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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 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 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 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 圆仁法师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 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 学问僧 请益僧 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 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 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  ○ 最澄像，珍藏于京都一乘寺 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 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 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 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 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 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即今天的韩国）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 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 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  ○ 圆仁入唐求法过海陵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 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 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 张保皋非同一般。 张保皋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 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 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 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 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 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 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 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  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 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贫僧就是玄奘。   唐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  李昌 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 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 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 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 对外开放 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 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 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贞观四年(630) 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 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 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 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 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 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 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 《妖猫传》中空海影视形象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 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 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 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 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 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本文选自《易中天中华史之隋唐定局》 《易中天中华史》——中国高端历史读物第一品牌，中华史品类全网销量第一，已有6254712位知识型读者拥有。 ★ 科学态度 ★ 全球视野 ★ 逻辑严谨 ★ 包罗万象 ★ 手绘插图 ★ 现场直播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我们现已突破200万用户！为了您有更好的阅读体验，为了使我们更好的成长，邀请您参与问卷调查 。希望能得到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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