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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猫头鹰战队”作品，更多作品请看：猫头鹰战队 “在我决定生孩子之前，如果说有什么先决条件，那就是我要先想清楚：我是谁、我如何能在成为另一个人的妈妈之后，仍然是我‘自己’。” 电话这头，我快速地做了一个笔记。 2016年1月，“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开始实行，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又一个巨变：相关新闻宣传伴随着各式各样的争议讨论层出不穷，一时之间，无论网上网下，“生二胎”似乎都成了热门话题。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家，我围绕低生育率的新课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因着许多陌生人的信任与慷慨，我得以一次次短暂走入不同人生的一角：他们与我分享自己工作起居的节奏、围绕结婚生孩子的决定与准备、为人父母后生活的变化……而正是在其中这样一扇向我打开的门后，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近年来，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持续的低生育率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降至替代水平以下，并维持至今。无论是对于人口学研究还是对于人口政策制定，“低生育率”都是一个日益被关注重视的议题。 最新的人口学理论，在理解低生育率时强调性别的视角，特别注重低生育率与性别平等的关联。在这套基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学者认为，解释低生育率、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现生育意愿时面对的阻碍，必须体察个体在公域与私域中面对的性别不平等情境。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走入职场，这都意味着公域中性别平等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这时候，如果一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仍然强化着私域中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比如女性仍然需要超量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这些公域与私域间性别平等程度的矛盾、家庭与工作的难以调和，便会成为人们实现生育意愿的一重阻碍。 总和生育率只是一个数字，在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生活与选择。在理解低生育率时，一个关注人、关注性别平等的视角至关重要：围绕我国生育率降至“正常水平”以下的讨论声音并不少见，诚然，长期在替代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及伴生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压力（比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立足于宏观层面，低生育率固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外，同样需要看到的是：生育本身，也是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实践的自治与决定。是否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孩子之后生活中有了什么改变甚至困难……这一切，都与女性作为“人”的康乐和发展息息相关。然而，在人口政策和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时候单方面强调的只在于宏观人口结构变化和发展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人”的女性，而仅仅只是作为“工具”的女性身体。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里，生育作为女性身体具有的功能，往往被视为女性因此而应当承担的责任。针对日本近年来极其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现象，日本时任厚生劳动大臣柳澤伯夫曾经说，这是因为日本的“生育机器”需要“努力工作”——此话一出，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批评。而相应的，当一个社会面对女性，最看重的是她的“生育功能”和“生育职责”时，那么在母亲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看似出现矛盾时，对“好母亲”的规训中强调的，便是母亲的奉献、付出、牺牲，是母亲得能无条件为孩子让位，是母亲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仿佛只有如此，才是“合格”的母亲；只有如此，才算足够的母爱。 于是，面对一个怀孕三月时全身烧伤、“为保护胎儿拒用止痛药麻醉药”的女人，新闻报道中热烈赞美的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我无意于评价另一位女性的选择，然而这类报道话语中明确的倾向与导向，再一次强化的是：为了孩子，母亲作为“人”的舒适、安全、尊严皆可排在末尾、随时放弃——当这种排序被鼓励与赞美，在硬币的另一面，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诉求，常常被视为是一种自私和错误。 孕妇为了保胎儿拒用麻醉药 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责任、将母职与女性捆绑、认为母亲为了孩子天经地义、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这样的思路，同样体现在产假政策的设置上。“全面两孩”正式实施之后，各地制定鼓励生育政策，常见以一种“福利”的形式、在“照顾女性”的旗号下，考虑进一步延长女性产假。单方面、只针对女性的产假，往往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更弱势的位置。伴随“全面两孩”的许多网络讨论围绕的正是女性未来可能、甚至已经在遭受的进一步就业歧视：招聘中或公开或隐蔽地偏好男性，因为“男人不用休产假”“女人生了孩子心思就不在工作上”；询问女性的结婚生育计划，甚至要求做出入职后几年内不生孩子的承诺——将 “生育”视为女性必须实践的责任、将“育儿”默认为只是女人的事，于是看似是给了女人产假“特权”以期鼓励生育，然而实则不过是逼迫让女人必须做出要“工作”还是要“生育”难以两全的选择。 而在谈人口问题时看不到作为“人”的女性，只能看到具有工具性的女性身体，另一重体现，便是在女性“消失”后，公共讨论的关注点。 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出生性别比在105—107范围内。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别比分别高达143.2、156.4、141.8、132.8——与畸形的出生性别比相伴的，是同样失衡的婴孩死亡率性别比：在正常状态下，0岁婴儿和1—4岁孩童的死亡率性别比分别为120—130和100—120，在我国，这个数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别比数字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杀害遗弃女婴、对女婴出生的瞒报。其中，性别选择性流产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婴孩死亡率性别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则是男婴与女婴在获得营养和医疗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获得更好的营养、更及时的医疗救治——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与性别不平等。 农村男孩结婚有多难 而在面对性别比畸形的人口问题、面对这些“消失的女性”时，官方话语的立足点往往仅在于所谓的“光棍危机”、在于数千万“剩男”娶妻难、在于 “光棍”的大量存在，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可是，性别比失衡作为一个人口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不是因为男性有对于性、婚姻、生育的需求，不是因为在平衡状态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会不出乱子，而是因为女性同样是人——她的生命与康乐同样应该被捍卫。就算没有“光棍危机”“剩男风险”，性别比畸形本身，以及这畸形中折射的性别不平等与对女性的戕害本身，本来就值得高度重视与反思。 而如果在面对各种人口问题时，人口政策看不到作为“人”的女性，立足点仅仅在于片面的“鼓励生育”“ 减轻人口压力”、甚至因此在于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职责”，那么在这样的时刻，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者有责任去做敲警钟的人：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政策能否有效、会对于性别平等造成如何的后果、会给女性生存带来怎样的压力、会如何影响女性自我实现的诉求？ “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5月，围绕母亲节促销推广无处不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吝用华丽辞藻歌颂母亲与母爱，然而与此同时，父权社会对女性需要承担的角色有诸多规训和双重标准，流行话语中对“理想母亲”应有的素质充满不切实际的建构：一面将生育视为女性的价值与功能所在，一面将母亲与母爱绑缚上“伟大”“完美”的高台——“伟大母亲”看似是一种崇高化，然而在这种崇高化里，有意和无形间漠视的，是女性自己的需要。女性大量的家庭内部付出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因此被弱化忽略，并在职场中还常常单方面承担生育带来的机会损失。颂扬“理想母亲”，而“理想母亲”背后，是彼此矛盾而无法企及的标准与难以两全的选项。 无论是否结婚、在什么时候结婚；无论是否生育、什么时候生育——每一种人生选择都能被尊重和平等对待、每一种人生路径都有政策保护并提供一视同仁的支持，在她是伴侣、是母亲之前，她首先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从家庭到学校、从产房到职场，女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一具行走的器官总和——她有生而为人的尊严、对康乐、安全、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可抹煞的权利。比起讴歌“伟大母爱”“无私奉献”的“母亲节快乐”，保证每一个女人作为“人”的独立、平等、自由，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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