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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前期，因遭受战祸，亦都护王族和大批畏兀儿人东迁永昌，传国400余年的高昌回鹘政权从此除国。《高昌王世勋之碑》汉碑记录其事曰： “[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城受围六月，不解。……（亦都护火赤哈儿）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诸城下，而与之。 都哇解去。其后入朝，上嘉其功，……还镇火州，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1] 《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取材于虞集撰写的《高昌王世勋之碑》（以下简称《世勋碑》），所记火州之战、入京朝觐、战死哈密、迁居永昌等连续发生的事件，与碑铭文字基本相同。 一、永昌之名的由来 元代有多处地方以“永昌”为名，云南行省就有隶属会川路的永昌州（治今四川会理）和隶属大理路的永昌府（治今云南保山）。当然，它们和畏兀儿迁居的永昌,除名称相同之外，并无别的关系。畏兀儿东迁之永昌,在甘肃行省境内，是元代新出现的地名。 永昌之名，缘起于窝阔台之孙、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自筑城池。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将凉州（今甘肃武威）分封给第三子阔端，把蒙古雪你惕部和速勒都思部共3千户，一同封授阔端。[2] 阔端在当地拓展了大片疆土，也获赐大片封地（也称分地，泛指封户、食邑户、私属户所居地）。1251年蒙哥继任大汗后，对窝阔台系诸王进行打击，阔端因与蒙哥汗友善，封地未受影响。不久，阔端谢世，其王位和包括凉州在内的主要封地，由第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只必帖木儿的封地，即屡见元代文献的所谓“二十四城”，主要分布在在今甘肃、宁夏中南部地区，在其它地区也有少部分封地。在中统（1260—1263）初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期间，只必帖木儿支持忽必烈，虽然为此遭到阿里不哥党羽的攻击，损失惨重 ，却赢得元世祖的信任，在世祖朝前期频繁出现于史册。《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这个“永昌府”是世祖赐予新建王城的名字，不是元朝行政区划中介于路和州之间的“府”。不久，情况又发生变化，《元史·地理志三》载：“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便是永昌城（即王城）和永昌路的名称和建制的由来。 永昌路的设置，与元世祖忽必烈整顿诸王投下封地有关。蒙元前期，各地投下户和诸王封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因此，世祖对封地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使拥有较多投下户的诸王独占一州一路，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永昌路以只必帖木儿的封地为主，故而以他的王城之名，新建一路。另外，他的封地在相邻的巩昌路也占据主导地位。只必帖木儿修筑新城，与中统初年遭受阿里不哥部下洗劫有关。当时，叛军大将“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3] 他的斡耳朵被洗劫以后, 只得率部暂时就食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境内，[4] 即今宁夏省中南部地区。史籍记载，当时担任西夏中兴行省郎中的董文用，曾依法禁止他的王傅府属官滥征投下户税课，因而激化了与只必帖木儿的矛盾。董氏是在“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的，至元八年时调任山东，[5] 双方发生矛盾的时间只会在至元八年（1271）之前。这表明当时只必帖木儿驻牧于该地。在此期间，他在原居地筑建新城。新城落成后，他便迁回那里。这座永昌城，与元朝常见的蒙古王城一样，只是一座类似城堡的小型城邑。 二、对永昌城位置产生分歧认识的历史原因 元代文献有多处提及畏兀儿迁居“永昌”之事。而“永昌”一名是泛指所在的永昌路呢，还是确指永昌城？这个有些吹毛求疵的问题，和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有关，故而先作说明。前文所引《世勋碑》有“遂留永昌焉”一句，从中无法确定究竟何指。再看下文：《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忻都公碑》）有“至顺二年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城里”[6]；《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司事和赏公墳记》记末代高昌王和赏“幼亦绍王，封镇永昌”。[7] 以上史料表明，“畏兀儿迁居永昌”之说，源出亦都护家族定居于永昌城。 目前，笼罩在永昌城位置问题上的迷雾已经散开，结合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人们能够确定，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城就是只必帖木儿的王城，它不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而是位于今武威市北郊30里处的永昌堡。