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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 (1)

 墨香笙樵 2018-05-09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导致火赤哈儿战死哈密、畏兀儿余众东迁入关的,就是后两次入侵中的一次。那么,究竟是哪一次呢?笔者认为是第三次,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的战役。有史为证,《元史·世祖纪十一》记,“[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朝廷)遣蒲昌赤贫民墾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蒲昌为西域古地名,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端的鄯善县。[20] 我们知道,从鄯善到哈密有400多华里的戈壁地带,朝廷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蒲昌贫民的生活问题,那么,从甘肃调运粮食去,比把他们迁到甘肃的费用要少得多,他们到甘肃耕种的仍是抛荒的闲田,而屡遭战乱的畏兀儿地区有的是荒地。所以说,此次移民,不是单纯的安置贫民,而是有计划地移民入关,是前文提到的孛罗带在西域组织移民东迁入关一事的发端。至元后期内陆之所以出现数万之众的畏兀儿移民,正是和朝廷的移民措施有关。[21]这也说明,二十三年十二月之前,火赤哈儿亦都护已经战死,其家族和余部已经东迁入关。东迁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冬之际。复原后的史实是,至元二十二年某时,都哇击败阿只吉、奥鲁只、出伯所率元军,乘势围困火州六个月,解围后火赤哈儿入京朝觐,二十三年,元军主力进驻天山南北,同年秋,与叛王发生大战,元军失利,在此期间,火赤哈儿也返抵西域,见火州一带陷于战火,故而停驻哈密,观望局势,不久,遭叛军突袭而亡,余部东撤入关,定居永昌。 


四、封镇永昌的奥秘 


    战后余生的畏兀儿残部,没有停驻在河西走廊西部,而是东行跋涉近2千华里,最后定居在位于凉州以北不远的永昌城。该城是只必帖木儿的王城,作为“驸马诸王”的亦都护家族,最终鸠占鹊巢,使永昌城成为本家族的世袭封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日人安部健夫曾经探讨过畏兀儿东迁的问题,其关于至元十七年秃古灭入侵导致放弃火州、二十年走死哈密、二十一年前后迁居永昌的论断,正如前文所述,与史实不符,但安部氏关于畏兀儿得以在永昌立足,是缘于只必帖木儿丧失职权的判断,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22]  


    曾经显赫一时的阔端王位继承人只必帖木儿,自至元中期以后日趋没落。史册中屡见其贪婪、违法的劣迹,他见诸《元史》的20余次记载,竟有近半数与其贪婪不法有关,[23] 最终受到惩罚,也是势所必然。例如,至元初其暂居中兴路时,纵容王傅府属官滥征投下户税赋,导致与地方官董文用的冲突;《元史·世祖纪七》称,至元十六年,蒙古军士“侵掠平民,而诸王只必帖木儿所部为暴尤甚,命捕为首者置之法”; 《元史·察罕传》载,世祖曾派人巡察河西,其人回“奏诸王只必帖木儿用官太滥”。到至元年间(1264—1294)后期,其敛财之勤,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贪婪之态,已跃然纸上。据《元史·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十月,只必帖木儿“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朝廷)不许”;次月,又“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为朝廷否绝后,他仍不死心,在当月“又请立[二十四城]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按元制,前四汗时期(1206—1259),诸王领主可以自行征收汉地投下封户的丝料和户钞,世祖即位后,规定由朝廷统一征收“五户丝”和“江南户钞”,再由政府将领主应得部分转给诸王,禁止诸王自行征收。只必帖木儿明知有此制度,却累次三番要求朝廷允许他自征税科。而世祖和中书宰臣最终被纠缠不过,只好同意了他的这种请以朝廷命官为课税所正职,以王府私人为副职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但世祖及宰臣深知他的为人,在同意其所请的同时,由世祖给他亲下诏书,责令“(其)大都田土,并令输税;甘州新括田土,亩输租三升”。[24] 从该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向朝廷请求括敛钱财的举动,以及为让他依法缴纳赋税,竟要世祖亲下诏书来看,此人的违法乱纪、贪婪大胆,已到了何种程度。 


