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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诸国纷纷归附的情况下，帖木儿也向明朝称臣纳贡。这种称臣纳贡尽管是迫于明朝的国威，但更多的是帖木儿的战略考虑。对帖木儿而言，明朝的武力并不是他的直接威胁，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其东边的东察合台汗国。1387年，“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又八锭”。这是一次试探性接触。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遣使哈马力丁来朝，这对帖木儿王朝造成无形的压力。1394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向明朝奉表贡马300匹，其贡表言辞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求得明皇开心，以维持与明朝的往来，是典型的藩属国向宗主国的贡表。然而，以成吉思汗继承者自居的帖木儿在取得对小亚细亚、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的胜利后，自觉羽毛丰满，力量强大，不甘心臣服于明朝并向其纳贡，遂扣留明朝使臣傅安，并派人带领傅安到处周游，借以夸耀其统治疆域的辽阔。同时，决定远征明朝以解除这个藩属关系，并声称:他要“亲来见大汗（明皇帝），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德］细尔脱白格《游记》）。但不久帖木儿病逝于讹答剌，东侵遂寝。
至沙哈鲁统治时期，帖木儿帝国逐渐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恢复了对明的朝贡。1410年，明派指挥白阿儿析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明朝又多次派遣傅安、白阿儿析台、李达、陈诚、鲁安、郭敬、李贵等使团频频出访撒马儿罕等地，维持了双方之间的封贡关系。通过明成祖与沙合鲁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仅在永乐二十二年间（1403—1424年），大约有二十多个外交商贸使团来自帖木儿汗国，另外，还有数十个西域使团来华访问。 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在经济上用互市贸易、厚利番商、优待贡使等做法来招抚西域诸国，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丰厚的回报是西域地方政权包括帖木儿朝乐于进贡的重要原因。但毕竟互市贸易是双向的，在西域番商、贸易使臣纷纷东来之时，亦有商队从中国贩运商品至帖木儿朝。从中外文资料表明，帖木儿企图远征中国前夕，明与帖木儿朝的贸易往来一直未断；以及帖木儿朝亡后，继立的昔班王朝，遣使臣贡马、驼等物，明廷照例回赐彩缎等物。这说明明朝与撒马儿罕的往来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结束，也反映了双方的往来实际上以经贸往来为主。 尽管明朝需要帖木儿朝进贡的马、驼等物，但相对于帖木儿朝需要明朝的彩缎、绢布等物而言，要少得多。这既可从帖木儿朝使臣来华的次数大大超过明朝使臣到达帖木儿朝的次数得到反映，也可从双方贡赐贸易的品种与数量得到反映。出现这一状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一条恐怕是当时亚洲的经济中心并不是在帖木儿朝，而是在明朝。丝绸之路繁荣的物质基础主要依靠中国，而不是西方。 明与帖木儿朝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随着政治与经济的交流，彼此间的文化自然而然开始了交流。首先，通过两国使臣的觐见礼仪，使双方对彼此的制度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在交往过程中能够尊重对方的习俗，并将彼此了解的情况记载下来，传之后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次，双方之间存在宗教往来。帖木儿在其建国过程中，伊斯兰教被立为国教。沙哈鲁即位时便把自己看成是一位穆斯林君主。最后，双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对彼此社会生活有一定影响。帖木儿朝使臣来华后，对中国严明的法纪、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文化生活印象较深。同样，帖木儿朝进贡物产也影响了明朝的社会生活。 由于两国分属不同语系，语言学习的难度较大，明朝虽有四夷馆这种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但由于培养的人数少，且汉人学外语多另求出身，不能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因此，语言问题不仅影响双方的直接沟通，也制约双方深层的文化交流。但总体而言，明与帖木儿朝之间在文化交流领域，还是取得很好的成果，对后世产生积极意义。 15世纪，世界已面向海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以往中西方的交流的重点由陆地转为海洋。海上交流的兴起，会使人感到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失去了作用。人们的眼光也逐渐由陆上转到海上。但作为传统的中西交流的途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有着它独特的韵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而中亚，作为中西交流的枢纽，在早期中西交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几乎所有的中西交流都汇集于此，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很大意义。而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虽然贸易的重点不在于此，但对于这个事情的研究就更具有意义。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交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两国在陆上的这种交流是15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页。 作者：邢利海 参考文献： ［1］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 ［2］沈立新.绵延千载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俄］维·维·巴尔托里德等.中亚简史.中华书局，2005. ［4］许海山主编.亚洲历史.线装书局，2006. ［5］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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