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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的历史非常悠久，她是中国东北大地和白山黑水之间成长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 她与中国东北历史上的貊、肃慎、夫余、高句丽、沃沮、挹娄等部族的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勿吉语、靺鞨语、女真语的延续。
渤海国刚刚灭亡不久，也就是在契丹人迁移渤海人进入辽国境内之前，金国完颜部的始祖—函普从今天的朝鲜咸境南道迁居到渤海国的首都忽罕州所在地的忽汗河流域（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流域），完颜部在这里生活了五代人，到了金献祖绥可时，完颜部主体部分从忽汗河迁居到金上京城地域（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绥可以后又过了五代，到完颜阿骨打时期由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 完颜希尹仿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女真大字，后来金熙宗完颜合喇改革女真大字形成女真小字，金帝国灭亡以后，女真文字逐渐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 建州女真的主体是由胡里改路女真和斡多里部女真组成的，他们往前可以追溯到元代的胡里改路和金代的胡里改部，胡里改部的居地既是今天的牡丹江流域下游，胡里改部既是忽罕部，是同一个满语词语。所以完全可以说，建州女真的祖先与金代完颜部是牡丹江老乡，只是在金献祖绥可时期，随着完颜部迁居阿什河流域而分开了。 至十六世纪末页，女真人当中已几乎无人再识女真文字了。但是女真语言一直在女真社会中通行。建州女真人说的女真语，并不是金朝建立者的女真语的直系后代，直白点儿说，她与金朝标准女真语是叔侄关系，也就是说满语的金代祖先语（金代牡丹江女真语）与金代标准女真语（阿什河女真语）互为方言关系。 随着建州女真的崛起，后金政权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对象自己语言的文字就成为一种现实需求。因此，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用蒙古文字母拼写建州女真口语而创制新的文字体系，史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下面就是摘自《满洲实录》 一书中关于满文创制时的一段满语对话，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言文一致是清太祖创制满文时的思想和理念核心，是满文造字的初衷和基本理念。
juwe biya de, taizu sure beile monggo bithe be kvbulime manju gisun i araki seqi erdeni baksi g’ag’ai jargvqi hendume, be monggoi bithe be taqiha dahame sambi dere, julgeqi jihe bithe be te adarame kvbulibumbi seme marame gisureqi taizu sure beile hendume, nikan gurun i bithe be hvlaqi nikan bithe sara niyalma sarkv niyalma gemu ulhimbi. monggo gurun i bithe be hvlaqi bithe sarkv niyalma inu gemu ulhimbi kai, musei bithe be monggorome hvlaqi musei gurun i bithe sarkv niyalma ulhirakv kai, musei gurun i gisun i araqi adarame mangga, enqu monggo gurun i gisun adarame ja seme henduqi, g’ag’ai jargvqi erdeni baksi jabume musei gurun i gisun i araqi sain mujangga, kvbulime arara be meni dolo bahanarakv ofi marambi dere, taizu sure beile hendume a sere hergen ara, a i fejile ma sindaqi, ama wakao, e sere hergen ara, e i fejile me sindaqi, eme wakao, mini dolo gvnime wajiha, suwe arame tuwa, ombi kai seme emhun marame monggorome hvlara bithe be manju gisun i kvbulibuha, tereqi taizu sure beile manju bithe be fukjin deribufi manju gurun de selgiyehe, 二月，太祖苏勒贝勒想改变蒙古文字，用满语书写，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推辞着说，“我们学了蒙古文，才接着知道的蒙古语啊，自古以来的文字现在让（我们）如何改革啊”，太祖苏勒贝勒说，“若是读汉文书，懂汉文的人和不懂汉文的人都可以听懂，若是读蒙古人的书，不懂文字的人也都可以听懂，若是读我国以蒙古文书写的书，我国不懂（蒙古）文字的人听不懂啊，若用我国语言书写怎么就难呢？