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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这种起始于汉武帝年间的传统纪年方式，其实对于后人理解历史发展过程非常有帮助。讲起一个年号，人们立刻能够想起来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些特征，比如一说洪武，肯定第一反应朱元璋驱除鞑虏开创大明，讲起万历，那么就是大相张居正、就是明神宗十几年不上朝的昏昏欲睡，讲起康熙、乾隆就是帝国盛世，讲起宣统就是帝制终结、末代皇帝，讲起明治就是维新，讲起昭和就是战争就是军国主义。同样，在唐代，贞观就代表着治世、开元就意味着全盛，那么唐宪宗唯一的一个年号“元和”，历来就是“中兴”的代名词。 说起唐宪宗李纯这个人，尽管他是由宦官集团一手拥立也一直信赖重用宦官，尽管他甚至有着弑父夺位的嫌疑，也尽管他极为好色后宫成群子女无数，还沾染痴迷佛道嗜食金丹的个人癖好，如果撇开这些，仅仅是从一个帝国命运主宰者所特别需要的一些品质来看，27岁登基的宪宗积极进取、理智务实，其才能、勇气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绝不在他的前辈太宗、玄宗之下。在遭安史之乱重创、各地强藩林立，中央朝廷屈辱隐忍五六十年之后，年轻的李纯带领着他的政治团队，开始了收复江山重振大唐声威的伟业。 元和的中兴，不但体现在藩镇望风而降归顺中央的现实形势方面，宪宗所释放出来的政治理念：中央权威必须加强、没有任何其它势力应该挑战中央，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们之前谈到过安史之乱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历史将何去何从在这里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元和年间，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思想界，全体社会都达成了一种基本共识，即中央权威（也就是皇权）必须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权威，这个社会只需要一个权威。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韩愈写了《原道》、《论佛骨表》，柳宗元写了《论封建》，和以前很不一样的一些新的思想形态开始横空出世，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再不会回到以前，而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只会在“中央集权”这条道路上执着走下去。 尽管随着宪宗暴毙中兴结束，但是已经统一了的思想意识让后人不需要迷惘，“中央”=“权威”、“权威”=“正统”，已经化进了大家的意识深处，宋太祖以藩镇武人身份坐上九五之位，立刻着手制度上的“中央集权”，明清君主无论来自草根还是异族，都更是把“中央集权”演绎到极致。 后半期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央集权”的历史，当然这种偏执带来过一统王朝的辉煌，也造成了社会转型的巨大阻力，是非成败转头空，先不论成败，历史至少是在这里开始。 唐宪宗当然不会考虑那么多他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大问题，对于他来说，他要对李家列祖列宗对大唐负责，“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至少这份深沉的责任感都已经甩了历史上一大群庸君几条大街，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宪宗本人有这个才华。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从历史事实去考察一个历史人物以及他的历史时代，宪宗有着堪比历代雄主的魄力和才能，但同时也有着致命的个人性格缺陷和不能摆脱时代局限的无奈，这给他的事业和大唐的命运造成了无比的遗憾，既不应该对历史人物责备求全，也不能无视在帝国低潮时期作为历史中人的全心努力，况且他还是那么接近成功。 皇权和相权，是传统时代政治格局中一组特别关键也特别难以处理的权力关系，处理得好君臣相得像唐太宗和房玄龄魏征，处理得不好像德宗与杨炎卢杞，要么互相猜忌要么上瞒下骗、奸臣当道，我们知道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觉得自己没有心情来处理这种复杂问题就干脆粗暴地取消了宰相制度，自己又当天子又当宰相。 宪宗元和时期，前后二十余人入相，其中就有李吉甫、李绛、武元衡、裴度、元稹，还有韩愈、白居易、李绅这样的翰林学士，虽然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历史上最好的行政专家，但是无疑这一个团体的综合素质不但在唐代，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中也是极为出色鹤立鸡群，能同时把这么多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这就是一个皇帝的眼光相当了不得之处。 而且与房玄龄那样的资深政客或者刘晏那样的敛财专家不同，元和这批宰相群体的文化素质之高，可能只有宋代的文臣集团可以比肩。白居易元稹就不用说了，因为坚决主张出兵藩镇而被刺客暗杀于长安街头的武元衡，更是唐代历史上颜值最高、最能写诗的国务院总理，其和著名文艺女中年薛涛之间的爱情缠绵更是让后世无尽追忆，这些我们以后慢慢讲述。 “文治武功”，大家或许只在意了唐代的“武功”方面，但是三百年大唐留给后代的更大影响却还是在“文治”，元和的宰相团队就是这么一个从“武功”向“文治”转折时期的特殊群体，对后世同样影响深远，特别是宋代文臣兴起深受这股风气的影响。 唐宪宗登基的时候27岁，但是显然很有管理者的天赋，一上台就很快进入了统治者的角色，头一件事就是选拔人才，“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尤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曾经对裴垍（jì）等人说，太宗玄宗那样英明，还需要大臣们的辅佐成事，何况我这种跟先圣比起来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人呢，天子如此谦恭尊重大臣，大臣们当然不会对不起天子，各个竭尽忠诚。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一天宪宗和宰相们谈论起如何治国，宪宗说历史上有的皇帝很辛苦事必躬亲，有的皇帝采取端拱无为放手臣下，两种方式互有得失，你们认为呢？ 杜黄裳回答说，“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责任重大，当然不能偷懒不能荒废嬉戏，但是“上下有分，纪纲有叙”，领导有领导的职权范围，臣下有臣下的工作空间，“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好的领导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并且把他们选拔出来，然后放手让他们去从事各项工作，“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秦始皇每天加班加点阅读成吨的文件，魏明帝亲自兼任尚书的琐碎工作，隋文帝办公没时间吃饭叫卫士给他送外卖，这些人“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大领导把握重大政策方向就可以了，又要主导经济又要负责文艺，还要抓计划生育搞体育事业，什么具体工作都要插一手，这肯定累人累己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上深然其言”，这次谈话对宪宗影响很大。 就在宪宗登基当月，剑南节度使韦皋死了，韦皋的副将刘辟来信提出自己将接班做新的一任剑南节度使，希望中央同意，气焰实在嚣张，但是怎么办呢，一这是前朝的老规矩潜规则了，二是天子刚刚即位宫里事情还多着呢，真腾不出手来管教这些地方藩将，只能认了。 结果三个月之后，这位刘辟得寸进尺，又提出西南战略地位重要，要求将旁边的两个节度使地盘划归剑南，组建新的战区，由自己统一掌管，否则的话嘛......消息一传来，朝廷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还是想延续代宗德宗时期的姑息政策，算了答应了这个家伙的请求吧，毕竟巴蜀“险固难取”。 但是宰相杜黄裳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绝对不应该退让，而且这个刘辟的实力并不算强，如果对他都做这种让步的话，以后就更没有威信可言。同时，杜黄裳建议推荐高崇文取代宦官担任神策军统帅，倾全力拿下剑南。年轻宪宗站在了杜黄裳这边，出兵剑南，八个月就生擒活捉了刘辟押至长安斩首，剑南一仗大大鼓舞了宪宗的信心。 各地藩镇已经很快发现新的天子和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大家开始各自盘算。镇守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节度使李锜也是个雄霸一方多年的老军头，由于镇海所在的浙西地区是重要的财赋之地，所以李锜不但有军事实力，财力方面也在各个藩镇中一枝独秀，仗着兵强马壮李锜在自己地盘上长期胡作非为为霸一方，德宗时期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有一次一位润州布衣平民跑到长安上访，在朝廷上控诉李锜的罪行，但德宗不但选择忍气吞声还把这位可怜的上访布衣送回了润州，李锜早早挖好一个大坑，等中央的专车一到就当着使者的面，把这位告御状的布衣直接给活埋了。 元和二年（807年）夏天李锜预感到朝廷要对自己动手，就假惺惺先发了一个奏疏，说自己老了请求退休，让手下王澹接班，想试探一下皇帝的意思。没想到宪宗的诏书很快就到，同意李锜同志的辞职请求，立刻回京养老，并且派出宦官前往润州“护送”李锜进京。 李锜弄巧成拙，搞得自己下不来台，只好耍起了赖皮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走，还自导自演了一出兵变闹剧，让手下将士杀了原定接班的王澹，又用刀架到中央宦官使者的脖子上，然后李锜才跑出来假装劝阻兵士，让宦官回去报告皇帝，我李锜德高望重深受将士们爱戴，兄弟们都不让我走，我要是走了这里的兄弟不答应。 但是，显然这一次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大兵很快压境，李锜被迫造反。此时摄于天威，李锜已经众叛亲离，不久就被手下斩杀，传首京城。大唐的经济重地浙西地区仍旧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 西川和镇海，宪宗很快就解决了这两个试图挑战中央权威的藩镇，这不但释放出了政策转变的强硬信号，而且与建中年间德宗直接挑战“河朔三镇”不同，宪宗要更加讲策略更加注重稳健，以实力较弱的南方藩镇开刀，只要这一刀下去能保证成功，那么刀锋必将直指河朔。中兴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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