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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当代音乐与大众(2)

 置身于宁静 2018-05-15

  这种以往的范式——语汇的和形式的——从所谓的严肃音乐中撤退出来,到某些大众流行样式中去避难,成为音乐消费的对象。在那里,创作仍然是按照特定的样式和人们所接受的形态来进行的。保守主义并不总在人们期待的地方出现:无可否认,某些保守的音乐形式和语言构成了所有商业化音乐的基础,而狂热接受这种音乐的一代人最不想要的也就是保守主义了。这是我们时代的悖论,抗议者的歌唱通过的是受到贿赂的语言,商业的成功使得抗议显得空洞无物。

  福柯: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音乐和绘画还有另一个不同的演化方向。从塞尚以来,绘画倾向于把自己创造的行为本身公之于众:这种行为是可见的、惹人注目的、在作品中确定无疑地表露出来,无论是通过使用要素性的标记,或者是通过对自身运动的追踪。正相反,当代音乐提供给听众的只是它结构的外表。

  这样,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产生了既困难又迫切的问题。每一次倾听都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事件,听者关注它,而且必须接受它。没有任何暗示让听者作某种期待和确认。他听着它发生。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倾听模式,同重复听古典音乐带来的那种熟悉感是非常矛盾的。

  今日音乐的文化隔绝状态并不简单是教育和传播的缺乏引起的。光是抱怨音乐学院或唱片公司是很容易的。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当代音乐发展到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处境,要归咎于其作品。在此意义上,它是有意要这样做的。这种音乐不想让人们熟悉。它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的优势。我们能重复它,但是它不重复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物体来返回它。它永远突兀在边界线上。

  布列兹 : 既然它渴望永不停歇的开拓和发现——新的情感领域,试验新的材料——当代音乐注定了是一个堪察加半岛(还记得波德莱尔和圣佩甫吗?),供罕见的探险者满足他们无畏的好奇心吗?要知道,最谨严的听众是在往日的音乐商店中获得他们专有的音乐文化的,而且是特定的往日。而最开放的听众——是不是因为他们最无知呢?——则对其他的表现方式有持续的兴趣,特别是造型艺术。“陌生者”最能接受?一个危险的结合将表明现在的音乐将从“真正的”音乐文化中死去,为的是在更广大和更含混的领域中得到一席之地,在那里业余爱好占主导地位,审美变成消遣。别把这称作“音乐”——只要你别把它称为音乐,随你怎么去玩都行;那属于不同的欣赏领域,同我们所说的对真正的音乐、大师的音乐的欣赏毫不相干。当我们这样争辩的时候,即使带着天真的骄傲,也是在接近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判断和口味是门类划分和预先设定的范式的囚徒。他们要我们相信,这里区分的是高贵的情感表达与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危险的手艺之间的差别:思想对工具。这是一个倾听的问题,它无法被调节了去适应不同的创造音乐的方法。我当然不会去宣扬一种普适的音乐,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超级市场的美学,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不敢打出自己的旗号,把自己装扮成具有良好的用心,来掩饰自己可怜的折衷和妥协。我很清楚——幸亏我有很多的经验,而且都是非常直接的——超越了某种复杂性之后,感知就迷失了方向,陷入绝望的混乱,变得厌烦并进入停滞状态。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保持批评性的反应,但是我的执着不是自动地从“当代性”本身产生出来的。某种对听觉的调制已经在发生了,这其实是很糟糕的,因为它超越了历史的限度。我们听巴洛克音乐,不是与瓦格纳和斯特劳斯音乐一个听法。但是为了让音乐文化能够相互认同和吸收,需要去适应标准,适应成规,而创新也要视所处的历史情境而与之相适应。文化在冒险中铸造、维持和播撒自身,带着两副面孔:有时是残暴、斗争和骚乱;有时是沉思、非暴力和沉默。这种文化的冒险不管呈现怎样的形式——最吵闹的并不总是最惊人的,但是最吵闹的肯定无可救药地是最肤浅的——忽略它是不行的,取消它则更为徒劳。我们甚至能声称,也许会有更令人难受的时代,创新和成规的合流更加困难,有些创新完全超越了人们所能容忍和“理性地”接受的程度;也许会有另外的时代,到时候又回复到更直接达成的秩序中去。所有这些现象的关系——个体与集体——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将它们严格地对应和分组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忍不住要说:先生们,打赌吧,相信“时间的态度”,请玩游戏,尽情地玩吧!否则,那该是多么地令人厌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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