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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蒙元时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文化立场和种族的偏见之外，主要的障碍就是蒙元时代疆域太大，需要阅读的各种语言文献实在太多，而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所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的发展走向不一样，灭亡时间也不一致。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残元在塞外还存在了29年；在蒙古的“北元”政权直到林丹汗(1604～1634)死后，其子降清才告结束；原金帐汗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分别在1556、1598年为俄罗斯所灭；在欧洲的克里米亚汗国在1783年被俄罗斯吞并；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后的君主们、花剌子模汗国(希瓦汗国)的赛义德·阿拉汗(Seyyid’Abd Allah，？～1920)和布哈拉汗国的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uhammad Alim，1881～1944)则晚至1920年才被入侵的苏俄军队推翻，若仅从中国传统的王朝变迁史上论述蒙元时代，至少有着视野不开阔的局限性。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近年写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reeRivers Press，2004)一书，他对蒙元时代的认识与传统的史学家就有区别。威氏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蒙元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放弃了征服史的叙事传统，把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的成吉思汗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评价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之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的成就都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他的成功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所谓“野蛮”，犹如美国不是由富商和种植园主缔造的一样。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野蛮征服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文明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导言，重庆出版社2006版，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人类学家在研究初民社会时多有说故事的本领并不希奇，但如何克服启蒙运动，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蒙元帝国的偏见，把蒙元时代繁复难记的事件讲得娓娓动听就比较困难，因为此前格鲁塞、多桑(C.M.d‘Ohsson，1779～1851)等人的著作已经成为一般读者了解蒙古史的经典，很不容易超越，而作者选择与游牧民族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现代性”作为全书的主线来说故事，这和一般认为蒙古草原帝国落后性的书籍不太一样，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威氏此书的篇幅并不大，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成吉思汗从出生到统一蒙古各部，及其影响他性格的各种因素。第二部分讲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后发动的世界战争，时间是五十年(1211～1261)。第三部分讲“蒙古和平”(The Pax Mongolica，十三～十四世纪因蒙古征服出现的世界和平)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觉醒。作者认为正是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基础。 一、成吉思汗画像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成吉思汗是一个雄才大略，以聪明善良、公正谦和赢得百姓拥护的统治者。启蒙运动之后尽管不断有哲学家、文学家批评成吉思汗的残暴，攻击蒙古人或黄种人，但多数知识分子对蒙元时代仍怀有优美的想象，如柯勒律治(S.Coleridge，1772～1834)的残诗《忽必烈汗》。十八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对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已成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威泽弗德讨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批评不算什么，最恶毒的攻击来自那些从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科学家，他们从分类学和进化论入手，把世界人种划分成欧洲、非洲和亚洲三类，以欧洲白种人为进化的最高等级，而将亚洲人都归于与猩猩等灵长类接近的“蒙古人种” 之下，如果欧洲儿童出现了智障和遗传性疾病，那就是蒙古人入侵欧洲强奸白人妇女后出现的返祖现象。甚至欧洲人的反犹主义，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和蒙古人通婚，他们身上有蒙古人的影响。(第271页) 威泽弗德的这个见解比较深刻，对理性的社会而言，在哲学上或文学上批评和丑化某个民族充其量是一个价值评判的主观问题，民众未必都认同，而对人种进行所谓科学上的优劣划分就足以使工业革命以来有科学崇拜情结的西方民众笃信不疑，以至于成为“黄祸论”的理论武器。在十九世纪，不仅蒙古人的游牧方式被西方社会的精英认为是野蛮的，而且整个黄种人都被西方视为低劣人种。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曾多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讨论“黄祸”问题，号召欧洲联合抵抗野蛮的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在科学家和政客的合力之下，蒙元帝国落后野蛮的形象已深入西方社会，纠正这种偏见的工作多半费力不讨好，威氏不但有勇气重新塑造成吉思汗的形象，而且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把成吉思汗定位为近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体系的开拓者。 作者对蒙古人早先游牧与劫掠交替进行的生活方式和在征服进程中的杀戮有自己的解释。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居于西伯利亚北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属于森林蒙古人，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到猎物匮乏的年份他们就会越出草原抢劫异族，这种以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视为野蛮的行径。作者认为这倒不是野蛮，而是狩猎民族的天性使然；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起战斗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世仇，目标是货物而不是杀人。他们因此有更迅捷的行动，更精明的思维和更勇猛的斗志。这“是一种抢劫的循环生活方式，遵循的是源自北部地理模式。”(第18页)在森林部落中，“抢劫”等同于狩猎，具有正当性。进化论中的文化的优劣问题被威泽弗德解释成人类学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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