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琚书七言绝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下是万老师文章） 南宋著名书法家吴琚，字居父，号云壑，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十二世纪后半（1150年以后）。吴琚家世显赫，其父吴益是宋高宗吴皇后之胞弟，其母乃秦桧之长孙女。从某种程度而言，吴琚其实是显贵外戚之后。但他却能“惜名畏义，不以戚畹自骄”。平生以翰墨、词文自娱。吴琚先后出任临安府通判，荆州、襄阳、鄂州知州，曾以镇安节度使留守建康（今南京），后迁少保。卒谥“忠惠”。《宋史》有小传，附于其父吴益之后。 如果吴琚仅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南宋官吏，或是显贵外戚之后，也并不会引起后人多大的兴趣。因为像此类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举不胜举。但吴琚的名字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则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且是南宋书法史上学米芾第一人，形神兼备，几可乱真。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云：“吴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又云：“学米书者，惟吴琚绝肖。”今人傅申先生在《书史与书迹（一）》（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9月）中亦说：“南宋书家专以米书名世者，自以吴琚为第一。”但也有后人贬斥吴琚，其虽然深得米书三昧，却少有自家面貌。这其实涉及到南宋书法史和与宋高宗的书法审美趣尚等诸多问题，颇为繁冗，故在此不予展开详述。但有一点我也注意到，在从米芾到赵孟頫的宋元“二王”书系中，吴琚似乎起到了一种“过渡”或“血脉”延续的意义。因为吴琚的一步一趋的学米精神，给后人某种遐想的空间：“如要达到或神似米芾的那种书法境界，应该是有可能的。” 今传世的吴琚书法墨迹约有九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四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日本高岛氏家族藏有一件。可参阅徐邦达著《古书画过眼要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一书。但在这传世的九件书法墨迹中，有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书法立轴作品非常的重要。 该书法立轴今名《吴琚书七言绝句》。绢本。纵98.6厘米，横55.3厘米。大字行书四行，诗云：“桥畔垂杨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暖花香山鸟啼。”此诗为北宋蔡襄所作《访陈处士》。书幅上无署款。左下有一朱文方印“云壑书印”。另有梁清标（1620-1691）三枚朱文鉴藏印：梁清标记、蕉林、蕉林书屋。还有清乾隆、嘉庆、宣统内府鉴藏印约十枚。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七《御书房》。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中评论此书轴说：“此轴笔法瘦硬，似老米晚年书。宋人书轴真迹，生平仅见此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资深研究员何传馨先生也认为此书轴：“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一件挂轴形式的书迹。”（见《故宫书画菁华特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10月） 如果要定此书轴为吴琚的真迹，尚有三个问题需求证：（一）此书轴从南宋至清乾隆年间，为何除《石渠宝笈》外，没有其他的第二家著录？（二）为什么此书轴上除清初梁清标外，没有宋、元、明其他人的鉴藏印？（三）“云壑书印”是“孤印”。也就是说无法证明此印为吴琚“真印”。因此有理由怀疑“云壑书印”的真伪。 《石渠宝笈》初编三十七卷《御书房》的著录文字如下：“宋吴琚书七言绝句一轴（上等天一）。素绢本行书，款有'云壑书印’一印。左方下有梁清标、蕉林二印。又一印缺其半，存'存琅’二字。上边幅有'蕉林书屋’一印。轴高三尺七分，广一尺七寸二分。” 《石渠宝笈》为何将此书轴定为吴琚“真迹”？或许是因为“云壑书印”？或是受到了梁清标鉴藏印的影响？梁清标还藏有吴琚其他的书迹，如《杂诗帖》真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帖上有鉴藏印：“蕉林珍藏、蕉林书屋、观其大略、苍岩子梁清标玉立氏印章。”另有《六绝句诗帖》（又名《烟波亭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但在《吴琚书七言绝句》上并无梁清标题跋。而在传世的吴琚墨迹中，也未见有“云壑书印”。有关梁清标的鉴赏水平和收藏目录，可参阅刘金库著《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一书，此不赘述。 查检元明书画著录，亦未见有《吴琚书七言绝句》的文字记载。但在陈继儒《妮古录》（此书实非陈氏所著）卷四中有云：“吴琚晋陵人，书学米南宫，可以夺真。今北固'天下第一山’题榜，是其迹也。所著《云壑集》。玄宰云：'在京师见宋人挂幅，绝类南宫，但有'云壑’印，遂定为琚，欲为跋尾题数行，使琚不泯没也。”晋陵，乃今江苏常州一带的古称，与河南开封相差数千里之远。但上述所记董其昌（玄宰）之言，似值得注意。董氏曾在京师见到过吴琚的书法挂幅（立轴），并欲在书轴上写有题跋。 陈氏《妮古录》所记董其昌之言，颇值得“推敲”。