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时期雷州民间神庙文化

平安是福9mfgso 201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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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剑民　陶道强

明清时期，雷州主要包括海康、徐闻、遂溪3县，“地广二百二十里，袤四百五十里。”①它地处雷州半岛南部，东西南三面分别被雷州湾、北部湾以及琼州海峡所包围，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优良的港湾，南面的琼州海峡自古以来是中西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雷州半岛扼海南岛与祖国大陆交通的要冲，早在汉代就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雷州地区明清时期民间神庙众多，构成这一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所谓民间神庙，指的是不属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系统的庙宇，所供奉的主要是民间普遍信仰的具有崇拜性质的“神”，这种民间信仰带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当地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构成了颇具历史影响的民间文化，但又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信仰有明显的区别。总起来说，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系统的“宗教”，没有教义、规制，其所奉神灵的功能多依人们的需要而定，不具有特别固定的功用，与道教等宗教系统相比，民间信仰与人民的生活贴得更近。

矗立各地的林林总总的民间神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层的信仰组织，虽然这种组织是非系统的和相对分散的，但却是下层百姓心灵栖息的场所，也是祈福求佑的精神力量，无论在他们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还是群体心理中，民间神庙都有着自己重要的位置和特殊的功用。民间神庙的分布格局、建筑风格、方式、繁简以及内部神位排布情况以及神庙的兴衰等反映着人们信仰中的精神世界，因而能折射出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要全面了解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播过程，要追溯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只有在对一个民族的上、中、下三层文化都有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②因此，我们研究明清时期雷州的民间神庙文化有助于了解雷州传统文化的全貌。明清时期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的历史阶段，也是社会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雷州文化现象，有助于了解该地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从而能够正确理解雷州传统文化的内涵，把握其发展规律。

一、雷州神庙的统计与分类

研究雷州民间神庙文化，首先有必要对该地在清时期曾出现过的祠堂庙宇作一系统的统计和分类。本统计数目主要依据的是地方志↑③和调查材料，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缺漏，肯定有某些神庙被遗弃，但至少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雷州民间神庙的概貌。据统计，明清时期雷州民间神庙有123座，30余种(如下表所示):

上列的30余种神庙，其中有兴有废，有些可能存在的时间不是太长，有些可能被人们忽略了。在众多庙宇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土地庙，志书上虽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据吴建华称:“雷州每村都有大小两庙，大庙所祀之神不一……，小庙所祀者一概是土地，是谓‘土地庙’。”④嘉庆《雷州府志》载，海康县有村庄156个，道光《遂溪县志》载，遂溪有村庄160个，宣统《徐闻县志》载，徐闻有村庄750个。这样，雷州的土地庙数量当是十分可观的，最多时应在1000座以上。

在所有的庙宇中，属于天地自然神祗的神庙主要有:土地庙、城隍庙、文昌阁、火雷圣母庙、火神庙、三官堂、三圣堂、真武庙、风神庙、四帅堂、仓神庙、东岳庙、五岳庙等。这些神庙是自然崇拜的产物，体现了民众对自然力量的崇敬。在崇拜者的心目中它们主管人间的风调雨顺，祸福安危和功名利禄，在雷州民间深受崇祀。以自然之神为崇拜物是汉民族敬奉的传统神祗，汉民族南移带来了这种信仰，它体现了雷州文化与中华文化是血肉相联的一个整体。

另一类神是人神，主要有:雷神庙、关帝庙、天后庙、白马庙、伏波庙等。这些神庙所奉神主原属真人，但随着人们对其信仰的加深，已晋升为神。这是对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产物，成为社会力量的象征，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的崇敬之情。

二、雷州神庙反映的民间信仰

雷州神庙林立，信仰复杂，反映了雷州是一个移民云集，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在众多的神庙中，雷神庙、天妃庙、伏波庙等的信仰最普遍，影响最大，因而最能体现雷州民间信仰的内涵。

(一)雷神崇拜

雷州雷神享祀最为隆重，其地位在雷州诸神之上，在全国各地的雷神庙中，没有哪一个雷神庙能与雷州雷神庙的规模同日而语，没有哪个地区的雷神能与雷州雷神所受的礼遇相媲美。雷神作为自然之神，不是雷州特有，在中国古代很早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司雷之神的记载。历代帝王为保国祚，祈求风调雨顺，无不对风、雷、雨、电、四海、江河之神顶礼膜拜，因而对雷神的崇祀在全国十分普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雷神在雷州有如此特殊的地位。

