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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白银的主币化进程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货币。这是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历代政府都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从这个角度去看，时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因为如此一来，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就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这一切的，则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 一个新的“白银推动的世界”因之开始。 而这个“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经济的时代。白银流入，大大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市场，但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外贸经营的商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明代中期，他们已经能够逼迫主张打击海盗的朱纨自杀，充分显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随后历史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而由明隆庆元年(1567)时的白银大规模进口，直到鸦片战争(1840)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大约共计2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而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金融资产阶级，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我们至今的历史就是如此逐步发展过来的。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着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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