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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寿衣太丑了。 到时候给我穿一件旗袍， 化个妆。 文/婉兮 图/网络 本文选自《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原题目：《我家姑娘是最有福气的》 1 2012年4月，妈妈开始固定在每晚7点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都是家常琐碎的话语。 可我一接起电话，就忍不住要流泪。 在此之前我们通话不多，像中国的大部分乡村母女一样，我们深爱对方却羞于表达。 我能感知到的所有母爱，都深埋在一粥一饭和衣裳鞋袜的细碎柔情里。 可是2012年春天，所有一切都改变了。 从确诊肾病综合征开始，妈妈开始每天都要联系到我，似乎只有听到我的声音，才可以确定我还活着。那时我还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她恨不得马上买了火车票过来陪我，可我总是说：“没事，我撑得住，再说同学们都会照顾我。”她还不知道得这个病意味着什么，但母亲的本能让她开始慌乱。 两个月后，顺利毕业。我从长沙返回，一路舟车劳顿，到家第三天，竟然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浮肿，吃不下也睡不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爸爸不在家，她背着我搭上一辆小面的，颠簸着到了镇上的医院。 抽血化验，结果是肌酐飙升至597，她捏着化验单发呆。医生说：“赶紧去县里，有生命危险了，只有人民医院可以救。”我蜷缩在角落里发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但没想到来得会这么快。 我看见妈妈擦了擦眼睛，转过身扶起我，她说：“没事，一定可以治好的！” 这句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听见她重复了无数遍。她找了好几位大仙给我算命，人家都说我是有福之人，她坚信不疑。 到了人民医院，我哭着要求放弃治疗。我害怕，怕插管时刀子划破血管的疼痛，怕下半辈子只能靠着透析机苟且偷生，更怕尿毒症三个字背后的绝望与挣扎。 可是她执意在家属知情书上签了字，她说：“你要活着！妈妈只要能看看你，再苦再难就都可以撑下去！” 脖子上的大血管被划开，一根管子被深深插进皮肉。一头连接静脉，一头连接动脉。透析时，血液从这一头流进机器，过滤沉淀之后，又从那一头流回身体。从那天起，我就必须依靠这台冷冰冰的机器来活命。 插完临时透析管，我痛得无法动弹，妈妈搀着我去卫生间擦洗身体。她蹲在地上，拿着花洒，小心翼翼地绕开我的脖子，耐心而细致。 “妈妈……”我摸着她的头发，低声说：“对不起，别人家的女儿已经工作赚钱了，可我还需要你来照顾。” 她的手停顿了一会儿，忽然低下头不动，我看见豆大的眼泪一颗颗落到了地上。 那是她唯一一次在我面前痛哭，哭完后她继续给我洗澡，然后把我安顿在病床上，依旧告诉我：“一定可以治好的！” 2 尿毒症患者只有两条路，透析或者换肾。 她独自去了医生办公室询问，回来时坐在床头一件件盘算：“你爸爸是一家人的依靠，他不能捐。弟弟还没有成家，也不能捐。但是没关系，妈妈可以捐给你！”她含着笑注视我，伸手理了理我额头边的乱发，“等凑够钱，我们就去配型，早点做手术。” 可是钱从哪儿来，十几万的手术费对一对年近半百的农民夫妇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更何况那时，我的医药费一点都不能报销，全部自费。 我的户口刚刚从大学所在地迁回，没来得及买医保，无法享受家乡的报销政策，所有治疗费用都只能自己承担。 一次透析费用是550，每周两次，加上吃的药和检查，每个月的费用是6000左右。不到两个月，家里的存款便空空如也。 有人给妈妈出主意：“你女儿是大学生，刚刚毕业就得这个病，可以上电视啊！”她匆匆跑回来病房告诉我这条活路，我冷冷看她一眼：“你要是敢去，我就马上死在你面前！” 我的专业是新闻学，在报社和电视台都待过。看过太多冷暖人生，我无法在大众面前显示命运的悲惨，以此来获得可怜的生存筹码。可是再怎么隐瞒，大部分同学还是通过口口相传知道了我的病情，他们的爱心捐赠一点点汇聚过来，透析费用暂时有了着落。 可是明天该怎么办？我毫无方向，只是机械辗转于家和医院之间。这个精彩的世界，看起来却到处都灰蒙蒙的。我能想到的只是混吃等死，活一天算一天。 3 第一年，每次去透析都有妈妈陪着。 从我家到人民医院，有半小时车程。我们一大早就出门坐上开往县城的小巴，到了城里吃午饭，她给我买10块钱的快餐，自己吃5元的，只有两个素菜。 在我透析的那四个小时里，她拿着我的所有病历和各种证明材料跑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民政局、妇联、红十字会…… 目标只有一个，凑够肾移植手术的费用。我不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脸色，才把我们的求助信息一层层递了上去。 反正最后，县里的领导们都知道我了，甚至想起了多年前我曾在县文联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然后，各种救助政策都降临到了我身上。虽然这在十几万的手术费用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有了保障，爸妈决定马上带我去配型。 那天，我和妈妈是坐火车去昆明的。12月，最冷的时候，妈妈用大衣紧紧裹着我，我的手十分冰凉，内心却翻腾得厉害。 之前妈妈已经查过血型，和我一样，都是O型。我知道血型相同的母女配型成功率可以高达90%，但我很恐慌。坐在火车上听着单调的铁轨撞击声，忽然难过得想哭。我害怕配型成功，怕妈妈真的要割一颗肾给我，那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虽然，她是我的母亲。 