    他的一贯行为,终于在一年多后为其招来灾祸。史载: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朝廷下诏,“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课税)所,以其事入有司”。[25] 这个“巩昌二十四城”,就是前文所述的主要集中在巩昌、永昌两路的只必帖木儿的封地。朝廷将设立不久的二十四处机构一并罢撤,说明该王的不法行为已扰乱了地方秩序。罢拘榷所,只是他这次所受惩处的一部分。有史料表明,这一次只必帖木儿还被削夺了大部分封地,《元史·武宗纪二》载,至大三年八月,“以诸王只必铁木儿贫,仍以西凉府田赐之”,西凉府就是凉州,本是他继承父王阔端的最主要的封地,现在却称“仍以”其田赐之,说明此前已非他所有。当然,这次赐予的只是以前的部分封地。这条至大三年(1310)的史料,是自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受罚之后的14年里,只必帖木儿见诸《元史》的唯一一次,与以前屡屡露面的情形,形成鲜明比照,反映了受惩处后的没落境地。 


    只必帖木儿被削夺封地不久,至元二十三年秋冬之际,畏兀儿部民护佑着纽林的斤逃入关内。世祖和朝廷就将空出的永昌城和周边部分地区,转封给亦都护家族,作为以身报国者的后裔和部民的栖身之所。 


五、亦都护和高昌王双王爵位的设置 


    按《世勋碑》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录的亦都护传袭世次,从至元二十三年火赤哈儿战死哈密,到至大元年(1308)武宗即位之间应该没有亦都护(当年册立纽林的斤)。然而,《元史·成宗纪一》记载:“[至元三十一年五月]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元史·成宗纪二》也有“[元贞二年三月]诏驸马赤(亦之误写)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之语;《元典章》所录成宗大德五年的圣旨中也提到亦都护。这说明《世勋碑》等载录的亦都护世次中,在火赤哈儿和纽林父子之间有缺漏。有学者注意到,《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所记传主之祖父雪雪的斤“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的身份,认为“很可能在至元末期,他(指雪雪的斤)即回到本部,继火赤哈儿之后为亦都护”,[26] 笔者基本赞同这种判断。雪雪的斤仅在《元史》露面数次,至元二十八年冬十月,“以前缅中行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为中书省平章政事”,[27] 他被调回京师,充任中书宰臣。《元史·诸公主表》有“雪雪的斤公主位”,表明他曾经尚公主。就目前笔者所见材料,畏兀儿王室曾经尚公主的,大都拥有亦都护的头衔,家族一般成员则不见曾有尚公主的。所以,我们认为,前引史料中出现于至元三十一年的亦都护,就是此人。当然,所谓“封高昌王”,其实是指袭承亦都护之位。他可能就是《世勋碑》回鹘碑文第3栏第12、13行提到的“听说出去的五位的斤中有一个进中原还未归还”[28]的人,据碑铭上下文,这是世祖皇帝在用火赤哈儿坚守火州的事迹教诲诸皇子时,转述火赤哈儿朝觐时提出的希望诸位的斤回归故里的要求。由此看来,雪雪的斤可能是火赤哈儿的儿子。据史料判断,雪雪的斤即位的时间,可能就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这一年正月,世祖忽必烈驾崩;同年四月,元成宗即位于大都;一个月之后,史籍中出现了“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的记载;无独有偶,赏赐亦都护一个月后,即三十一年六月,《元史·成宗纪一》记“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蒙元时期常有宗王遗孀获赐其夫封地所得的事情,而出嫁的黄金家族女性成员能享受朝廷赏赐的情况,则极为少见,对雪雪的斤公主而言,也是仅有的一次。看来,它不属于每年例行的岁赐,而属喜庆赏赐,赐“钞千锭”是祝贺她出阁。当时的情况是,成宗即位之初,册立雪雪的斤为亦都护,同时按缘自成吉思汗时的传统,将宗室公主嫁给亦都护。 


