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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书》:暗恋的神性,语言的留白之地

2018-05-12  冲霄3e8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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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有爱神,那她不会只有一种面貌。

       任何对“爱情”的定义,都只是试图把天上的云装进瓶子里,是对爱的收窄和禁锢,无法传达人类丰富的、广阔的关于“爱”的经验。

       唯有借助故事,而不是道理,我们得以窥见“爱”的各种类型和可能性。

       这是我写这个“爱情电影系列”的初衷。

 

       本文是这个系列的第四篇(前三篇链接在文末)。

                       

如果要写一部代表“初恋”的电影,我会选择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青春期的初恋有许多种,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相互试探、相互激励,在受伤中成长,是许多青春电影常见的pattern,《情书》不见得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经历,却能代表“初恋”的精髓:不仅仅是干净和纯粹,还有心轮第一次向情爱开启时所遭受的冲击和自惭形秽。这是“初次心动”的意义:一个人不再是以前的他(她),这是自身的重大改变,这个过程,可能与对象并无太多关系,对象只是一个恰好的媒介。就好像但丁遇见贝雅特丽齐之后,才会成为那个写《神曲》的但丁,并将贝雅特丽齐留在不朽的天堂入口。

 

《情书》是一部讲究东方留白之美的电影,完成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结合。少年的“欲说还休”,是爱恋的留白;大片的冬日的雪地,是视觉的留白;还有那平缓日常的叙事方式,是意境的留白。

 

“飘雪”在东方文化里,和“落花”一样,是浪漫的象征,常常能激起东方人的诗情。《情书》最开始的镜头,就宛如一副正宗的雪地水墨图,博子在自然天地间走动,渐渐变成一个渺小的黑点。


  

“人”在天地自然间,总是“小”的,这是中国山水画(后来被日本画家学习借鉴)的基因,也显示了这种文化中的“自我”位置:人不是膨胀自大的,而是沉静内敛的,是融于世间万物的(物我之间有平等的敬意),而不是傲慢的万物的创造者和篡改者。

 

《情书》从头到尾并没有紧张的情节冲突,相反,却是耐心而缓慢的日常叙事——这种方式,在日本影视里很常见。奇怪的是,当代中国导演试图把这种叙事方式移植于本土人物与情节时,却会显得矫情与突兀。那种“于平淡之中耐心拨开人性的珍贵之处”的气质,显然与我们流行的粗粝的“人有贵贱”鄙视链时代文化相冲突。

 

能在平淡之中仍有自信,不依赖(甚至是要警惕和回避)“落差”与“冲突”所造就的分别之心,是古老的东方禅意。按照这种从容的通透的生活哲学,好莱坞式的过分强调戏剧冲突、节奏、套路,是一种小儿科的感官满足,就像巴普洛夫用骨头和摇铃来控制狗的本能条件反射一样。

 


同样的方式,在某种情景里就舒服妥帖,是因为它相信如此。它相信,即使在看起来再普通平凡的人身上,也有珍贵的人性在其中,也有他(她)不会泯灭的柔软的情感,并不因他(她)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磨损。以这种内在的尺度来衡量,外在的标签反而是多余的,所以也是不需要过多提及的。这样的相信,同时也是在“赋予”,会无形中激发出每一个凡人身上有尊严的一面。可是,在另一种看人只有耐性看表面的情景里,这种“相信”就无法构建起来。

 

这种古老的禅意并不发源于日本,但如今仍在日本保留得相对完整,见诸于他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禅”认为,无论你是王公贵族,还是下里巴人,本质都是凡夫俗子,但更深一层的本质,则是人人皆有“佛性”的潜能,只是多少之别。抛开社会性的外在评价与标签,内在平等,是因为有一种人人固有的“神性”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说,在某种力量面前,每个人都是它同源的造物,都是一脉相承的。

 


《情书》是一首颇有禅意的诗,日常、清新、舒缓,渐入佳境,难以释怀。这是一场普通、自然、纯粹、动人的初恋——它可能是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藏着的秘密。一个叫藤井树的年轻女性,生活在她出生的小镇上,读书时不是成绩好的学生,成年后也没什么亮眼的事业,只是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每天不过骑着自行车在小镇里来来去去,甚至没谈过什么恋爱,日子真是平淡如水,要不是一群女生在一本旧书上发现她的画像,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有一个男生真诚地暗恋着自己。


