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家世： 祖父王用之 父亲王益 叔父王盛（998—1061） 二叔王盟（1001—1051） 三叔王盈 大哥王安仁（1015—1051） 二哥王安道（1017—1051） 老四王安国（1028—1074） 老五王安世（1034—1059） 老六王安礼（1035—1096） 老七王安上（1037—1103） 长子王雱（1044-1076），字元泽。 次子王旁 长女鄞女，早夭。 次女嫁给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充是王安石的同年、同科和同僚。 三女嫁给蔡京之弟蔡卞。蔡卞是当时的才子，极富才华。 苏轼、苏辙兄弟，宋庠、宋祁兄弟一生和睦，而王安石与王安国兄弟俩就像曾布、曾巩兄弟一样反目为仇。王安石为弟弟亲笔书写了《清平乐·春晚》：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品格高洁，“不肯画堂朱户”的弟弟，成为哥哥王安石永远的遗憾。 林和靖一生喜梅、张子野一生爱影、晏几道一生嗜梦，而王安国独喜酒楼，并且他还有此自许，曾经对人言：“我诗共有几酒楼？”人答言：“有二酒楼。”即“夜泊浔阳宿酒楼”、“后夜钱塘酒楼上”，王安国听后表示赞许。 王安国《减字木兰花》：
画桥流水，雨湿落红飞不起。月破黄昏，帘里余香马上闻。 徘徊不语，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柳，犹解飞花入洞房。 王安国因与哥哥政见不合，暮年时忘情于山水，终做成了他逐梦的春风。曾得一梦，有人邀其至海上，见海内宫殿辉煌无比，殿前题名为灵芝宫。恍惚间梦醒，原来是寺中寒钟常鸣。其后题诗云：“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梦灵芝。挥毫不是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不久王安国卒，应了他的诗谶之言。 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宁波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1051年初，王安石伯兄（即长兄）王安仁始补宣州司户参军，到任三月，转运使复命监江宁府盐院，又三月而卒(即是年十月间)，享年三十七。 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后出任江东刑狱提典。 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朝廷任命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 1063年—1066年，宋英宗继位后，屡召王安石赴京辞入朝。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8年，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 1068年，41岁的王安国经三司使韩绮举荐，经宋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 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69年，“熙宁变法”二把手吕惠卿与司马光展开辩论，以汉朝的制度沿革，驳倒司马光，取得重大胜利。 1069年七月，王安石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1069年九月，王安石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1069年，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宋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宋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宋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苏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章楶、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 1070年，王安石颁行保甲法。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1070年，西夏侵犯边境，河东宣抚使韩绛仓促调集四万百姓防守。王安礼坚决反对，认为“民不习武事，今驱之上阵，纵不为敌所败，亦会冻饿而死，应该停止征用”。后帅吕公弼采纳他的意见，改调精兵迎敌，使四万无辜百姓免于难。吕公弼非常感谢王安礼之议，并将此事上奏。宋神宗闻其才，召为崇文院校书，入集贤院，出任润州、湖州知州，开封府判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 1071年，王安石颁布募役法。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王安石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旧有的科举取士之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与社会实际脱节。王安石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 1071年八月，王安石颁布方田均税法。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1072年三月，王安石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1073年七月，王安石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自1074年始，王安石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074年四月，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 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临危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在推行新法的同时，又与王安石子王雱同修《三经新义》。但吕惠卿强迫百姓借贷青苖钱，又借故打击其他改革派官员。 1074年，吕惠卿趁王安石罢相，自己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王安国时，王安国却不幸因病亡故。 1075年，邓绾等人攻击吕惠卿，吕惠卿罢政，在太原期间，整顿西北军，多次抵抗西夏的入侵。徽宗时，又受到蔡京等排挤。 1075年，王安石再次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76年，王雱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未上任，不久因病疽病故，年三十三。 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宋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1077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 1078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1080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1079年七月，乌台诗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宋神宗，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1079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处境十分危险，无人敢救。