津来约；你要是在天津能站住脚，挂上号，那你这个演员就算行了。所以张少棠不敢跟我到天津去，他说：“凭你这两下子到天津去能站得住吗？我跟你去天津一个月，演砸了，回来我上哪儿？人家不要我怎办？”
这时，郭启儒正好没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他。我俩在天桥学戏和唱戏时就认识。我说:
“天津来邀人，你有意活动活动吗？”
他说：“可以呀！我在这儿也不行。你没瞧见吗？”
这样，我们就搭上了伙。郭启儒也是天桥艺人,他的师父是刘德智,刘德智是和焦德海搭伙的。天桥这场子历史悠久，凡是从这块地上出来的相声艺人，人们都看做是正统。自从焦德海死后，这块地不景气了，生意也不好。郭启儒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和我搭伙去天津的，成了我艺术生活中的老伙伴儿。
打炮戏
1940年端午节后，我们来到天津，在燕乐戏院演出。那阵儿一台曲艺有十几个节目，燕乐戏院是十四个，他们想让我演最后一个节目，这叫“大轴”，我不干。我挣的钱少，我俩只挣储备票二百多元。那阵儿物价波动得很厉害，我们挣这点儿钱就干“大轴”，太不合算。另外也不敢干。天津这码头，刚刚去，自己这两下子心里有数，能不能站住还不知道。我不够唱“大轴”的资格，没有唱。
从前演戏，第一天的节目叫“打炮戏”。我们到燕乐，头天的打炮戏白天是《空城计》，晚上是《改行》。那阵儿的《空城计》，还不是后来我整理过的这个段子，那阵儿说《空城计》，前半段说的是《挂票》，后边才说《空城计》。就那《空城计》，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以前别人说《空城计》，是说“城楼”这一场。四个龙套出场，前两人走到台中间站一下，一人往左边，一人往右边，后两人上场也是如此，这不对。我把它改在司马懿过场这一场，就是现在的样子。从前的说法不合理。“城楼”这一场，台上大边儿（左边）是诸葛亮、琴童和城楼；司马懿带兵上来，唱：“大队人马奔西城”，他应该站小边儿（右边），四个龙套站一字儿，没有一边两个的站法。原来相声不合理就在这地方，我把这一场改成过场，就合理了。为什么过去的相声要那样说呢？那时候相声界有种怪理论，叫做“理儿不歪，笑不来”。他们认为说相声不能说对了，说对了，人家就不乐了；唱也如此，非得你唱得不是味儿，人家听着乱七八糟不像个玩艺儿，觉得可气，一气,就气乐了。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我们主张“对中求好”,首先你得讲求说得对,说对了你再往好里研究。相声演员很多人是从京剧界转过来的。老辈有朱绍文先生(艺名“穷不怕”),是京剧演员改行说的相声，后来有常连安，我们这一代有侯宝林、郭全宝、王宝童、王长林，都是从唱京戏转说相声。你要是原来不会唱戏，这样说《空城计》还情有可原；我们懂得京戏，就不能这样说了。所以我就改了这个场子。那天晚上我俩说《改行》。夏天开场要晚一点儿，八点钟，赶天黑了才开场。那天晚上正赶上电台在燕乐戏院实况转播，我们一下子就接触了广大群众。因为实况转播，大家都想拿出自己拿手的、比较有把握的节目去演。这样，时间就长了，散场时都快夜里一点了。十四个节目中，我排在开场第六，也就是前半场七个节目中的靠末。那阵儿说《改行》和现在也不一样，一般叫《八大改行》。《八大改行》说到每个艺人出场时，要先把他唱的段子学唱一遍。譬如说学京韵大鼓刘宝全，现在说相声是在说到“卖粥”时才学唱，那阵儿在前面提到刘宝全时就要先唱一段。京韵大鼓有个“八句诗篇”，“八句诗篇”可以概括整个段子的内容，“八句诗篇”唱完了，跟着就出人物，故事就开始了。譬如《长坂坡》吧，前面就有这么八句：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
灯照黄沙天地暗，晨迷星斗鬼哭声。
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生死一毛轻。
长坂坡前滴血汗，使坏了将军赵子龙。
按照过去相声的说法，我在说“卖粥”这一段以前，先得唱这一段。那阵儿我嗓子好，从高八度到低八度全用得来，对刘宝全的味儿基本上也学得会。那天晚上我说《改行》，说到刘宝全时，就唱了这八句。
学完这一段，台下观众听着可满意啦！这一段听满意了，下边再学“卖粥”，就更满意了。说《改行》,我也作了一些改动。在我以前的相声演员说《改行》说到“卖黄瓜”时,只唱两句：“大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我认为唱两句不够劲儿，怕要不下“好”来，因为观众没有准备时间。我就在前面加了两句，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四句：
香菜芹菜辣青椒，
茄子扁豆嫩蒜苗，
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
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想让大家叫“好”，你得给人家台阶，给人家准备时间，我唱这四句，就是给了观众准备时间，再加上唱的时候的身段和动作，唱完了果然观众叫了个“满堂好”。这四句的唱腔是运用《遇皇后》中：“听说包拯他来到，不由哀家喜眉梢，赶上前去拦大轿，见了包拯说根苗”的唱腔。“卖西瓜”是运用《黄鹤楼》中四句唱腔。唱这两段时，都在前面先唱正戏的四句，后面再唱《改行》的一落儿。
《八大改行》,应名儿叫《八大改行》,好像应该说八个改行似的，可是一般人顶多说四五个，因为中间还有形容、烘托、陪衬的东西。我也只说四个，后来改成说三个：卖粥、卖菜、卖西瓜。头天登台，我拿的这两个节目，都是经过修改的，和旧节目不同，我一拿出去，观众一叫“好”，又赶上电台实况转播，这头一炮就打响了。我有个好条件：我原来是唱京戏的，嗓子好，音色、音量、音质都还可以，头天打炮，就收到了好效果。有的相声演员原来在地上演出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要说六七段，累了，又抽烟，又喝酒，不知道保护嗓子，也就不容易收到这样好的效果。也就是说，相声演员落个好嗓子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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