然而，现存大量清代文献中，普遍存在着对畏兀儿迁居之永昌城位置的错误记载，这些记载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文献认为，元代永昌城位于清代永昌县境内。而清代永昌县址在今天甘肃省永昌县，位于武威市和张掖市之间，东南至武威约140里，县城西北有古长城遗址。清人饶敦秩等编制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中，有方格地图《元地理图说》一幅，作者在凉州西北、甘州（今甘肃张掖）东南、城址西北紧邻长城（图中有长城标识）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永昌县县址，标有“永昌”之名。而且，该图是将永昌当作元代的地名标著的——按此图凡例，各朝古地名一律于文字外加方框，清代地名则不加。据饶氏在序文中讲，此图册是根据前人所撰《方舆纪要》为蓝本绘制的，[8] 反映了此前已经有了这种错误认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六《汪古畏兀二驸马列传》记曰：“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将齐发，（纽林的斤）遂留永昌”，“永昌”下注曰：“今县属凉州府”，[9] 即屠氏也认为，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在清代凉州府内的永昌县。《宣统甘肃通志》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永昌县，虞集奉敕撰”[10]的记载，其它旧志如《甘肃新通志稿》、《新疆图志》，也分别认为《世勋碑》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立在清代永昌县，[11] 墓碑既然在永昌县，畏兀儿所居之城自然也是这里。 当然，并非所有的旧志书都记载错误，《五凉志》就有“元追封西宁王，忻都墓在武威永昌堡”[12]的正确记录。事实上，《世勋碑》和《忻都公碑》都出土于武威市永昌堡一个叫石碑沟的地方。《世勋碑》原碑左侧刻有近人贾坛、唐发科刻写的跋文，称：“（此碑）于清季被土恶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一九三三年）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13] 高昌乡在永昌堡一带，今乡名已改。石碑沟是当时亦都护和畏兀儿贵族的墓地，盖因石碑多现，后人才以石碑沟名之。 清代文献，尤其是甘肃当地的多种旧志书，将元代永昌城和清代永昌县相混淆，这种奇怪现象并不只是缘于编书者的疏漏，而是此中确有极易混淆的地方。《元史·地理志》“永昌路”条正如上文所引，记述简约，只谈到永昌路建制和名称的源起，却没有说明永昌路路级政府官衙（即治所）和只必帖木儿王城位于何地。永昌城是诸王的小型私城，永昌路治所不会设在那里。《中国历史地图集(七)》“元·甘肃行省图”，将永昌路治所标注在今天永昌县的位置上（未标明该城元代为何名），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该地在元朝叫什么，则查史无证。今天永昌县，汉代叫番和县，一直至唐初县城仍以番和（或番禾）为名，唐天宝年间改名天宝，后陷于吐蕃；[14]从西夏到元朝，该地之名没有再见诸于史册，似乎这座城市已经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既然元代文献没有这个地名的记录，那么，又怎么能确定永昌路的治所在这里呢？这是依据明代文献得出的结论。《明史·地理志三》记载，“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永昌卫）北有金山，丽水出焉，……西北距行都司三百十里”，文中指明，永昌卫北靠金山，西北距陕西行都司治所甘州城（今张掖）310华里，这正是今天永昌县的位置；同时也指出，明朝永昌卫所在地，就是元代永昌路和永昌宣慰司的治所。清朝改永昌卫为永昌县，并延续至今。在我国行政建制史上，当城市的名称与上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相同时，上一级区划的治所往往就在该城，如元代的甘州路治于甘州，肃州路治于肃州等。人们正是基于这种常识，误以为元朝永昌路的治所就是永昌城（实为今永昌县境），而明代偏偏又在那里设立了永昌卫，这更增加了误会。于是就有了，清代的永昌县(今永昌县)，就是元代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城的错误认识。 三、东迁的时间 元代文献没有留下畏兀儿何时迁居永昌的记录。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个由连续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链条：都哇围困火州、火赤哈儿入京朝觐、返回后战死哈密、东迁永昌。在这组时间链条中，只有都哇围困火州的时间见诸史册。虞集所撰《世勋碑》汉文碑铭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其事在至元十二年（1275），后者以前者为蓝本，故而两处实出一源。“至元十二年说”在晚清时受到屠寄“至元二十二年（1285）说”的质疑。由于两说均有比较坚实的史料支持，学界至今也没有公认的结论。笔者虽持“至元二十二年说”，但在探讨东迁时间上，是不能采取依次推导的办法，因为在那个时间链条中，既然起点（火州之役）的时间存疑，若由起点来推导终点（东迁永昌）的时间，不论事实是否如此，也都不足凭信了。