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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慈禧又面谕醇王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谓：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慈禧此举，言不由衷，完全是对奕譞等人的一种试探，故奕譞、世铎等再三恳辞，光绪帝亦长跪请求收回成命。奕譞还与军机大臣联名上书，请慈禧体念时艰，从缓归政，甚至称：“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官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经过一番忸怩作态之后，慈禧终于颁布懿旨，谓“何敢固恃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之众论，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次年冬，奕譞以忧劳成疾，慈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赴醇王府邸看视五次，其优礼之隆，远过寻常。 但是，随着光绪帝一天长大成人，慈禧愈来愈感到权力受到威胁。奕譞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修好了颐和园，然而，那里的秀丽景色却无法吸引慈禧。对慈禧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手中的权力更值得留恋，因此，她要不择手段地保持自己的权势。为了在归政之后，仍然能够了解政治动向以及皇帝的日常活动，她不顾光绪帝的意愿，强行将自己胞弟桂祥的女儿确定为光绪帝的皇后即隆裕，而将皇帝喜欢的长叙的两个女儿封为瑾嫔、珍嫔。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紫禁城里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充满了喜庆气氛。慈禧亲自主持了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但是，这场盛大的婚事却没给清官带来多少喜悦，倒是增添了许多烦恼。为了表示对慈禧包办婚事的抗争，光绪帝藉口有病，撤销了宴请那拉氏家族的盛会，次日将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然而光绪帝颁布的谕旨却未提后父、后族，故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因撤宴，外间不免讹言”。母子不和导致了夫妻反目，困扰晚清官廷的帝后党争，在此时已种下了根苗。 光绪十六年醇王奕譞病重，慈禧此时对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故极少看视。据金梁《四朝佚闻》记载：“王晚年忧畏尤甚，虑触太后，不敢面帝，至使问皆不容直达”。直到奕譞病势危殆，已至弥留时，慈禧才“携帝临视，父子相对无言，太后再问又何遗嘱，王强语帝以孝感，几不成声。尔后帝思再往，终不获许”。由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慈禧与光绪之间矛盾已是相当的尖锐了。 “万寿无疆”，三军败绩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是慈禧的六旬庆典，喜好虚荣与铺张的慈禧决意仿照乾隆年间成例，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将两旁街道铺面加以修葺，并加盖经坛、戏台，分段点设景物。慈禧还要在颐和园举行庆祝活动，规模比乾隆朝还要盛大。为了举行这次庆典，慈禧早在光绪十八年即开始筹备，要军机大臣、大学士和各部尚书“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仪”，并要自己的心腹太监李连英参加庆典的筹备。从光绪二十年正月起，慈槽就接二连三地颁布谕旨，要各地督抚进贡物品，报效银两，并且下令每省派三名官员进京祝嘏。 正当慈禧大肆铺张准备庆典之际，日奉侵略者利用“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并对驻朝鲜清军进行突然袭击，击沉高升号运兵船，然后挥师北上，占领平壤，战火很快烧到中国边境。战事初起，慈禧以为日本蕞尔小国，不足畏惧，故同意光绪帝的主战意见，于是清廷于七月初一对日本宣战。但是，随着前线败讯不断传来，慈禧又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与光绪帝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尤其担心这场战事会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因此希望直隶总督李鸿章与列强使者周旋，通过以夷制夷的办法结束战争。在慈禧主和思想影响下，军机处发生分裂，孙毓汶、徐用仪亦力主早日结束战事，与支持光绪帝主战的翁同龢、李鸿藻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派别。 光绪帝为了向慈禧施加压力，利用召对的机会讽示内外臣工，多上主战条陈，并且还让翁同龢、丈廷式等帝党官僚出面，请求恢复恭亲王奕的职务，希图借助奕的势力，影响牵制慈禧。 恭王被慈禧打入冷官长达十年之久。当初曾经发出“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慨叹，但是，在甲午年被帝党官员吁恳复职以后，已是老气横秋，没有丝毫锐气，惟慈禧之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的表现使光绪帝及其同僚感到十分失望。与此同时，在帝党官僚文廷式、李盛铎等人带头鼓动之下，南书房、上书房以及其他翰林、台谏官员每日轮流呈递封奏，主战呼声，盛极一时。这些上书的文人学士愤怒地抨击主和派，指责他们“挨次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他们也强烈要求停止点景，将铺张庆典之款移作军费。他们甚至将批评的矛头公然对准慈禧，直言不讳地指出“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这些尖锐的批评，深深地激怒了慈禧，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作出采纳众论的姿态，她在懿旨中说： “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兹者庆辰将届，予以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礼，宜即行停办”。 