    武宗时期,纽林的斤继雪雪的斤之后嗣为亦都护,《世勋碑》回鹘文碑记其事“在幸福的猴年”,即至大元年(1308)。元仁宗时期,朝廷正式设立高昌王爵位,赐王印,与亦都护印并行。高昌王爵的设立年代,学者尚存不同看法:《元史·仁宗纪一》记:“[至大四年(1311)五月丁丑],置高昌王傅”,王傅是元代专门管理诸王封地和封户事务的私属机构,设立高昌王傅,似乎表明同时也设立了高昌王;第二年,即皇庆元年(1312)八月,有史料称:“亦都护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泽、宣使朵儿只二人,起马二疋,赍本位下王傅差剳”,[29] 这里已经混用“亦都护高昌王”称号。而另据《元史·诸王表》,高昌王爵设立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综合考量,笔者认为以延祐三年为确,虞集撰写的《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记载亦都护家族成员买闾之言:“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启王封于故国,朝廷之恩德重矣”,[30] 买闾之言应该不会有误;而且,高昌王的设置,与延祐年间(1314—1320)西域政局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故而不会设立于延祐以前(下文详述)。至大四年设立的“高昌王傅”,应是“亦都护王傅”之误。设立高昌王以后,王傅府统有两枚王印。 


    高昌王是按蒙古王爵封袭制度设立的王爵。元朝在元世祖时期已经确立了完备的王爵封袭制度。王爵分“有国邑名”和“无国邑名”两类,入元以后封授的都是有国邑名的爵位,即加封汉地式的王号,分为一字王和二字王等不同等级;王印分兽纽金印、螭纽金印等六级。高昌王为二字王,王印为第三级驼纽金印。“亦都护”虽是原属国的王位,但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承认,被纳入了蒙古王爵体系中。高昌王的设立,使一人身披双王爵位。这一现象的罕见之处,我们可以从秦王爵位的封授、削夺的经历中,窥见一二。忽必烈嫡子忙哥剌是元朝前期唯一受封安西王、秦王两个王爵的诸王,据研究,他所以能身兼二王,是由于忽必烈在立真金为太子以后,为了摆平曾为太子人选的忙哥剌和同母兄长真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特殊处理。[31] 忙哥剌死后,朝廷就以“一藩二王,恐于制非宜”为由,罢撤了秦王爵位。 


    与此比照,愈加突显了设立亦都护、高昌王双王爵位的不同寻常之处。这种情况,和纽林本人是否受到仁宗宠信等个人因素毫无关联,它是延祐年间元朝西域政策发生巨大转变的产物。刘迎胜教授曾提到,“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这一连串行动无疑与元军战胜也先不花有关”。[32] 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之间,自大德年间约和以来维持的和平局面被打破,双方重启战端。《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诸王复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创兀儿)方接战,……大破之。……二年,与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儿战赤麥干之地,转杀周匝,追出其境铁门关。秋,又败其大军于札亦儿之地”。[33] 延祐元年(1314)爆发的这场战争,在穆斯林史料也有记录。巴托尔德曾转录其文:“根据这一记载,也先不花和怯伯(也先不花之弟——引者注)率领军队反对从哈剌火州侵入的敌人——也先不花来自可失合儿,怯伯来自阿力麻里。……也先不花被打败了,因而怯伯也不得不撤退”。[34] 由于在延祐初年接连打败察合台汗国军队,元朝已经深入西域腹地,重新控制了畏兀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随即命纽林的斤“领兵火州,复立畏吾而城池”。[35] 纽林的斤重回畏兀儿故地,表明当时朝廷准备重新恢复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这是自至元后期元朝被迫退出畏兀儿地区以后,首次将政治势力扩展到当地。而亦都护重回畏兀儿故地,则首先面临着以后如何管理散居内陆各路的本族属民的问题。为解决在管理畏兀儿地区和内陆两处民众上的难题,朝廷于纽林的斤出发之前,即延祐三年(1316)正式设置高昌王爵,与亦都护之位并立,分别掌管畏兀儿地区(封地)和散居内陆各路的部众。针对察合台汗国早已在当地另立了亦都护的现实,这种双王并立的作法,也有着重申纽林的斤对所有畏兀儿人都拥有正统的领有权的意味。《世勋碑》汉文、回鹘文碑铭对两个王印的使用权限作过说明,汉文碑铭称,“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则行诸畏吾而之境”;回鹘碑文说,“把新颁给的高昌王印用在行诸外邦的令旨上,再把以前的那个金印(亦都护印——引者注)用于周围的畏兀儿人民中”。[36] 回鹘文碑文由kiki qorsa icqu撰写,初看起来,与虞集汉碑似有歧义,其实,综合起来就是两印完整的通行范围。从畏兀儿的角度看,散居永昌封地(即“周围”)之外的“诸内郡”的属民,就是地处“诸外邦”,而亦都护印通行的“畏兀儿境”,实际上包括了同为封地性质的原畏兀儿故地和永昌封地。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延祐年间波谲云诡的西域形势,只知道亦都护没能在当地站稳脚跟,元朝不久也退出西域。然而,这次短暂的重回故里,多少加重了从领有权上派生出来的大汗廷和亦都护在当地的特殊权益。后来,元廷在火州“复立总管府”,这是代表领有权和特殊权益的派出机构,而订有长例的进贡蒲萄酒一事,可以看作是这种权益的具体体现吧。 