而在那个小小的少年身上,蕴藏着如此深沉的感情,让人震撼,爱情在最早启蒙一个人之时,就完整地展现了它的庄严和分量,说孩子或少年不懂爱的,是对爱的亵渎和浅薄认知。

 

 

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起,她婆婆有一次向她回忆,三十多年前时的初恋,她与一个男孩互相有意,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合而最终没在一起,那个男生曾经每天偷偷跟在她身后送她回家——这件事,连他公公也不知道。她忽然意识到,这个很平凡的、已经有了儿孙的农村女人,也有自己年轻时的爱恋和秘密。

 

这是《情书》有温度的地方:浪漫的爱情故事,不是只分配给瞩目的英雄人物,而是在生活的重重叠架之下,藏在每一颗有情有意的人心之间。

 

几年前,我学过一些心理学知识之后,曾分析过男藤井树,我质问这个人: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他所爱着的女生就在原地,他却不去找她,而是要和一个“复制品”(他的未婚妻和女藤井树长得一模一样)结婚?

 

那时我当然会认为他心理“不够健康”,因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怎么会不敢大方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呢?由此可见,学习心理学(尤其是西方主流心理科学与临床治疗)的人,很容易染上对任何人和事都持“评判”和“找解决方案”的毛病。过分追求一种标准化的“光明”和“幸福”的生活,是对人这种庞大的存在的简化和削弱,会失去对一些未知的和不确定的领域的理解和包容。

 

至少我现在知道,那些无法说出的爱恋,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感情中的必然性。它或许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比不大(因为很多人无法忍受这种莫名的烦恼,而成功地用其他事务将其挤压了出去),但它不会缺席,几乎人人难以幸免。无论一个人生活得有多么充实、阳光,他(她)都可能在某些时刻遇到让其瞬间陷入自卑或笨拙的对象。木心说,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无望的爱情,爱在心里,死在心里。

 


在这一种爱恋里,语言丧失了作用。语言和这种爱无关。它对爱恋者来说,太神圣了、太沉重了,以至于,任何语言,都变成了轻薄。任何语言,都是掩饰、都是言不由衷。它属于尚未被语言分化出来的原始的、沉默的世界,更无法被琐屑地分析与解体。

 

“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关的人听,若真爱一个人,反而会内心酸涩,说不出话来。”作家的话通常往极端里说,甜言蜜语的对象,当然不是不相干的人,他们是那些让我们舒服的人,他们让我们想起冬日的和煦的阳光,深夜的松软的枕头,或者轻快的小步舞曲中想要跳跃的心情;而有些人,却是让我们“不舒服”的爱恋对象,他们勾起我们的自卑与恐惧,刺痛我们的心,却顽强地兀立,直到有一天(随着时间或死亡)自行消亡——后一种,就成了暗恋的秘密。

 

在我还是“中二”少女时,同学们之间流传一首小诗: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我怕说了/我会死去。

我不怕死/我怕我死了/再也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

 

这是很典型的“中二”式的“自我感动”。但是,这样的故作夸张,谁说不可能隐藏着一份语言无法表达的卑微的爱意呢?

 

有时候,我们这些长大的大人,会笑话那些“中二病”(无论是怀着善意的嘲笑还是恶意的嘲讽),可是,当我们认真注视那些“中二病”,就会发现,有的还真是人的精神之谜,是最高级的哲学也尚且无法解答的,这个时期自带的困惑与迷惘,可能会一次次反复出现在人的中年和老年。

 

就像这首不免有些做作的诗,“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我怕说了,我会死去。”为什么,说了就会死?这如此不合逻辑,如此自恋,如此不成熟,可是,仔细想想,是不是又是一种无比准确的描述呢?——有时候,说出心底最沉重的秘密,就相当于死亡的感觉;而且,最强烈的“爱”,由于能量过于集中,和“死”,也有某种神秘的相通性。也许,恰恰因为它太准确了,准确到有些荒谬,我们反而觉得太过夸张。倒是一群群“中二”少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以看似不在意、游戏的态度,毫无负担地表露了这种露骨的准确。


 

《情书》塑造了一个“柏原崇式”的美少年,多少女观众对着柏原崇在飘起的窗帘背后看书又偷看暗恋对象的画面,无声地尖叫。可《情书》的重点,是古往今来那些普通的少男少女的暗恋心情啊,无论他们美不美、有没有长着青春痘、是不是穿着土气的校服,如果他们曾有那样一份庄重而神圣的暗恋,他们就是柏原崇啊——至少有那么一些瞬间,仿佛被神照耀,闪闪发光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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