雷祖本为雷公，宋代加封为王以后，始称为雷王，自宋代开始有陈氏获卵得子的传说以后，又称雷祖。以后关于雷神的传说不断被改造，逐渐衍生为“正史”。明清时期雷州雷神主要是指雷祖陈文玉以及配祀的雨师、风伯、鼓轮、电火等神。雷神除了它原有的民间信仰意义外，更有其政治意义，只要考察历代帝王对它的加封就可见雷神的政治背景(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历代统治者对雷神的加封和推崇是雷祖地位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广大民众对雷神的恐惧和崇拜，通过神灵的力量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这是统治者将统治政策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的典范。

雷神地位的显赫，也自然被地方宗族所利用，这便是雷神从一个自然神，变为了陈氏宗族之神的重要原因。据《雷祖后裔族谱记》:雷祖陈文玉降生时，“两手有文，曰雷州，”且雷祖“赋性明敏，学洞天人，在陈太建二年，即举茂才，拜本州刺史”⑤。有关雷祖身世的传说记入了陈姓的家谱，陈氏子孙名正言顺地“皈依”了雷祖，从而实现了人与神的沟通和互动。这个神话传说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雷神”所记大同小异，反映了大姓宗族对神权的垄断。

文献记载雷神特别“灵验”，如乾隆十九年《敕封碑》云，雷祖“历代除患救灾，屡着威灵，梁宋元明各加封号。国朝康熙二年大旱，推官何芳腾赴庙祈祷，立时雨深三尺。三年，知陈允中平黄明标之乱。四年，除陈老子之妖，俱获神助。五十一年，大旱疾疫，雷琼道申大成备牒虔祷，旬日内，雨足疫消，事皆载于志乘，……。又据雷州府知府冯祖悦面禀，乾隆十七年，雷郡亢旱，该府祷无不知响斯应……。”⑥雷神不仅可以求雨免灾，保障生产生活，还可以平乱除妖，保护人们的安全。正是这样的一种人为的造神活动，雷神取得了在雷州的最高地位。

(二)妈祖崇拜

妈祖是起源于福建莆田地区的一位民间女神。她在宋代绍兴时被敕封为灵惠夫人，元代封为天妃，清代又封为天后。在中国的信徒大多是沿海的水上民户。起初妈祖为莆阳湄洲林氏女，名默涵，生而灵异，能言人休咎，故成为地方上民间奉祀的灵神，以后逐渐演变为航海的守护神，并具有‘送子娘娘’和抗御水旱病疫的神力⑦，随着莆田人的不断外迁，妈祖的影响更加扩大。到明代妈祖信仰已传至沿海各地和内陆，并播至台湾以及南洋、朝鲜、日本等地。

早在宋代，妈祖的信仰已传至广东，据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卷三十六《祝文》记:“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雷州半岛南面的琼州海峡是中西交通海上航线的必经之途和补给站，位置非常重要，宋代妈祖信仰便随着福建移民的人迁传入雷州，现存的雷城镇关部街的天后宫始建于宋，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明代以后雷州的妈祖崇拜更为普遍，万历《雷州府志》对天妃庙(即妈祖庙)的分布已有详尽的记载:“(海康)天妃庙在郡城外南亭坊，庙有银器，祀用，监庙者沿主之”，“(遂溪)天妃宫在能明港调蛮村，万历十四年白鸽寨把总童龙建”，“(徐闻)天妃庙，海安所南门外渡头，各官往来皆具牲礼祭之”⑧。妈祖以护航保护神而深受崇敬，大凡出海的渔船都供奉着妈祖的牌位，出海前到妈祖庙祈求平安，回航后则到妈祖庙谢恩。

宋元以来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于是历代帝王对妈祖次第加封，宋“绍兴时，以郊典封灵惠夫人，淳熙朝易爵以妃。”⑨元“南海女神灵惠夫人……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⑩到清康熙年间又册封为“昭应仁慈天后”。雷州妈祖庙在明清时期最兴旺，这正是海上商业航运高度发展的标志。

