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绘制的“羊车望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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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宠幸嫔妃有何“创举”
晋武帝司马炎“好色”的历史传说很多，“羊车望幸”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列传第一·胡贵嫔传》对此作了记载：“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从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官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这段文字讲的是，晋武帝原本宫内宠幸的嫔妃很多，平定东吴之后，又将吴末帝孙皓的几千个宫人纳入后宫。这样，他后宫中的宫人将近一万人。然而，同时受到宠幸的宫人太多了，晋武帝都不知道到哪个宫去才好。为此，他竟然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乘坐一辆用羊拉的小车，随羊拉着小车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寝。结果，宫人们也竟然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因为羊生性喜欢吃竹叶，又喜欢吃咸的东西，所以妃嫔们有的用竹叶插在门上，有的用盐汁洒在地上，以此诱引羊车，能够拉着晋武帝到自己的住处，以求得宠幸。
据《晋书》记载，晋武帝的骄奢淫逸并非从平定东吴开始。晋武帝是一个荒淫奢侈是君主，乃十足的贵族子弟、花花公子。关于司马炎的好色，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故事，除了上面讲的“羊车望幸”之外，还有“禁天下嫁娶”一则。即位之初的晋武帝是一个很怕老婆的皇帝，其皇后杨艳“姿容美丽”，才貌俱佳，但“性陕隘”，气量很小，使得司马炎好色空间被控制到了最小点。直到泰始九年，杨皇后病重，司马炎终于被“解放”了，即下诏“禁天下嫁娶”，开展了大规模选美活动。
于是，采配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完，任何人不许嫁娶，连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等高官的女儿也未能幸免。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皇帝选美一直都有，但是要天下老百姓先不结婚以供皇帝先选用，可谓仅无绝有。泰始十年，晋武帝再次下诏，取良家及小将吏之女五千人入宫候选。结果弄得母子号哭宫中，哭声远传宫外。随着平吴的胜利，晋武帝在太康二年下诏选孙皓姬妾后宫五千人入宫，后宫的妃妾已近万人。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晋武帝司马炎并非一个平庸之辈的君王。继魏、蜀、吴三国分立后实现了全国一统的西晋王朝，是由司马炎在泰始元年（265）正式建立的。虽然说，晋武帝当政之时，他的父亲、祖父已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统一已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但晋武帝不失时机地毅然作出平定东吴的决策，使东汉末年以来的纷争割裂局面得以结束，可谓功不可没。晋武帝从禅魏建晋，直至太康平吴，还算是一个勤于治政，有所作为的帝王。从《晋书》记载来看，晋武帝不仅亲自主持法律制定，还经常与大臣讨论法律条文的得失，而且重视法律的学习和昌明。晋武帝的表率作用，使晋初的执法官吏大多比较刚正，有治绩可称者颇见史载，推动了经济昌盛、社会安定的“太康繁荣”景象出现。故此，唐太宗评价他“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今人绘制的“羊车望幸”图
平吴的历史性胜利，顿使晋武帝志得意满，很快就走向了反面。他颁布了数项对晋王朝很有消极影响的政策，一是以为天下太平，可以偃武兴文，于是下诏罢除州郡武备；二是颁布占田、课田令和户调之式，保护了世族大姓利益，加速了晋朝君臣和门阀世族的奢侈、腐朽。他不但对门阀世族庇护，自己更是“居治而忘危”，怠于政术，耽于酒色，日趋昏聩。晋武帝称帝后不久，便两次下诏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他还贪财好利，身为一国之君，却以卖官来聚敛私财。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朕可以与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对曰：“可以与桓帝、灵帝相比。”晋武帝很不高兴。刘毅又说：“桓灵卖官，钱入宫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这个大臣竟然对晋武帝直言：陛下啊，你比桓帝灵帝都不如！
在晋武帝的极力保护和放纵甚至“领头”之下，门阀官僚集团的侈靡之风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世家大族们为维持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竞相不择手段地搜刮钱财，对金钱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西晋门阀制度之下的奢靡之风盛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尚，成为普遍贪贿之风赖以存在的社会温床，其结果必然导致西晋政权的灭亡。而他们的“领头人”晋武帝，沉湎于酒色，无心也无暇顾及政事。晋朝廷围绕着皇位继承人问题发生了冲突。晋武帝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已无济于事，反倒开启了诸侯王专制方面重镇的先河，割据称雄或举兵向阙的事情便由此而起。太熙元年（290），纵欲过度的晋武帝病死。他死后，贾后策动的宫廷政变，拉开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这八个皇族诸侯王之间的争斗和厮杀，把西晋朝廷和国家搅得元气丧尽。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晋书》，是唐太宗时期下诏修成的，而且他还专门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写了史论。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
唐太宗在充分肯定晋武帝统一霸业后指出：晋武帝平吴后“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唐太宗关于晋武帝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的教训，可为封建王朝“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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