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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儿，她固执地每年给在地震中遇难的父亲买生日礼物，写信。有人对她说，灾难就是财富，要从在灾难里学到东西，可是她就不学。 一位母亲，再也没换过电话号码，她害怕，万一有一天女儿回来，找不到自己怎么办。 我们请来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他们在这10年里的沉浮。 有人为人母，已经和生活和解；还有的人眼泪流干，但也只能继续这样活下去。 记录这些，并不是为了去追寻灾难所谓的意义。而是我们无法预期，会在哪一个寻常的午后，遭遇哪些命运的考验，我们所能选择的，是和他们相处的方式。 希望地震给我们留下的，在伤痛之外，还有生活的勇气。 真正感觉失去爸爸，是在这之后漫长的很多年里，就像一把沙子一点一点被风吹走 圆圆，15-25 岁，戏剧老师 救援队在 2008 年没有找到我爸的遗体，一年之后，我妈妈自己翻到山里找到的，她记得爸爸当时穿的衣服。那天，我在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后，才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天开始我才慢慢去面对地震对我的影响，不再屏蔽它。 可能要到这几年才知道自己通过地震得到了什么，我读《燃灯者》，里面有段话说，「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某一些人所给予的那些东西在活着的。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他不选择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 这些时刻，对我来说就是曾经和爸爸一起共度的日常的朴实时刻，比如他捕到的野鱼，回来做一锅野鱼汤；夏天他买的很好的葡萄和西瓜，用山里的泉水来冰镇；他用玉米叶做的风车；他带我在河边捡的石头。后来我知道是这些时刻给了我力量，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一个快乐的人。  地震之后的日子，要拼命去接受我爸爸已经离开这个事实，是一段持续了很长的艰难时间。 大二的一个学期，我基本没怎么和人说话，每天都很绝望，会拼命想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别人都说灾难是财富，要从灾难里学到东西。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不学。身边的人都在嘲笑你的绝望，我随时都能哭出来，常常想他，非常想他。 我每年都会给爸爸买生日礼物，买过烟、粉红色体恤、迷你麻将、书、刮胡刀，买了几年想着反正也送不出去，就不买了。 也会给他写信，写流水账，告诉他我今年都干了些什么。有一次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人死了之后到底都去哪了，我想换一个工作一个学科来研究一下，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老了再研究吧，要不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给我一点启示？可是我爸走了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梦到过他。  圆圆家后院 以前我以为我爸能挣很多钱，让我做白富美，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我现在会老想起他问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说只要是我选的，都可以。 真正感觉失去他，是在这之后漫长的很多年里，就像一把沙子一点一点被风吹走。 经历生死，更应该跟生活握手言和 熹微，29-39 岁，老师 地震前，我正打算和男朋友分手，觉得我们不够合适。但因为当时男朋友的家在地震中损失严重，碍于旁人的评价和眼光，在人家家里发生变故的时候提分手不厚道…… 后来他研究生毕业去深圳，他父亲生病，他去俄罗斯工作，我们还是结婚了，但我越来越抑郁，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 我最终决定离婚了。历经生死，更应该跟生活握手言和。不被外人左右，不被评价左右。 很多人都说因为经历了生死，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拥有的一切。但我后来发现，恰好是因为生死很宝贵，所以不能丢失自己本来的立场，要一直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才对。  熹微手抄的京剧唱词 伏欢的妈妈再没有换过电话号码，母亲害怕，万一女儿哪一天回来，找不到自己怎么办 王韦，14-24 岁，社工从业者 这断裂的十年里，我常梦见伏欢，她是和我一起成长的伙伴，我用家乡话叫她女姐。 我们曾经躺在田埂上，看着太阳慢慢掉下山头。伏欢突然问：「你觉得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们就此约定，如果有一天，我们谁先不在了，活着的人一定要去看望她。 我说，「好啊，至少还要六十年吧。」 十年前的五月特别闷热，突如其来的灾难，埋葬了无数的生命、房屋和村庄。