(三)人神崇拜

人神是指其神由真人晋升而来。在雷州最主要的人神崇祀是伏波将军。伏波将军有两位，一是西汉时武帝征南越的路博德，另一位是东汉的马援，而马援在雷州地区的影响更大，因为马援在平定征侧和征二的起义后，在开拓南疆土中有重要贡献。马援在粤西、交趾一带置县、筑路、修堤灌溉，还修过防海堤，雷州至今还存有《伏波井亭碑记》记载马援开凿跑马泉井的事迹。“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援有在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11)雷州伏波庙碑刻《重建伏波将军路马二公祠宇记》记:“光武二十六年，交南女子征侧、征二反，合浦诸郡应之。伏波将军马公讳援，奉命讨复。二公先后继美，尽忠汉室，有功于雷，雷人祀之。”(12)又“马援以西南治远，路遥千里，分苦斯县治城郭穿渠，通道灌溉，以利其民。”(13)疑，伏波将军因为民建功立业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这或许是雷人祀之的真正原因所在。“伏波祠在广东、广西处处有之，而新息侯尤显威灵。其庙在交趾者，制狭小，周遭茅茨失火，庙路不及，交趾绝神之。交趾人每惧江人诉其过恶于侯而徐疫病。于是设官二人守庙，不使江人深入。而其君臣人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候之诛殛为忧。侯之神长在交趾，凡以两广封疆也。”(14)雷州地接交趾，既然伏波神如此威灵，雷州人当然会崇拜有加。

在雷州另一个重要人神是白马神。据《雷郡白马庙记》，“白马神姓董，讳晋，东晋时人，性孝友，世居江西分宁，分宁者即今之武宁县也。兄弟三人，神居季，当时或称为董三，业冶为生。今武宁县城南门尚有铁炉巷，相传为神生前铸剑处，后师许旌阳学道，斩蛟立功，遂为旌阳部将，宋时封为白马忠懿王，……，雷郡三面环海，海滨多怪，昔时或为蛟螭所窟穴，神于此必有大功德于民。故至今享祀不忒，而顶礼膜拜者，相属于道也。”(15)与伏波神一样，白马神也是由人晋升为神，从记载看，董三肯定曾经在开发雷州地区的过程中做出过卓著的贡献，所谓“有大功德于民”。在长期的纪念活动中，人们还要靠他们的威灵保佑自己平安和幸福。

关帝庙在雷州较为普遍，关羽的形象是光明正大，正气凛然的象征，民间认为他能驱鬼辟邪，禳治百病，能知未来，有求必应，成为地方的保护神。这正是雷州人民对关帝信仰较为普遍的最好诠释。

(四)其它神崇拜

前面我们统计过，雷州的神庙有30余种，除了一些具有特殊性的神庙以外，许多神庙是在全国分布较为普遍的，如土地庙、城隍庙、风神庙、火神庙、康皇庙、东岳庙、五岳庙、太华庙……，这是从北方传过来的神祗，在某种程度上是北方文化的代表。另一类神庙明显是受广府文化的幅射而传入的，如真武庙、龙王庙之类，因为它们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十分盛行。真武又称为北帝，是水神的象征。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之祠为大，称曰祖庙。”龙王庙也是南方水乡的崇拜物，雷州文化受广府文化影响深远，从神庙便可窥其一斑。屈大均曾指出:“至今越神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祥者，所在地皆然，诸小鬼之神者，无贵贱趋之。况于一方之帝及五岳神不更诌事乎哉。”屈氏所言凿凿，这亦表明了粤民追求信仰自由，尊重他人的信仰的观念较外地为烈。雷州的多种神庙的存在充分反映着雷州民间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历代移民移人的重要见证。

三、雷州民间神庙反映的文化特征

(一)水神为主导的文化信仰

雷州半岛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据康熙《海康县志》记:“海郡多风，而雷郡为甚，其变而大者为飓风，飓者具也，具四方之风，而飚忽莫测也，发生在夏秋之间，……不数日则轮风震地，万籁惊号，更挟以雷雨，则势弥暴，拔木扬沙，坏垣破屋，牛马缩栗，行人颠仆，是为铁飓，又飓之来，潮辄乘之，雷地卑迫海，无山谷之限，所恃宋元来堤岸，然久则善崩，潮冲则溃，浮空杳漫，禾稼尽伤，潮味咸，一岁罹害，越三岁乃可种也。”(16)里指出飓风、暴雨和海潮是最大的灾害，但还有更严重的是旱灾。由于“雷地无山谷之限”，东南部的暖湿气流没有阻挡，得以越地而过，使得雷州半岛成为岭南大陆缺水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对农业生产是致命的威胁。从明至清前期，据《海康县志》记载雷州有天灾(包括飓风、地震、雨雹、咸潮、蝗灾、旱灾等)28次，“人祸”(包括朝廷征讨、反贼流寇、兵乱、倭寇等)有23次之多(17)，在天灾人祸的交替作用下，雷州人民的生产生活艰难困苦。在当时条件下，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和社会力，自然要求助于神灵了。天妃神“作为中国第一女海神，除作为传统船旅渔业传统的行业神以外，还兼有其它各种功能，成为沿海广大地区民众及海外华人重要的保护和精神纽带。”(18)当然，水神不仅是天妃，其它与水有密切关系的诸神:龙王、雷神、真武帝、伏波神等也备受崇敬，水神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海洋地区文化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人们的心目中希望通过神灵实现对水的控制，这是人们企图驾御自然、战胜自然灾害的一种精神幻想。