王安礼从容面君，对神宗说：自古有气量的君主，不以言语定人罪，今一旦将苏轼逮狱加罪，恐后人要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对此案本来就不准备深究，王安礼进谏后，遂从轻发落苏轼。王安礼以翰林学士任开封知府时，善于断案，执法严明。“有滞讼不得其情及剖决具案而未论者几万人”。经过日夜操劳、明查暗访，不畏权势，认真剖析案情，秉公执法，到职不过3个月，将所有积案审清，致使“囚系皆空”，并将结果公布于府前。辽使在府前看到后，也大加赞誉。神宗听说后也称赞“安礼能勤吏，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给他官升一级，以资奖励。 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指唐代贾昌）。” 1081年，王安礼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副相），参与执政议事。 1082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1084年，王安礼终因多次谏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张汝贤所劾，以端明院学士知江宁府。元祐中，加资政院学士，先后任扬州、青州、蔡州、舒州等知州、永兴知军。 1095年，王安礼任太原知府，卒于任所。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魏国公。 1111年，吕惠卿以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辞官归里，不久病死。 王安石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 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化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王安石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雱工诗，诗词写得清新自然，颇有父风，《全宋词》、《江西诗征》及《宋诗纪事》存词2首、诗5首。刘克庄谓其诗不满百，像“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绝句》)，殊有“乃翁思致”(《后村诗话》续集卷四)。词作不多，《眼儿媚》词有“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之句；《倦寻芳》词有“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之句，清新婉倩，人所不能及(《词苑萃编》卷四引《古今词话》)。还致力于佛道两家思想的探索，并有不少新的创见。薛砺若《宋词通论》：“王雱词虽不多见，然较介甫蕴藉婉媚多矣。足见当年临川王氏家学一斑。”(引自惠淇源《婉约词》)。王雱轶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献。客问元泽：“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泽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出自《墨客挥犀》) 王雱词 1.倦寻芳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 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 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 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 怅被榆钱，买断两眉长皱。 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 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2.眼儿媚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王安礼以文词见长，楼钥称其文“踔厉骏发、卒归于道”。其诗或旷达超迈，或寄情高远。著有《王魏公集》20卷，明中叶后散佚。《王魏公集》收录了作者所撰祭文四十余篇，这些祭文，系宋代国家祭祀大典的重要文书。这些道教祭祀仪式上的祭文资料，让我们了解到宋代社会祭祀仪式频繁举行的真实状况。作为道教祭祀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祭文，真实再现了宋代社会道教文化发展兴盛的面貌，表明宋代社会道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了解和研究宋代社会民俗学的重要史料。这些祭文，就文体名称而言，分有青词、朱表、斋文、祈文、祝文、上梁文、祭文等类。就内容上说，包括祈求生命、济度亡灵、避让灾害、祈请雨雪、祷告土地等方面，就祀神方面看，含有上天神明、城隍土地、雷电水火、阎王地藏等神鬼谱系，是宋代社会祭文较为集中的一部文书。王安礼主修的《灵台秘苑》书中有360颗恒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值,这就是著名的“皇星表”，是古代第二份星表,也是现存星数最多的一份星表。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王平甫文集序》)。文章如《后周书序》、《韩干画马跋》，借题发挥，议论爽快，绰有深意(《艇斋诗话》)。诗歌格律稳健，风韵秀雅，足以名家(《诗薮》外编卷五)。七言诗佳句如“桧作寒声风过夜，梅含春意雪残时”(《缭垣》)，“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甘露寺》)，“若怜燕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春阴》)，“北固山横三楚尽，中泠水入九江深。纷纷落月摇窗影，杳杳归舟送梵音”(《同器之过金山奉寄兼呈潜道》)，颇有唐诗风韵。王安国还擅长作词，《减字木兰花》(春情)词有“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之句，将思春情绪写得缠绵悱恻，楚楚动人。 王安礼擒诬告者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任开封知府时，曾断过不少疑难案子。 某日，有人投递一封匿名信，告京城的一个富翁，说此人家屯大量兵器，养有兵丁，并正在联络有关权威人士，想要谋反。 王安礼接信后觉得奇怪，他虽与那富户没往来，可早听闻该人忠厚老实，是个本份的生意人。加之信中语言刻薄，许多罪名只有列举而无旁证。根据多年办案经验，他认为此事属匿名诬告，便没将它当作一回事。 不料，没多久，京城竟到处传闻富户谋反的事。没过几天，竟传到皇帝耳中。皇帝立即诏令开封府彻底清查此事。王安礼只得奉命前往搜查。 富翁甚为惊恐。官兵封锁住出口，进而翻箱倒柜，一下子把富翁家中搞得天翻地覆。搜查整整进行了一天，各路人马竟没有查出任何谋反的证据。 王安礼问富翁：“你平日可有仇人？” 富翁摇摇头道：“小人一向本分，从不与人结仇。” 王安礼又问：“你再回忆一下，可有对你不满之人？” 富翁想了想，一拍脑门，说：“哦，前不久有个靠写讼状谋生的马生来借债，当时我手头正好没现钱。他很不满，临走说了许多怨恨的话，还说要给我厉害看看。” 王安札暂且将富翁拘至大狱，以免遭人非议。 次日，王安礼将马生传到衙门，对马生说：“听说你写得一手好字，本府这里有几本案卷，因书吏生病，上面催得紧，能否请你帮忙抄一下？” 马生受宠若惊地道：“小人有幸，愿意效劳。” 当即，马生便落笔抄案卷。王安礼将抄好的案卷拿到后房一瞧，心中大喜，此字与匿名信上的笔迹竟出自一人之手。 王安礼即命手下将马生擒获，询问他写诽谤文书之事。物证皆在，马生无可抵赖，只得招认。 《辨奸论》（一说苏洵，一说为邵伯温托苏洵名作）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论》作者尚有争议。旧说以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又定为宋人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