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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湖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吗--李彤

 老北京的记忆 2018-05-07

云南昆明大观楼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癸巳年的七月初七,亦即传统的“七夕节”。由于在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中,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董永与七仙女“天仙配”都与七夕有关,因而七夕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的《诗经·小雅·大东》的诗句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此后,历史上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又相继演绎出许多不同的形式。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在长安城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时,就模拟了天象中东牵牛、西织女的格局,于昆明池东西两岸雕刻出牛郎织女两尊巨型石雕……那么,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吗?

昆明、昆明池、昆明湖的历史渊源

700多年以前,北京城西北的昆明湖所在地,还是沼乡泽国中的一片洼地。元代郭守敬引玉泉山山泉,疏通河道,才形成一个积水的湖泊。它的名字曾叫过金水池、瓮山泊、西海子、大泊湖等。

大泊湖东侧沼泽中的高阜地带,明清两代是城外的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太监的坟墓多建于此。明清两朝太监被称为“中官”,所以此地曾叫“中官坟”。有许多太监年老后在这里建庙养老(便于死后安葬),故又称为“中官村”。几十年前选择此地建设“中国科学院”,人们觉得“中官”地名不雅,遂改名“中关村”。

出于当时的军事、园林建筑和将湖区外边三面开辟为水田用作灌溉的需要,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泊湖被开拓成面积3000亩的大湖,并提高了水位。

乾隆皇帝拓展“昆明湖”缘由何在?铸“铜牛”的历史根据是什么?乾隆皇帝为何要把大泊湖改名昆明湖?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与云南省的“昆明”有什么关联?与西安市南斗门镇的“昆明池”有何关系?

昆明湖源自西汉“楼船水师”的历史

若寻根溯源,“昆明湖”其实是与20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兴建“汉习楼船”的历史有关。

位于云南昆明的大观楼,悬挂有一副由清代孙髯翁所作、驰名于世的长联,其下联开头为:“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临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其中的“汉习楼船”,说的就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在京城长安(西安)郊南斗门镇开凿巨大的人工湖,训练汉帝国的“楼船水师”的历史故事。

据《汉书》、《史记》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张骞应募出使西域,历经坎坷,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情况,并特别提到在大夏(今阿富汗)国,竟有蜀布(四川细布)、邛杖(邛都即今西昌一带产的竹手杖)出售,问商人,得知由身毒国(今印度半岛)可直通大夏,并说那里的人骑象打仗、临近大海……于是,劝汉武帝开西南夷道,以避免匈奴劫阻。

汉武帝采纳张骞建议,命蜀郡、犍为郡派使者四路并出,企图打开西南通道,但为昆明部族所阻,历经一年都未能开通,不过也摸清了昆明部族的情况。

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部,四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有一广阔水域,古称南泽,周匝三百里。昆明部族人,多居水上,善于水战,只有熟练的水军,才能前去征讨。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旨在征战昆明部族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将长安上林苑中的一片洼地,模拟昆明部族人居住的“南泽”,抽调二千余犯罪官吏,开凿成周匝四十里的水域,用以操练水军。为表明征服昆明部族的决心,遂取名“昆明池”。

昆明池水域广阔,面积达320顷,相当于今天的四个西湖。池中建有长约三丈长的花岗岩巨大石雕——石鲸,以象征滇池之石寨山。有戈船数十艘,楼船百艘,船上立戈矛,四角皆幡旄葆麾。用以检阅水师的龙首豫章大船,可载万人,汉武帝常亲临于此观看水师操练。

汉朝军士多来自中原,经过昆明池操练,解决了水战中的障碍,使征战西南夷变被动为主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入滇,先征服滇池东北方的劳浸、靡莫等部落,然后大军直指昆明。昆明部族首领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降服汉朝,同意设立郡县,置官吏。汉武帝在滇中心区域设益州郡;又封其统治者为“滇王”,赐“滇王金印”。从此,开通了西南丝绸之路,并标志着云南地区从此接受了汉朝的统治。

近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枚“滇王之印”,印证了“汉习楼船”这段历史。

南宋年间,鼎鼎大名的南京“玄武湖”曾一度被改名“昆明湖”,原因是宋孝武帝借用此名,意在自比汉武帝,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大一统。昆明池的影响可见一斑。

乾隆十五年“大泊湖”改名“昆明湖”

乾隆年间,四川西部发生金川之乱,第一次派兵征讨,久攻不下,而死伤巨大。此战失利是清军对多山地、溪流、水沼的民族聚居区建筑的雕楼,缺乏水战和攻坚之术所致。

乾隆帝看中了瓮山(后改名为万寿山)下的大泊湖。接着,将湖面拓宽,用条石垒砌东岸,在湖东南绣绮桥建水闸,以调控湖水位,向南挖长河数十里至广阳闸(今广安门一带)。同时,对湖区清淤加深,将陈积在湖中的淤泥堆积成小岛、长堤。长堤上仿苏州建玉带桥,仿杭州苏堤建多座廊桥,湖西开拓外湖,养鱼并种莲藕,变成了“江南水乡”。