水神信仰下的民族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因为他们习惯于大海的浩翰，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因为他们习惯于在烟波浩森的汪洋中搏击。地处琼州海峡的交通枢纽，更便于他们勇闯天下，足迹遍布东南亚，成为中国早期的华侨。这都是水神信仰下的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征。

(二)雷州神庙反映的移民文化特征

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仔细研究雷州的神庙文化，我们会发现，雷州民间神庙是东南沿海移民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原的移民带来了传统的汉民族的内陆的神，从东南沿海的移民中带来了海神的崇拜，从珠江三角洲入雷地的商民传播了广府的信仰习俗。于是多地区、多种类的神庙在雷州并存，体现了雷州移民文化的特征。

雷州神庙记录了新移民与旧土著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雷祖和天妃崇祀与“雷州人”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雷祖志》记:“雷州人之祖先，大多在唐、宋、明之时，来自莆田等地。”(19)据吴建华研究，陈姓和林姓分别是目前闽台地区的第一和第二大姓。陈氏从晋代开始迁雷，是莆田移雷较早的姓氏，在移入雷州后首要的问题是在该地能否立足。由于“莆田人十分好斗，独立不羁”(20);而雷地处岭南，一直是“南蛮”之地，因而迁雷莆田人在与当地百越族的接触过程中，冲突肯定是难免的。以陈姓为代表的外来移民要立足本土，必须寻找与土著的契合点。恰好雷地多雷，“雷”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当时人们所不能解释并极为敬畏的，因而，曾为雷地的开化做出过卓著贡献的刺史陈文玉便逐渐衍化成陈氏的始祖，也成为人们共同惧怕的“雷祖”。“溯我远祖陈讳者，梁大通中，原住州东北五里英灵村。……至承圣癸酉年正月十五日，(九耳犬)九耳齐动，时大喜，……，挖地一卵，携归家，良久雷震而开，得一男子，两手有文，曰雷州。……及长，名文玉。”(21)陈文玉不仅因雷而生，而且带给降生地以名。雷祖的神话故事揭示了新移民利用神权确立了陈姓的族望。而民众对雷神的崇拜，又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融合发展过程。

林姓迁雷并在当地立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天妃林默娘既与迁雷林氏同姓，于是天妃庙的兴建，很大程度保护了来自莆田移民的生存空间。通过对天妃的共同信仰，找到认同感，沟通了迁雷之人与雷地土著的联系。妈祖的崇拜逐渐弥合了种族间的界限。

很明显，没有移民文化的渗透，就没有雷州文化的繁荣。虽然雷州地区和闽省及粤东的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人迁本土的闽文化已经异化，它更多的成份是和本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雷州文化的特征，这便是广纳并蓄，有容仍大的文化精神，它没有排它性，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使本土文化不断优化和升华。

(三)带有商业色彩的神灵崇拜

一定的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的状况。明清时期雷州的民间信仰与其经济发展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相当多的庙宇座落于墟、市、埠港，渡口附近。这些墟、市是当时人们经济交流的主要场所，港、埠、渡头等是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要津，这种分布的出现有两种较大的可能，一是庙宇先在某一地方出现，尔后由于人们经常的祭祀或祷告活动频繁，由此逐渐出现商品的交换，形成墟、市。一是在墟、市、港口、渡头，人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而建庙把之，人们的频繁的崇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读史方舆纪要》载:“雷州三面环海，北负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风帆易顺，南出琼崖，东通闽浙，亦折冲之所好也。”(22)明清时期，随着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以及湛江平原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沿海运输业日趋繁荣，大大促进了雷州海上贸易的发展。海运经济的发展和神庙的兴建总是息息相关的，古代的航运要依赖神灵的护航。因而对神庙的兴建或重修以及各种庙会活动必然增多。以雷州“天妃庙”的兴修为例，我们可以窥见到这种规律。清乾隆年间对夏江天后宫的重修主要有如几次:

乾隆岁次癸亥(1743年)仲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仲春，共计费用银五百二十两零;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季春，共用银一百一十六两。

我们发现从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仅短短21年的时间，在三次维修天后庙中，就出现过近90家的榔行铺号(23)的捐资，足见财力雄厚的商家都愿意捐资修天后庙。这是因为在康熙八年解除海禁以后，中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雷州也受益匪浅，自然感激海神天妃的助佑。“凡鼓楫扬帆，出入利导，暨御捍患，莫不信为海天鬼柱，即绾服斯堵，朔□□□，盖以神功，虽巨涛涨溢，而郡内安全，屡有明征也”(24)。槟榔为雷地最大宗的贸易，“雷地僻，……贩易惟槟榔、鱼菜、米谷食物……”(25)，由于广东槟榔主要产于琼州、雷州也有种植，琼所产槟榔“岁售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交趾者十之七”(26)。雷州正好处于槟榔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上，“榔行商贾，每岁贸易，食得于神，因而，踊跃捐金，乐成其事”。(27)

商业的兴旺必定导致商业保护神的出现，由商业主捐资筹建的神庙也必然兴旺。于是商业者介入神坛，利用庙会等活动进行商业宣传和扩展生意便顺理成章。许多地方神庙都带有维系地方群众，联结社团组织的功能。商人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必然要与神权组织者加强联系，故商业和神权的结合绝非偶然，这正是明清时期中国神庙文化所蕴含的新趋向。

(四)重贤尚能的文化传统

雷州神庙积聚了雷州人的生活理念和社会价值观。当地百姓的造神运动，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怀念，对历史上为雷州作出贡献的英雄和功臣的追思。这种文化心理寄托的是期望雷州贤才倍出，渴求更多的贤能之士去改变雷州贫困落后的面貌。所以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路博德、马援、冼夫人、陈文玉这些实有其人的真人都转化为神，列于神庙，被人们顶礼膜拜。神庙成为历史上功臣名士的丰碑，也表达了民众对有功之士的深深谢意和对杰出人才的敬仰和渴望。

雷州本是一个荒僻的蛮夷之地，唐宋时代是罪犯和贬官的流放之地，这种独特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雷州独特的文化氛围:即地虽偏远，但文化浓郁。中原一流的文化名流曾驻足雷州，如李邕、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李纲、赵鼎、李光、胡铨、汤显祖……流人贬官来到雷州，他们在开发南疆，传播文化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被雷州人民深切怀念。因此雷州贤祠之多，是全国少有的，历代以来兴建的罗公祠、江公祠、寇公祠、方驸马祠、陈清端公祠、十贤祠、秦公祠、苏颖滨先生祠、薛公祠、叶公祠……这些贤才之士成为群众崇拜的偶像。虽然贤祠有别于神庙，但反映了雷州敬贤尚能，爱惜贤才的文化风气。

四、结语

通过对明清时期雷州神庙文化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神灵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精神偶像，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形成”(28)。尽管它有着虚幻的本质，但它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雷州的神庙既是汉文化传统信仰的体现，也是雷州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海洋文化的民间信仰特征。雷州神庙是雷州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雷州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奋进的淳朴民风。同时我们也应正视，神灵是人们为求得精神的依托而创造的，人们总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去不断地改造它。历史上统治者在利用神权加强统治，宗姓大族也利用神权去巩固族权，也有人利用神灵去敛财害众。只有正确认识民间信仰在社会中的意义，才能使民俗文化走向健康与文明。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明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十五《沿革》。

②(2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页、第17页。

③主要的资料来源:万历、嘉靖、道光《广东通志》，万历、康熙、嘉庆《雷州府志》，宣统《徐闻县志》，康熙《海康县志》，道光《遂溪县志》以及谭棣华、曹腾、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

④吴建华:《雷州传统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97页。

⑤⑥(12)(15)(21)谭棣华、曹腾、冼剑民:《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73页、第527页、第566页、第569页、第573页。

⑦干春松:《神仙与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⑧(日本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万历)《雷州府志》，卷十一，《坛庙祠》。

⑨(清)翟灏:《通俗编》卷十九《天妃》。

⑩《元史》卷《祭祀志》五。

(1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六《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