用跟我们不同的蒙古语言怎么就容易呢？”，扎尔固齐噶盖、巴克什额尔德尼回答说，“用我国语言书写文字确实是好，因为我们心中不会改编书写，所以推辞罢了。” 太祖苏勒贝勒说，“写a字，a字下放置ma字，不就是ama么？写e字，e字下放置me字，不就是eme么？我心意已决，你们写着看（尽管试着写），可以吧。”太祖独自拒绝着（独断、独自决定），让（他们）用满语改编蒙古字母书写书籍，从此，太祖苏勒贝勒始创满文，颁行国内。 清太祖努尔哈赤说，读汉文书，对于汉人来说，会不会汉字都可以听懂，读蒙古文，对于蒙古人来说，会不会蒙古文，都可以听懂。 满语与蒙古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满语与蒙古语无法有效通话，这种关系有点儿类似英语与法语、英文与法文的关系。 而当时的女真人，却用蒙古文书写文书、告示等内容，女真人必须要经过有文化人将蒙古文翻译成女真语，再讲述给没有学习过蒙古文的女真人听，过程比较繁琐，十分不利于信息交流，文化教育，和政令的通行。 因此，清太祖努尔哈赤才有了以言文一致做为满文造字的初衷和基本理念的想法，说了上面的话。 由于老满文有诸多缺陷与不足，天聪年间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这一工作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三月之前完成，改革规范后的文字被称为“新满文”。 可以说，太祖以后的，清太宗皇太极改革满文，康熙皇帝编制《御制清文鉴》以及乾隆时期编制《御制增订清文鉴》并且对满语、满文进行规范，都遵循了清太祖的基本理念。 例如： 《御制增订清文鉴》在对满洲书的定义和解释中说：“太祖高皇帝创制满文十二字头，仅一千五百余字，若使之相应拼合，一切语音（满语）皆备，用之不尽。”说明满文字母的发音可以囊括所有满语词汇的发音。 福格在其所著的《听雨丛谈》中说“满文造字始于取声成书，故单写有音无意，必联缀成之，始能成语。” 《钦定八旗通志》中载“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中乾隆皇帝也对满文拼音的优点推崇备至，曰：“我朝创制国书，分十二字头，简而能赅，用之无所不备，而音韵尤得天地之元声”。 在康熙皇帝的《御制清文鉴》跋中有“今圣主钦定满文字书，音韵和谐，五声相称，胜于六律，且无些许相背，不可稍有挪移。宫商从此端正，钟律从此清楚。纵使天涯僻壤之人，亦得堂正之音；抑或村民庄户之语，亦入浩然之道。”这里表达了以满语标准语推广普及，以化成天下的思想。 而且满语文教学中满语发音也是以十二字头为语音基础开展的， 奎善在《满文源流》中曰：“其字母，共十二头，每头曰百余字，然以第一头为主要，余则形异音差，读之亦简单易学。其拼音有用二字者，有用四、五字者，极合音籁之自然，最为正确。” 福格在《听雨丛谈》中也述及“按十二字头之声，”“凡婴儿坠地学语，莫不由此数声而先，是天籁也。”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清代上至皇帝，下至满洲大儒，对于满语文的言文一致都是推崇备至，赞扬不已。 综合以上内容，也就是说满文是以建州女真口头语言为基础方言而创制的音素文字，它规范和记录了建州女真语言。满语具有无复辅音，(元音)无长短区别、无松紧音区别，无声调，重音不区别语义，语法规律性强的特点，满文拼写与满语口语高度一致，也就是按照口语读音可以正确拼写出满文(按照满文就可以读出口语)，因此满语是一种简单易学的语言。这也成为满语文传承与弘扬的最大技术优势。 经过清代崇德、顺治、康熙时期满语学者及满语翻译家们的不断规范，满语的标准语和文学语言已经臻于完善，康熙时期《御制清文鉴》和乾隆时期《御制增订清文鉴》是满语文规范标准的集大成者，是后世满语文发展、丰富所必须遵循的经典。它的编撰和颁行，标志着满语规范化语音体系的建立和确定，用于正式交谈和写作的书面标准语和口头标准语的确立。使满语、满文沿着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传承和发展，使满语文语音、字母、语法教学教学有抓手，有依据。这一过程是任何人类语言文字想传承发展都必须走过的道路，满语完成标准化在中国各个民族中也是较早的一个，比任何一个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的规范化都要早200年以上。满文字母借自蒙古文字母并按照建州女真口头语言的发音特点进行了改造而成的，是具有了满族人的之产权和思考、智慧融入其中的新的字母系统，是为满语量身定制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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