我们在云大医院对面的小旅馆住下，40块一晚，夜里透风。所有的毛衣外套都盖在了身上，她搂着我沉默不语，只有窗外呼呼的风声一阵阵刮在心上。 在昆明待了四天，查了各种项目，医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妈妈并不适合作为供体，因为她的肾功能已经不算太好，捐出一个肾脏对她来说将是致命的损伤。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她却黯然神伤，带着我回小旅馆收拾东西，但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可以治好。 4 我的配型资料被寄到全国各地的同学手里，他们帮我在各大医院排队，等待那个几乎不太可能出现的希望。 爸爸忙着跑车赚钱，妈妈则找了一个在大棚里干活的工作，每天清晨5点就出门，晚上7点回家。草草扒几口饭，再顶着月光去给自家的田地拔草、施肥、浇水。 父母开始夜以继日地挣钱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都以惊人的速度飞快瘦下去。 我不能多喝水，因为心衰常常睡不着，希望在日复一日的伤痛里磨光。我越来越黑，瘦得皮包骨头。贫血、高尿酸、心脏肿大，并发症接二连三地出现。大部分时候，我都病恹恹坐在阳台上发呆晒太阳，一天天的日子不过混吃等死。失去活着的信念，身体似乎也在逐渐失去支撑。 到了2014年春天，竟得了严重的肺感染。送到医院时，高烧40度，胸腔深度积液，整夜咳嗽无法入睡，昏昏沉沉。 入院、输液、透析、插管排水……大把大把的现金交进去，可是前前后后十多天，依旧不见半点好转的迹象。 我以为活不了了，精神好点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交待后事。 我说：“妈妈，寿衣太丑了。到时候给我穿一件旗袍，化个妆。” 她默默听着，不赞同也不反对，看向窗外的眼睛里却噙着一包泪。 “妈妈，我有两张银行卡，密码是爸爸、你还有我生日的日子组合。”她摇着头，摸过来拉我的手，“一定会好的，所有人都说你有福气。” 隔壁病房的家属都劝她放弃，这个无底洞填不满，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人财两空。她也痛苦万分，躲在病房外给爸爸打电话时，总是哭个不停。 可是一旦来到我面前，就会擦干泪，执着地相信我会好起来。 看到她憔悴的脸，我开始特别特别怕死，不是留恋这个花花世界，是怕我的离去会让她也失去活着的动力。 可能是她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吧，也可能是我的求生欲发挥了作用。半个多月后，高烧渐渐退了，再经历一轮上吐下泻，我开始胃口变好。 病情却反反复复，从4月到7月，住院100多天，终于再次捡回一条命。 5 出院后，她开始严格监督我的饮食，定时给我量体温测血压。我不再惧怕病痛，和父母一样接受了现实，试着和命运握手言和。 那年是我的本命年，24岁，最好的年纪。经过与死神的一场殊死搏斗，却在两个月后意外迎来好消息——肾源找到了！ 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赶到武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完成了这个对我意义非凡的手术。 安顿好我们，爸爸即返回云南照料年迈的奶奶。我还在ICU里接受观察，妈妈就睡在外面的走廊上，和我一门之隔却无法相见。 她是个从没到过大城市的农村妇女，不会说普通话。即使弟弟从苏州赶来陪在身边，我还是无法想象她怎样和医生护士交流，怎样去食堂买粥买鸡蛋，怎样一个人坐着地铁去农贸市场给我买一只纯正的土鸡炖汤…… 答案应该只有八个字：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出院后她又陪着我在武汉待了三个月。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也没有事做。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做完仅有的几件家务，她就坐在床边看我，像刚刚开始透析时那样，深情而饱含希望。 6 然而她的操劳还没有结束，肺感染与肾移植手术欠下的巨额债务迫使年近半百的妈妈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她去了昆明的一家大酒店洗盘子，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挣1500元工资。 我来到她身边，好像就是为了讨帐。 据说我刚刚生下来的那一个月，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哭，她和爸爸整夜整夜抱着我不能合眼。后来，，他们又含辛茹苦，把我一路供到了大学。大学毕业，以为可以放下重担，想不到等到的却是生死较量…… 又过了一年，我上了班，遇到了上天给我预备好的另一半。 第一次见面时，她想到的只是叮嘱那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她有很多忌口，油盐都不能多吃。她生过大病脾气不好，你多让着她。她身子弱，大概不能要孩子……” 她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脸上却一直都是笑着的。有邻居来串门，好奇地打量我的未婚夫。她和她们闲聊，笑得很大声：“当时好几位大仙都说，我家姑娘是最有福气的！” 其实我所有的福气，都是她和爸爸给的。 -作者- 婉兮，十点读书签约作者。90后，不偏激不毒舌，有温度有力量。 微博 @婉兮的文字铺，个人公众号：婉兮清扬（ID：zmwx322）。新书《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正在热销中。 婉兮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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