慈禧在舆论压力下，虽然撤去颐和园受贺，但宫中庆典仍照常举行。自九月二十五日以后，慈禧下令王公大臣及各省派京祝嘏人员将六旬万寿贡品络绎不绝地抬进皇宫。十月初十，慈禧在紫禁城升殿受贺，大宴群臣之际，传来了旅大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以至后来在京师城门口出现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现了对慈禧的强烈不满。 庆典草草收场后，慈禧迁怒于光绪。当初她曾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光绪帝及其臣僚的表现使慈禧极为生气，于是她寻找藉口于十月二十八日晚将光绪帝喜爱的珍妃“褫衣廷杖”，肆行羞辱，并于次日于仪銮殿召见枢臣谓：“珍瑾二妃，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两天后又召枢臣，谓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正体有伤，可即日正法"。后在军机大臣翁同龢的劝解下，将太监高万枝关进内务府审刑司，数日后当众杖毙于阶下。为了使珍瑾二妃驯服，慈禧还别出心裁，要内务府将其懿旨写成禁牌两面，分别悬挂于二妃之卧室。该懿旨谓： “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 接着慈禧又将在热河练兵的二妃胞兄志锐召回，发配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还准备裁撤满汉书房，进一步孤立光绪帝，后经奕请求，汉书房暂得保留。 随着刘公岛的陷落，北洋海军的覆灭，慈禧已不顾光绪帝的一再反对，要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李鸿章去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慈禧下令开复李鸿章革职留任的处分．着他迅速来京请训。奕劻谓：“上意指光绪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问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则谓：“即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当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后，帝党官僚同声反对，要求废约再战的呼声响彻京师，光绪帝亦颇想毁约再战，并希图通过俄、德、法三国进行干预，遭到了慈禧的否决。据新近发现的杨锐写给沈曾植的一通密札记载，和约的最后签署是由慈禧决定的。该信称： “今晨军机散值，孙毓汶、徐用仪即呼章京之书法敏捷者，急缮电报与伍延芳按：清延换约大臣一切照原议换约。并闻恭邸云：‘三国来电，意见亦不同，将来恐生枝节，不如仍旧为便。’此大栈要人，通内取长信之旨，胁为此言耳。费尽愚公移山之力，不成虞渊取日之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后即拟披发山林，不思见荆棘铜驼之惨也。” 信中所说“长信”，原意指长信宫，汉代太后宫中处所，此处则指慈禧。可见，正是慈禧不顾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讨，甘愿割弃台湾，屈辱求和。 扼杀戊戌维新运动 《马关条约》签署后，全国上下感愤国耻、变法图强的呼声极为强烈。光绪帝在维新思想之影响下，也知道非实行新法不能立国，并颁布一系列图强上谕。他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尤其应当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其变法图治之心已跃然纸上。慈禧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她的威胁下，以变法维新为宗旨的京师强学会被迫解散，又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将光绪帝亲信大臣文廷式“以遇事生风，议论时政，联名执奏”为理由，革职永不叙用。她重用李鸿章，派其出使俄国，与俄国签订了出卖国家权益的《中俄密约》。据清宫记事杂档所载，慈禧还特意召见皇上与军机大臣，告知他们：凡是致俄国的国书，必须加署慈禧皇太后名号，而且要署皇帝之前。这异乎寻常的举动说明了慈禧希图借助俄国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中俄密约》非但未能保证中国数十年太平无事，反而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以保护中国为名，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湾，其他列强亦纷纷要求割地，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着神州大地。维新志士康有为伏阙上书，请求尽快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变法，否则亡国大祸就在眼前，光绪帝颇为所动，他要庆亲王奕劻转告：“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面对瓜分豆剖的危迫局面，慈禧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她仔细阅读了光绪帝转呈的康有为的奏折及其所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书，觉得康有为所讲亦不无道理，因为“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也是她自己的愿望，于是他同意了光绪帝变法的请求，并且声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到了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请明定国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并谓“今宜讲西学，明白宣示”。正是在慈禧的赞同下，光绪帝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由此揭开了序幕。 然而，慈禧虽然同意光绪帝进行变法，却依然担心大权旁落，为此，她又让自己的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领北洋三军，以防不测；又令凡补授满汉侍郎各官，均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实际上等于把军政和人事大权仍然操在自己的手中。