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第三种，有“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缴给（蒙古）皇帝陛下一锭金子（罚金），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罚金），缴给亦都护（高昌王）一锭银子（罚金）”一段文字。[15] 这份契约原件右边有：“庚辰禩捌月念六日给予新恩沙尔善斌收执”十八个汉字，“禩”即“祀”，意为年。元代共有三个庚辰年：太祖十五年（1220）、至元十七年（1280）、后至元六年（1340）。文书中有“钞”等词，不会是成吉思汗时代的文物；后至元六年时，畏兀儿地区早已并入察合台汗国，契约不应有汉文批语和关防；另外，契文中有“按察使”（ancasilar）一词，《元史》卷一一记载，至元十八年“罢霍州畏兀按察司”。据此，冯家升和捷尼舍夫判定这件文书写于至元十七年（1280）。[16] 这表明当时亦都护政权仍然存在。迁居永昌，使传国400余年的政权就此除国，元廷也少了一个对抗西北叛王的得力助手，因此，东迁只能发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据史籍记载，至元十七年三月，元廷“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当年岁末， 又“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说明这时元廷在当地的统治秩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将至元十七年（1280）作为考察东迁时间的上限，是可以成立的。 东迁发生在世祖朝，至元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294），是此事发生的前后时限。其下限还能提前，《元史·世祖纪十二》记：“[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壬子]，孛罗带上别十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此事持续了两年多，至元二十八年岁末，“罢遣官招集畏兀氏”。[17] 依照常制，招集畏兀儿流散民户是由亦都护派员负责，而这次在畏兀儿境内却由朝廷派官主持，说明此时亦都护家族已经入关避难。有证据表明，此次孛罗带是去别失八里组织畏兀儿人往甘肃迁居的。朝廷移民入的举措，只能在亦都护家族已经东迁入关的前提下施行。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以作为东迁永昌的时间下限。 排比中外文献，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间，元朝整个西北防线先后遭到叛王海都、都哇的四次入侵，其中三次被明确记载是以畏兀儿地区为战场的，另一次地点不明。造成火赤哈儿死难哈密、畏兀儿东迁永昌的，就是其中的一次。第一次入侵，是至元十七年七月，《元史·世祖纪八》记载：“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秃古灭以抢夺粮食为主要目标，地点在火州；遭劫之后，驿站能够很快恢复，表明破坏不大；史料也显示，此后几年中，元朝在当地的军政统治均很正常，所以，导致东迁的不是这次入侵。第二次是都哇的入侵，《元史·杭忽思传》记：“[至元]二十二年，征别失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秃呵（都哇）、不早麻（卜思巴） 战”，《史集》也载录了这次战役：“在合罕时代之末，都哇一度率军出征，到达边境上，……而出伯，末通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仓皇出动，当然，他支持不住溃逃了。……合罕知道此事后，责备了阿只吉，给了他九棍”。[18] 包括笔者在内的持“火州之战至元二十二年说”的学者，认为这就是都哇所讲“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的大战，元军溃败后，都哇进围火州。抛开火州之战的疑案不提，没有史料显示，东迁是由这次入侵造成的。第三次入侵，发生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二十二年大败后，元廷在西域组织了自至元八年建立阿里麻里行军大营之后的最大一次军事集结，大批部队开赴天山南北，西域形势为之一变。海都、都哇也倾尽全力与之决战，元军先胜后败。《元史·李进传》记：“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至和州（即火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从李进的行踪可以看出，战火烧到了火州以东。第四次入侵，发生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史·世祖纪》载：当年“[正月]，海都犯边。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术伯北征”。我们不清楚这次海都入侵的方位，只知道这一年海都对岭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否同时分兵西域，则史无明文。而驻防哈密一线的元军主帅术伯（出伯），是统兵北上还是挥师西向，也不能确定。尽管文中称“北征”，但考虑到元代蒙古人的方位，与今天有逆转90度的误差，[19] 而元代文献中的方位，正确与错误兼而有之，“北征”也可能是指西征，所以，目前无法确定二十五年西域是否遭受入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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