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江山殊爲不易，守住江山，并将它帶向繁榮與昌盛則更爲艱辛。古代思想家在這個方面有過成功的經驗總結，古代政治家也有過成功的政治實踐。從這個角度去審視曆史，是史學工作者的職責之一。——作者
西漢王朝在經曆了高祖、惠帝、 呂後之後，進入了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在這個時期，西漢社會出現了一個和平穩定的階段，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恢複與發展，因而被後世稱爲“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後出現的第一個盛世。 東漢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時代的曆史後，在 《漢書》中深情地寫到：“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而距離這個時代并不遙遠，甚至親身經曆了這個時代的 司馬遷父子也同樣感歎文景二帝：“德至盛也”。的确，“文景之治”不僅使自 戰國以來戰亂連綿的社會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使那個時代的黎民百姓獲得暫時安甯，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邁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形态後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在經曆了秦速亡的曆史過程後，已經善于反省并總結曆史教訓，适時調整統治策略，以維護整個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
“清靜無爲”：曆史關頭的正确選擇
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需要統治者制定一條符合當時曆史實際的治國方略。“文景之治”局面的産生，與漢初幾十年堅持貫徹“清靜無爲”的政治路線緊密相聯。建立西漢王朝的 劉邦及其功臣集團，大多爲 秦代的低層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劉邦本人，不僅對“文能治國”的道理毫無所知，而且身上還帶有許多下層社會的流氓氣息。繼續用武力治理打下來的江山，是他建國之初的指導思想。《史記·陸賈列傳》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聽了陸賈的言論，劉邦深有感觸，命他總結秦及其他“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寫成了著名的《新語》一書。對秦速亡的曆史進行總結在漢初固然不隻是陸賈一人，劉邦也不會僅僅因爲陸賈的一番話就完全改變他的整個思想。但是，這段記載表明，漢初君臣也都在思考如何不重蹈秦王朝的覆轍。劉邦本人雖然文化素質不高，卻不失爲一代英才。善于适時調整策略本是他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放棄“馬上”治天下的思想，正是他作爲一個地主階級領袖人物順應時代潮流的英明之處。把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分開也表明封建統治階級對曆史經驗的總結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他們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反映。 當然，在劉邦統治的數年裏，漢王朝爲鞏固政權而東征西讨，無暇顧及更多，“清靜無爲”的思想僅僅是一個萌芽而已。繼之而起的惠帝、呂後時代，“清靜無爲”才成爲治國的總體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這一理論推到極緻。後世将這幾十年持續相沿的政治思想及其産生的結果歸結爲“黃老”哲學的影響。所謂“黃老”是指先秦時代道家所推崇的“ 黃帝”與“老莊”，以《道德經》和《莊子》爲代表。 “黃帝之學”與“老莊”學說總體上都是強調“虛”、“因”、“靜”，即要求統治者在政治上“清靜無爲”，“無爲而治”。當然二者也有不同之處，“黃帝之學”在強調無爲的同時，也十分強調“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學說中的“無爲而無不爲”思想加以延伸的結果。所以“黃老”政治的實行并不是消極的“無爲”，而是一種統治策略的選擇。在漢初的思想界和統治集團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終獲得了皇權的認同，并使這個思想付諸實際政治過程，這無疑是有益于社會發展的。
對政治統治方式的幹預在漢初并不僅僅是道家一個學派，提出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陸賈，其思想基本上屬于儒家範疇，他同樣也主張“無爲”而治，說明儒家也在“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積極改變原始儒學中迂腐的部分，并與現實政治相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清靜無爲”政治路線的選擇，不能完全歸結爲道家思想的影響，而是漢初統治者根據當時社會現實所做出的曆史抉擇，代表了社會大衆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戰國以來的社會動蕩不安是這種要求産生的直接社會基礎，但普遍的社會要求并不能自動演化爲現實統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統一後的社會也是希望一個和平安甯的環境，但統治者沒有順應民意。暴政導緻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王朝迅速滅亡。秦暴政的曆史慣性在漢初依然存在，整個官僚隊伍的素質與秦代沒有大的差異， 漢高祖對各級官吏“背公立私”提出過嚴厲批評。 漢文帝策問 晁錯的題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著名政治家 賈誼指出：“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所以漢初統治者選擇順應社會的治國方針，是整個統治集團政策的重大調整，決不是消極的無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