我茫然地站在逃难的人流中。受伤的老师带着学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年迈的老人带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天气又阴又冷，下着小雨。 伏欢在北川中学。伏欢的妈妈走过来，看到从小和她女儿一起长大的我，突然情绪失控，抱着我嚎啕痛哭，「女姐莫得了，女姐莫得了！」 奥运会来临前，伏欢最想的就是能够走出四川去看看。这十年来，我一次次地远行，我走过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我以为只要走得够远，天就够高，我就能走到我想要的远方。  王韦在川港交流营会上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回来，好像生命里失落了很宝贵的东西，拉扯着我前行的路，我要将它寻回。 每当回到故乡，我总会一个人在田埂上停留，望着眼前山河改道、面目全非的土地，拼命地去想起。可任凭我怎么想，生活好像被割裂一样，前14年的生命突然感到空荡荡的不安。 今年五月，我又回到了北川。伏欢的妈妈再没有换过电话号码，多年前，她对我说，「这辈子的电话都不会再变了，万一她哪一天找回来，她找不到我咋办啊！」 我遵照诺言，去北川中学的旧址看望伏欢。整个学校已经被推倒掩埋，后来又重建成为地震博物馆。找不到一丝原来的影子。 我会永远想念她，想念那个，奔跑在田埂上的姑娘。 你睡的太沉，我走了，就真没有人叫你了 豌豆，创业中
和我同宿舍住的一个大姐姐，地震了，别人都跑下了楼，只有她摇着我的胳膊叫我赶快起床。事后问她为什么没有先跑出去，她说，你睡的太沉，我走了，就真没有人叫你了。 我冲到楼下电话亭，赶快给我家里的妈妈播去了电话，那二十秒的彩铃是我听过最漫长的声音。 如今学姐她已嫁作人妻，她很善良。她姓梁。她配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 我做了脸部修复手术，以后也不能穿高跟鞋了 小戴，19-29 岁，全职主妇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压在一个很黑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因为完全黑暗，我也没有时间概念了。中间有下雨，我喝了一些雨滴。三天之后，我终于被救出来了，我听见鸡鸣，那应该是个早上。 被救出来的时候，我身体的左边和脸都因为挤压变形了。医生先给我抽掉腿里积压的液体，情况不好的话要截肢。 脸部的坏死组织清理掉以后，左脸的颧骨都已经露出来了，医生说要做脸部修复手术。因为不能从身上别的地方取皮肤，医生在我的头上安了一个扩张器，把头上的皮肤撑开，等它长出来，再截下来移植到脸上。 我大概是地震之后第一个做脸部修复手术的。幸运的是，我的腿恢复得很好，不用截肢，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以后都不能穿高跟鞋了。 我去地震遗址之后看过一次，我熟悉的地方全都找不到了，曾经我最熟悉的县城车站也没有了，我也看不见当时我被埋了三天的地方了。 如今我女儿都快三岁了，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当年更艰难的情况了。 我一直觉得，是身边遇难的人帮我推开了那些巨石 曾勇谋，33-43 岁，茶叶商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最终逃生的那条塌方的马路上，上百人中，生还的只有三人。 我开的一辆小型货车被石头砸中，跌进了几米的深沟里。从泥石流中幸存，从被驾驶室里爬出来，算得上是奇迹了，我一直觉得，是身边遇难的人帮我推开了那些巨石。 我是茶叶商人，2009 年去对口支援北川的山东省推销茶叶，在展会上，人们几十斤几十斤的买我的茶叶，根本不是买来喝的，有些老人，扔下钱茶叶也不那就走了。 后来去北京、青岛的推销茶叶的时候，我不再说我来自哪里。真的很温暖，但我年轻力壮，我可以靠自己。 现在整个北川有超过 1000 个农户靠着我的店生活。 今年春天，有一批茶叶需要急送，身边的伙计不在，我又踏上了那条路——十年里我一直避着那条山路，现在是时候了，我带了一条烟，几瓶水，捡了两块平整的石头做底，把烟点燃放，让在石头上，我对那些人说，十年了，我来看你们了。  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强天林，14-24 岁，军人 余震袭来，整座山都倒向我的时候，有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抱了起来，为我挡住了落石。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家伙，我就要走了，你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隐隐迷上了他身上迷彩色的军装。 我以前成绩并不好，但是笨鸟先飞，我拼命读书，从年纪的 200 名考到前 30 名，从普通班到英才班，最后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在军校时，左手韧带被割断，脚踝骨折，膝盖严重积液，每次到绝境的时候，我都会记起和他的约定——我一定会成为你。