乾隆十五年(1750年)3月13日,乾隆皇帝联想到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将“大泊湖”改名“昆明湖”,希望像汉武帝“征服昆明”一样要“平定金川”之乱。从此,昆明湖成为清王朝健锐云梯营操练水军的场所。

清廷由驻军八旗前锋营与护卫营的八旗中,挑选年轻勇壮者2000至3000人,组成“键锐云梯营”,驻扎在西山地区。(西山不仅地形地貌与金川地区相似,而且训练场地大。)依照原旗,分为左右两翼,左四旗、右四旗,还包括一支从金川之战中投降的藏族军士组成的“金川番子营”。健锐营为有针对性的训练,在西山修建了模拟金川民族聚居区的藏式雕楼,番子营兵士成为修建藏式雕楼的“技工”。当时,共垒砌层数、式样不一的雕楼68座。现在,在北京植物园仍存两座。

在创建西山键锐云梯营的同时,清廷还建立了“昆明湖八旗水师”。水师有赶缯船(金川地区用粗大毛竹捆绑的船)8艘,第二年增24艘,并在昆明湖南修建“船营”,作为操练水军教官驻地。教官选自福建、广东和长江的水上提督,旧时称南方人为“南蛮子”,故“船营”又称“蛮子营”,与香山脚下的“苗子营”相呼应。

昆明湖每年三月举行三轮水战演练

在昆明湖演练水战的日期定在每年三月(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八、十八、二十八;初十、二十、三十。每次用赶缯船8艘,每船25人;八旗共200人,小船不定数,各船皆用本旗颜色三角龙旗,由翼长率领所属部下进行水中作战操练。

昆明湖东岸北头,存一座城关式建筑,乾隆时期是三层,四周皆建雉堞,最高处建有供奉关羽的关帝庙。乾隆帝定期观看云梯营兵士在此演练登云梯攻城战术,或登上城楼高处,观看湖中水军在船上演练水战阵式。这座建筑后来被毁,但并未按原样复建,只在一层以上高处建文昌庙,称“文昌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经略大学士傅恒奉命率清军第二次征讨金川。先期抵达的云梯兵接连攻下几座雕楼,大部分云梯兵和大部队尚未到达,其首领见来者不善,势难抵抗,遂跑出雕楼向清军请降。

战役结束后,乾隆大摆庆功宴,犒赏有功将士,同时,将健锐营驻地不远的一座旧庙翻修后更名“实胜寺”,竖立两通文字相同的石碑,乾隆亲自撰写碑文,文尾附诗赞道:“犹忆前冬月,云梯始习诸。功成事师古,戈止众宁居。实胜招提侧,华筵快霁初。余何必惜?(字已不清),可以逮豚鱼。”以表彰云梯兵的骁勇。(寺和石碑已不存,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碑拓片,编号为京6043号)。

此次战役是乾隆帝自矜“十全武功”的第一功。从此,健锐营就像乾隆皇帝手中一只铁拳,曾平定过多次叛乱和外敌侵扰。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到健锐营演武厅检阅练兵状况,对健锐营官兵大加赞扬。《御制阅武诗》写道:“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有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由此可见,在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回部时,健锐云梯营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慈禧恢复京师昆明湖水军操练

慈禧修复“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恢复京师昆明湖水军操练,并建内外水师学堂。”

水战原非陆战同,昆明缅想汉时功。

谁知万里滇池远,却在堂阶咫尺中。

这是光绪皇帝在昆明湖观看操练水军后,联想到汉武帝文治武功所写的《观昆明湖习水战》诗。短短四句诗,不仅道出了昆明、昆明池、昆明湖的渊源,还可看出昔年汉武帝凿昆明池训练水师对清代昆明湖操练水军的影响。

健锐营最终于1911年随着清政府及八旗制度的灭亡而消失,其驻地变为村庄。如今有许多村名,成为公交汽车的站名,如“船营站”、“厢红旗站”、“正蓝旗站”等。

昆明湖为何

被寓意为“天河”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我国古代四大神话故事之一,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诗经·小雅·大东》中的“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趺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葙。”可以说是这个神话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后,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又多有演绎。比如,将牛郎星两侧各有一颗较暗的星分别称为河鼓一和河鼓三,牛郎星则称河鼓二,由于三星的形状颇似一根长长的扁担,所以民间又将“河鼓三星”称为“扁担星”。传说“牛郎”(河鼓二)在扁担的中间,两头挑着他的两个儿子河鼓一和河鼓三,一直在追赶织女。汉武帝凿成昆明池,模拟天象东牵牛、西织女的格局,在昆明池东西两岸雕刻出精细古朴的两尊巨型石刻雕像,为戈矛林立的水上演兵场增添了几多浪漫风采。这也是我国最早的皇家古典园林雕塑。昆明池本是皇家林苑“上林苑”的一部分,湖光山色优美,汉代以后,隋唐年间仍是关中胜景,唐代大诗人杜甫观昆明池后曾吟诗赞叹:

昆明池水汉时功 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月夜 石鲸鳞甲动秋风

到了宋代,池水干涸湮为田地,但是用火成岩刻制的两尊石像,留存了下来。“牛郎”在斗门镇,身高258厘米,面部五官端庄清晰,头上短发,发丝缕缕可辨,宽肩硕颌,身着交襟式上衣,腰间束带,俨然一副大丈夫姿态。“织女”在今常在庄村北,身着右衽交襟式长衣,双手垂腹前,上身挺直,作跽坐状。左臂、后臂风化剥蚀严重,头部发辫后垂,面庞丰腴。两像相对而立,相距约十里。对于这对两千一百多岁的“高龄夫妻”,当地人不忍以“郎”“女”相呼,尊称为“石爷”、“石婆”,建庙供奉。每年逢农历七月七,庙会上人头攒动,青年男子为自己“乞聪”、女子为自己“乞巧”、并“乞美满婚姻”,庆贺“石爷”“石婆”鹊桥相会。

当年如果照搬昆明池模式,在北京昆明湖东西两岸分别建“牛郎织女”雕像,无疑会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且充满皇家气派的清漪园极不相称,因此,乾隆皇帝采取了寓意于景、藏而不露的大写意手法,巧妙地代替《汉书》记载的石刻二像,将汉武帝昆明池“左牵牛右织女”的布局,以及西安斗门镇和常在庄“牛郎织女”的形象“寓意”到昆明湖畔,这就是东岸铸“铜牛”,西岸玉河北面立“耕织图”碑的本意所在。

1984年笔者任职《旅游》杂志记者时,由一位家住青龙桥名叫文元的中学生带路,在颐和园高墙外的荒草丛中,为“耕织图”碑拍照。其碑高1.5米,宽1米,厚0.7米,安放于0.6米高的长形青石座上。碑正面“耕织图”三个乾隆御笔遒劲大字和“乾隆御笔”方形钤印清晰可辨,四面是刻满诗文的小字,因经历了230多年风雨剥蚀,字迹难辨。细看几处落款的年号识得,乾隆有三首诗分别是三个年号,落款的季节却相同,即:“仲夏上”说明乾隆帝于农历六月十日左右最少来过三次。因乾隆年间,昆明湖周围并无高墙,视野开阔,乾隆看见湖内外所开辟的外湖和稻田,稻花飘香,莲花盛开,甚感欣慰,即兴作诗刻石以志。当时还曾识出完整两句,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题诗:“玉带桥边耕织图,织云耕雨有东吴。”我把发现石碑的消息和照片发表后,颐和园管理人员将高墙外移,将石碑圈入园内。

昆明湖边“铜牛”背上的“金牛铭”是铸造“铜牛”的“说明书”,其要点为:“铜牛”意义在于“安澜”……另据(清)嘉庆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校勘等职的吴振棫所撰的《养吉斋丛录》中记载:“……玉河北立石,镌耕织图三字。又……湖东铜牛一,乾隆乙亥铸,寓汉书石刻牵牛织女之意。”

从古籍记载来看,乾隆以“铜牛”和“石碑”来表现“牛郎织女”是毫无疑问的。其立意之巧,寓意之深,堪称绝妙。

如果说昆明湖畔的“铜牛”和“耕织图”代表着天上的星宿,那么昆明湖也就成了天上的“银河”。倘若画出一张从天空到地上的示意图,我们就会发现:“银河”与昆明湖主河道,天牛星座与“铜牛”;织女星座与“耕织图”在方向位置上是基本一致的。这样对照,不难发现这正是当年建园时观天察地的复原,绝非是无心的巧合吧?

当然,把昆明湖表现为“天河”,并不是设计者当初的最终意图,作为昆明湖的“天河”更是用来烘托“天子”皇帝的。因为天上玉皇大帝至高无上,人间主宰一切的便是皇帝。站在高高的排云殿,“天河”就在眼下,皇帝原本是把自己比作玉皇大帝。

翻阅一些资料,进而发现,帝王园林的这般设想,早已有之。秦始皇、汉高祖建阿房宫、未央宫都曾把渭水比作“天河”,特意将它安排在朝宫与林苑之间。

其实,从科学上说,牵牛星和织女星离我们远着呐!牛郎星离我们是16光年,织女星离我们是27光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6光年,即使乘坐最快的火箭,几百年后也无法相会。而且,牛郎星表面温度达8000摄氏度;织女星还要高,达到11000摄氏度。论个头大小也是织女星比牛郎星大,织女星直径是我们太阳的3倍,牛郎星直径是太阳的1.6倍。所以,神话与现实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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