    对元朝后期亦都护的传袭世次,学者已多有论及,这里仅就一个悬疑问题,提出拙见。《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记载,传主乃“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孙,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这个曾尚公主的传主之父朵尔的斤,在《元史》中又写作“朵耳只”或“朵而只”,《元史·文宗纪二》记,“[天历二年十一月],命朵耳只亦都护为河南行省丞相”,据此看来,朵耳只在天历二年(1329)时曾担任亦都护之职。但《世勋碑》回、汉碑文都没有提到过此人。汉碑记载帖睦而补化相关事迹如下:“(帖睦而补化)奔父(纽林的斤)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不允。嗣为亦都护、高昌王.……明年(天历二年)正月,以旧官勋封拜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迷(追)念先生(王)之遗意,让其弟籛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根据碑文,帖睦而补化于天历二年正月升任中书省左丞相以后,即让位于其同母弟籛吉,籛吉任职直到至顺三年(1332)薨,在此期间亦都护之位似乎未曾空缺,这是什么原因呢?碑文自相矛盾之处,提供了某些线索:既然帖睦而补化是“追念先王之遗意”而让位给其弟籛吉的,那么,他即位之时何以会“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 钦察台与纽林的斤、雪雪的斤为兄弟辈,而纽林的斤又是经雪雪的斤之手接任亦都护的,因此,我们判断,所谓的“先王之遗意”,在纽林生前是确实存在的,其真实含意,是指王位在雪雪的斤兄弟几支之间的轮替传袭,这可能是雪雪的斤在位时兄弟间达成的约定,所以,当初若由钦察台接任纽林的斤之位,才是“先王之遗意”的真实体现,但是,仕途上颇有作为的帖睦而补化,却是大汗廷中意的亦都护人选,所以,朝廷“不允”钦察台嗣位。当帖睦而补化后来成为文宗皇帝的股肱之臣后(曾参预明、文继统之争),亦都护和高昌王的爵位对身为中书宰相的他,已经没有政治价值,所以,他依照前约,让出了王位。而最初禅让的对象应该是其堂兄弟朵耳只。《元史·文宗纪一》载,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朵儿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此时朵耳只还没有亦都护头衔,而一年以后,即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他出任河南行省丞相时,已是亦都护的身份,这不是巧合。其可能的情况是:天历二年正月,帖睦而补化禅位于雪雪的斤之子朵耳只,后者在渡过短暂的任职后,不知何种原因,又由籛吉接替了王位,朵耳只被改封荆南王。由于《世勋碑》是文宗为表彰其亲信帖睦而补化的功绩而下令撰刻的,故而只刻意记录了纽林的斤一支的事迹,不仅抹去了曾经短暂在位的朵耳只,甚至对纽林的斤之前的雪雪的斤也只字不提。而《元史》的相关篇章,主要是依据虞集所撰碑文,故而造成了传袭世次上诸多晦暗不明之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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