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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 那么散文可以虚构吗？ 我们很多中小说教师，在指导学生写散文时，灌输的一个观念是：要写真人真事，不能编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古人为我们开创了先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美丽、宁静、安乐的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生活图景，文章写得很美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也即虚构的。 苏轼20岁时，与弟弟苏辙离开四川到北宋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他上交的文章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阅卷后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最有意思的是后面的一段文字。文章说，有一个罪人，皋陶严格执法，三次判定该杀，但是，尧三次改判原谅他。因此，全天下都对皋陶严格执法肃然起敬，对尧谨慎用刑感到高兴。 考官们对于苏轼文章中提到的这段话有点拿不定主意。中国人写文章常常用典故，有些人为了显示学问，经常使用非常冷僻的典故。因此，考官对苏轼的这段话、这个典故出自哪本古书判断不清，便有人向年轻的苏轼询问。一问才得知，原来那是苏轼虚构的。这种虚构得到了欧阳修的肯定，史书记载：“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二、现代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韩少华在《散文散论》中说：“就我所积累的一点散文创作实践经验来看，我写的叙事散文，几乎没有一篇是百分之百的纪实之作，也就是说，我的这类习作中，大都含着虚构成分。就以《序曲》为例吧，它是根据我的一个同学的爱人(她是一位舞蹈演员)第一次登台的情况，和我自己某些侧面观感，由这两者生发开去，加工而成的。” 冰心《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这故事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他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黑暗、阴沉只是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橘红的光’。” 从这里可以看出，散文写作，在选材上也并不是绝对排斥任何虚构的。也就是说，在保持题材上大体纪实性质的前提下，某些细节的虚构，乃至某个次要人物的虚拟，不但在创作实践上是有成例的，被允许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作为当代散文名篇的《小橘灯》，正是为了叙述的简洁，剪裁的精当，从而创造出一个单纯的、集中的、含有深长情味的意境，才在个别次要之处做了一点虚构。据查，文章中的小孩一家，以及作者同他们的接触，包括女孩父亲的姓氏都是确凿的，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这就是说，《小橘灯》就其整体而言，是遵循了题材的纪实性原则的。 散文的虚构有哪些方法呢？ 一、添枝加叶法。在作文中描写某一真实事件，事件本身简单、平淡，或者只是一个轮廓、梗概，这就要发挥想象，补充一些细节，使之曲折生动丰富深刻。 二、偷梁换柱法，即将真人真事加以改造更换，使之更有利于表达主题。如鲁迅写《范爱农》，本来在日本东京，就徐锡麟案件，作者和范爱农都是不主张发电报的。但在写这篇散文时，却将自己换成是极力主张发电报的，范爱农是极力反对发电报的，双方剑拔驽张，矛盾尖锐到白热化程度。作者一番偷梁换柱，使文章曲折跌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三、无中生有法。如果有的作文命题完全超出了自己的生活范围和视野，不能写实，又不能“移花”、“添枝”，那就得有“无中生有”的本事。如笔者在《长沙晚报》2010年1月23日A7版上发表了篇题为《猪血丸子》的散文，此文就纯属虚构。去冬，我岳母给我们送来了猪血丸子，我们几乎是天天吃，我想到猪血丸子是我们邵阳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们邵阳的特产，何不用它写一篇文章？生活中的一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近一两年，村村在进行道路硬化，条条村道修得既宽敞又平坦，人们出行方便多了；而在对村道进行硬化时，很多地方涌现了不少好人好事，有的出力，有的捐钱，少则几百，多则几万。我于是就虚构出了苟老实去募捐的故事，塑造了张伢子这个对家乡表面冷淡而内心却深爱家乡的为富且仁的老板形象。 当然要学会虚构，除了解放思想，掌握方法外，还必须要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和培养想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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