人生中有很多巧合，我的这个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结束了五年的军校生涯，来到了部队任职，我所在的部队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国际救援队，曾 20 多次执行国内外地震救援行动，包括当年的汶川地震。  强天林在地震救援训练中 第一次参与地震救援训练时，在废墟中搜索生命的迹象，将一个个生命从断壁残垣中救出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清晰浮现出当年地震的场景，战友问我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会不会心有余悸，我的回答很简单：十年前，我确实很害怕，因为我渴望被救；但是十年后，从一名被救者到一名施救者，我不会害怕，因为我们会是幸存者的希望。 我的眼泪一辈子流不完，但只能这样继续活下去 桂花，52-62 岁，无业
我现在当然也还会胡思乱想，想过去，也想未来。每天傍晚，我女儿回来之前，我就打开电视，假装自己没有在胡思乱想。 在地震里，我失去了我的大女儿、外孙女、三个妹妹和一个侄女。我找到五岁外孙女的遗体，在北川人民公园外面的铁索桥头挖了一个坑把她埋葬了，后来她又被泥石流冲走了。我在地震里救了 8 个人，老人说多做善事能积德，我想我的亲人也许能活过来。那段时间我经常边喝酒边哭，喝酒才能让我睡着，然后才能醒过来。 地震之后，我在社区做临时主任，分配震后安置住房的工作。有一天警察来找到我，后来他们说我虚报冒领了三套住房，我被抓到监狱关了两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也去世了。 出来之后，我有时候也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妹妹虽然说相信我，但还是觉得我给死去的父亲丢脸了。这些年我到处打些零工，我活得很累很累，没有地方可以说，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我的眼泪一辈子流不完，但也只能这样继续活下去。  每到周年，我都会接到自杀者的求助电话 冯翔，22-32 岁，心理咨询师 我是震后去的灾区，当时的惨况，那么严重的伤亡，那么普遍的心理创伤，就连过去义务援助的很多心理咨询师，自己也都需要心理治疗。 我见过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守着独子遗物睡觉的父亲，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持续性的糟糕。这 10 年里，尤其是震后那几年，每到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常常会接到自杀者的求助电话。 现在想来，心理救援应该是长期的过程。而我们对灾区的心理援助，来得快去得也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张侃为汶川地震公开呼吁过，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该持续 20 年。 有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重复的不得当的心理援助，有可能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我曾经遇到一个当事人就很反感地说，问卷调查太多了，他收到的心理咨询师名片可以堆起来打扑克了。我甚至有听到消息说，有的灾区安置点已经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横幅。 我不是全职的公益人员，自己做的也不是完美，在道德上指责他人是苛责了。毕竟，心理学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本土尤其是基层的专业力量很匮乏。但是时隔 10 年，这一点仍然值得提醒。 原来，跑步的时候，所有的伤痛和泪水都会随着汗水被蒸发掉 Alina，16-26 岁，公司法务 地震过后，有心理咨询师来给我们做疏导，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不说。 其实我一直有负罪感，我总觉得，如果 5 月 11 日那天下午，留住奶奶在我读书的地方，她就不会死；如果不转学，陪着我的闺蜜，她是不是也能活下来。 后悔到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吃了吐，吐了吃，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只有 72 斤，像个骷髅。我总是想死掉好了。这样，就能就不后悔了。 4 年后，我读大学的时候，被心理医生诊断为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医生让我用药物干预，药物开始见效之后，我又开始跑步，跑马拉松，在两年里跑了十几个马拉松。  原来跑步的时候，所有的伤痛和泪水都会被蒸发掉。后来，每次我感觉不好了，PTSD 要复发的时候，我都会去跑步，跑到没有力气，也就不会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可是我学着慢慢接受它。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因为它的存在而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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