变法开始后，大学士徐桐与江西道御史王鹏运诸人，接二连三地弹劾户部侍郎张荫桓，谓其“居心贪鄙，不恤国家”，贪污洋债回扣，擅自增加赫德等洋员薪水，且有私改合同、挟洋自重等劣迹，要求将张荫桓“立予严谴，禁锢终身，勿贻肘腋之忠。”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曾出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故与光绪帝及康有为诸人关系密切，但却为慈禧所憎恶。五月初六，慈禧以朝臣劾张，拟予严惩，并派步军领统率员包围查抄张荫桓之家，后经军机大臣廖仲山与满人立山再三恳求收回成命，而张荫桓在闻讯之后亦急求庆亲王奕劻向慈禧进奉白银十五万两，慈禧方打消严惩张氏的念头。 百日维新进行过程中，充满了革新与守旧势力的激烈争夺。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帝“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实行彻底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势必触犯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顽固大臣纷纷跪请慈禧出面干预。慈禧则胸有成竹地回答，“等等年，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到了七月，慈禧感到局势愈来愈严重，有两件事使慈禧十分气愤。其一是礼部主事王照上书，遭到社旧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骙的阻挠，公然对抗光绪帝允许士民上书的谕旨。光绪帝闻讯之后，颁布朱谕，将狃于积习、阻挠王照以破格之赏。事发后，怀塔布的妻子亲赴颐和园哭诉。慈禧在详询本末之后，安慰她暂且忍耐。其二是光绪帝排斥守旧的军机大臣刚毅等人，而根据维新派的建议主，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人拔擢为军机章京，命其竭力赞襄新政，大有将守旧大臣架空之势。 光绪帝愈是不顾守旧派的反对，放手办事，就愈是惹起慈禧的愤怒。到了七月下旬，慈禧的愤怒简直无法忍耐。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令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来京，并连续召对，破格拔擢为候补侍郎，要袁与荣禄各办各事，实际上暗示不受荣禄节制。新党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慈禧的惊疑，因为在新旧两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召见掌握重兵的统帅，其动机是不言而喻的。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又来到颐和园，向慈禧正式提出请求，欲在官内开懋勤殿，而参预懋勤殿事宜的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要这些人到皇宫入值讨论决定国家政事，是维新派从变法一开始就再三请求的，因受到守旧大臣的压制未能实行。在守旧开新矛盾已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光绪帝再次提出类似请求，使慈禧怒火中烧。她非但没有同意皇帝的请求，反而予以痛斥。慈禧的态度转变使光绪帝惶悚不安。他已经感觉到局势之严峻，当晚即传出衣带诏，渭：“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戊戌八月初，北京的局势极度紧张，城门紧闭，人心惶惶，改革与守旧两派都在暗地加紧准备，政变已成密云欲雨之势。突然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以游历来到北京，使局势更趋复杂。光绪帝与新党欢欣鼓舞，以为可以借伊藤之力说服旧党，推行新政；慈禧则如坐针毡，惶惶不安。她特别担心新党同外国势力结合起来，使局面失去控制。当时，许多臣工呈递奏章，吁请将伊藤留在京师，令其参预新政，并认为这是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关键，而且光绪亦决定八月初五于官内召见伊藤。局势的发展使慈禧感到焦虑万分。八月初三，慈禧在颐和园接到由奕劻转呈的杨崇伊的密折，该密折谓：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慈禧接受了杨崇伊的建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即日训政。她于八月初四傍晚出其不意地赶回皇宫，将光绪帝幽禁。 就在杨崇伊递折的当天晚上，军机章京谭嗣同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叩响了法华寺的大门，叫醒了睡梦中的袁世凯，要他派兵包围颐和园“铜后杀禄”。狡猾的袁世凯虽未表示反对，但当谭嗣同离去后，他出尔反尔，向直隶总督荣禄紧急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而荣禄又将袁之告密迅速转告慈禧。慈禧当机立断，携带随从，直抵皇上寝官。“尽括章疏携之去”，召光绪帝怒诘曰：“我扶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皇帝吓得一言不发，良久嘬嚅日：“我无此意”。慈禧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她囚禁了光绪帝，并颁布上谕，从八月初六再度训政。即日在便殿办事。 庚子酿祸 “求治翻为罪，称疾诏书哀。”慈禧在重新训政后。立即开始对维新派进行报复。光绪帝被囚禁于南海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许多与变法有关系的官员遭受株 连，北京城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转眼间被扼杀，所有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慈禧还要进一步加害光绪帝，必欲置之死地。八月初十，她以光绪帝名义颁布诏书，谓“朕自四月以来， 民教民一视同仁。而刚毅本人则特别希望利用义和团排外，因此行抵涿州后，非但允诺义和团继续存在，而且停止清军对义和团的镇压，并将部分清军调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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