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功過是非，永遠是一個說不盡争不完的話題。兩千年前，他創建了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不知什麽原因，竟觸怒了今天的一些學者，又再次被指責爲“暴君”，并扣以新制的大帽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始作俑者。當然，這樣的觀點有人贊成，但也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爲：中央集權制應當肯定。因爲它适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所以爲曆代天朝所繼承，而且行之有效。至于“暴君”問題，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今将淺見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績，是“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有人認爲此話是老生常談。雖是老生常談，但不能就認爲是人雲亦雲，其實是各有見解的。如一位曆史循環論者看此話，就會“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觀點評價秦始皇，其功業必然不甚了了。但請一位曆史發展觀者看此話，其議論可能大大不同。他會說：秦始皇消滅了一個舊時代，開啓了一個新時代。不僅如此，還會說：秦始皇又“廢封建，置郡縣”；繼續開疆拓土，爲後代的帝王樹立了“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詩·小雅·北山》)的好榜樣。
所謂“舊時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所以言其“舊”，是因爲三代時的所有國家的制度都很落後，而且疆域從未統一。就其制度而言，當時的大小國家都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來，依托于血緣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周三個王朝原爲三個大國，文化比較發展。中等國謂之方國或諸侯，小者以族屬爲名，星羅棋布。其生存狀态，一直處于融合與兼并的過程中。史稱：夏時諸侯，号稱萬國，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僅百餘國。春秋與戰國是社會轉型時期，戰争之多，惡性循環。至有“春秋無義戰”之說。戰國時期之七雄，都号稱“萬乘之國”，每逢大會戰，雙方出兵都以十萬計。“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其慘烈之狀，難以言表。以緻更加劇了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壯者散至四方，老弱轉死溝壑。事實說明，這個舊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
梁襄王的魏國雖相當落後，但還是個大國。他爲長期戰亂而憂心，曾向孟子請教。他問：“天下惡乎定？”答：“定于一。”又問：“孰能一之？”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兩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樣實現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戰”，孟子“反戰”，兩人的主張，南轅北轍；而且都不切合實際。但當時的秦國卻爲“舊時代”找到了一條比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過“商鞅變法”，破舊立新，以農養戰，富國強兵，逐步吞并六國，走“海内一統”之路。秦經過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之經營，至秦王政時，誅其君，吊其民，隻用了十年時間(前230-前221)，就“消滅六國，統一中國”。結束了紛紛擾擾長達數百年的舊時代，開啓了天下大一統的新時代。
關于舊時代的疆域，文獻記載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黃河中遊的南北兩側，商滅夏朝，疆域擴至黃河中下遊兩側，但均無明确疆界。西周滅商之後，号稱“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據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骀、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周王室在這個範圍之内仍未統一，王室隻占據邦畿以内陆區，其他皆爲大小封國，都處于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态，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争霸；戰國時期，七雄并争，都談不到統一。隻是到秦始皇時，才“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疆域形勢。然而，秦始皇的可貴之處還不全在于此；而又在于他已滅六國之後，并不停止前進的步伐，而是命滅楚的軍事統帥王翦繼續向東南進軍。東越投降，将其疆土劃入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閩越投降，就地設閩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進軍嶺南，在南越北區設南海(治今廣東廣州)、桂林(治今廣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進軍，開五尺道，自今四川宜賓南通雲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将軍蒙恬率士卒30萬北逐匈奴，收複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34縣。又北渡河，據陰山，連接舊時秦、趙、燕長城爲一，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鴨綠江，延袤萬裏，以北防匈奴，這就是著名的萬裏長城。此時，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今越南中部)，北據河爲塞，并陰山至遼東”。(《秦始皇本紀》)比西周時之疆域至少要超過五倍，爲今天祖國之疆域奠定了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