因为在南宋朝的许多书法家中，为什么仅有吴琚一件立轴书法传世？通常而言，古人可信的传世书法立轴出现于元代。又比如金笺（洒金、泥金）扇面书画出现于明中期，素纸（白纸）扇面书画出现于晚明，书法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等一样的道理。但也有学者认为，《吴琚书七言绝句》“可能是一组书屏之一”。（见《故宫书画菁华特辑》）但也仅是“猜测”而已。以我粗浅的目鉴而言：《吴琚书七言绝句》似有明人书风。“云壑书印”尤不可信。宋人印泥多为“水印”（又称“蜜印”），此类印泥时间一长在绢缣上极易褪色模糊而难以辨识。“云壑书印”至今已近九百余年，却仍清晰如新，丝毫毕现。 另有一点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晚明年间，书画伪赝异常猖獗。仿伪制伪，高手如林，无所不能。著名的有白麟、詹僖、文葆光等人。如果将《吴琚书七言绝句》中的某些字迹，与吴琚传世真迹去作比对，则又将是“公真婆假”而永无标准答案。但在暂时无法弄清著录、鉴藏印、“云壑书印”真伪等情况之下，《吴琚书七言绝句》是否是南宋人“真迹”？或是否是中国书法史上传世最早的一件立轴作品？我想“存疑”，不妨将之暂定为“传”吴琚之作。 ---------------------------------------------------------------------------------- 以上万老师提到三个问题需求证：我试着回答一下 （一）此书轴从南宋至清乾隆年间，为何除《石渠宝笈》外，没有其他的第二家著录？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时期开始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著录了包括清廷内府所藏的历代书画藏品，负编撰的人员均是当时的书画大家和权威鉴赏家，这个时候能编入《石渠宝笈》的还有众多各地进贡朝廷的书画，虽不敢说全部为真迹，但是绝大多数为真迹，如果仅仅从吴琚这幅大竖幅的书法形式来产生疑问，似乎有失偏颇，大家都知道，从五代到南宋均有大幅的竖幅画作传世，例如五代巨然、赵幹、宋代的郭熙、李唐、范宽、崔白、苏汉臣、赵佶、刘松年等均有大竖幅的画作传世，这个时期为什么不回出现大竖幅的书法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两点来做推断，1、书法作品在古代人来看就像吃饭一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为每个人只要写字，就用毛笔，所以书法作品远远不像绘画作品会受到重视，除非是名家作品会有重视，这幅书法要不是吴琚的，恐怕也不会在乾隆年间流入清宫得到妥善保管，要是一般人的恐怕早就保存不到现在了。2、从书法作品的材质来看，书法作品不会像绘画作品那样用上好的绢和纸，这一点和现在的书画家习惯一样，画画会选用上好的宣纸，在宋代画画会用上好的细绢或者好纸来画，画好后就会装裱之后妥善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远远多于书法作品，这一点一直到清代也是如此，绘画作品流传下来的数量比书法的多，南宋时期的绢有粗绢和细绢，差的绢和纸如果没有及时装裱保存，绢氧化变脆变硬，虫蛀发霉，折损难免，纸本作品也一样，如不装裱也是相同的命运，这是和历代对于书法和绘画的重视程度有关，所以这样大竖幅的书法作品在南宋出现实属正常，只是传世下来的较少而已，言归正传，万老师说为什么只有《石渠宝笈》著录了这幅书法作品也可以从上面说的两点有结论了，一是这幅书法作品没有得到元明两朝的收藏家重视，或者说这幅书法一直在一个收藏家手里流传给子孙，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期间很少露面，所以没有其他的文献资料有著录，实属正常。 （二）为什么此书轴上除清初梁清标外，没有宋、元、明其他人的鉴藏印？ 回答这一点和上面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可以一致，因为这幅书法没有频繁露面，或者没有频繁的流转，所以见不到宋元明代人的鉴藏印，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幅书法最早是在一个屏风上，到清代才从屏风上接下来装裱成竖轴，这也印证了书法作品不受到重视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样一幅名人作品，被当做屏风的装饰品，也就可以知道其不像绘画作品那样受重视了。 （三）“云壑书印”是“孤印”。也就是说无法证明此印为吴琚“真印”。因此有理由怀疑“云壑书印”的真伪。 万老师说孤印就无法证明是吴琚“真印”但是“云壑书印”虽是孤印，但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这方印是专门为书法作品所刻，也可以说造假者无从模仿，如果是后世造假，为什么不写上吴琚署名？这不是更有欺骗性吗？从现在的书法和绘画造假可以推断，造假者最费心思模仿的就是签名，一定会把吴琚的签名练上千百遍以求乱真，为什么这幅书法没有签名，我们可以反向推断，正因为没有签名更说明这幅书法是吴琚的真迹！ 万老师是我比较尊敬的一位学者，我只是从这几点表达不同看法，何况这幅书法作品有清初梁清标，石渠宝笈，徐邦达这些鉴赏的名家和著录评述和认可，他们会从这幅书法的绢制特征，书法笔触特征，印记特征，综合分析是不是到南宋，而不是从目前只有这一个南宋大竖幅书法作品传世这么简单的去武断否定，目前考古研究仍有许许多多的课题需要反复论证研究去追求真相，如果都可以找到一个参照物去判断真假，也就不需要考古和鉴赏了，希望做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评论鉴赏一件古物时多论证，多思考，不要拿现在代人的思维去简单的衡量古代人，避免在简单否定中造成对中华珍贵文物的破坏和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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