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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李自成骑马按辔立于高岗之上，“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准备火速驰援。但是，他身边有一僧人告知，“此非吴兵，必东兵即清兵也，宜急避之”。李自成虽经南征北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可是此次却没有从战争全局考虑，自己策马先逃，动摇了军心。他率领残部退至永平，在范家店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继续西撤，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仓卒称帝，三十日凌晨率部退出北京。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清军取得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是定鼎燕都关键性的一仗，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由胜转衰，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 开国创业的不凡气度 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大西和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了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多尔衮以“除暴救民”、“复君父仇”为号召，以此争取、笼络汉族官僚地主，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实行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 早在山海关大战胜利的当天，多尔衮就对诸将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次日，他有意避开满汉民族关系问题，命汉人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又令吴三桂以他的名义出示榜文：“照得逆闯李白成戕主贼民，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磐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 用跻和平之诚。……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由于多尔衮利用汉人范文程、吴三桂宣传清的功绩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虑，把清军视为仁义之师，所以多尔衮率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奉表迎降”。 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多尔衮入居武英殿，下令禁止兵士入民家，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似以原官录用”，“罐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如恩养”。又下令军民为明崇祯皇帝服丧三天，发丧安葬，并遣官祭明诸帝，以此安抚明官吏。这些措施，表现了清入主中原、开国创业的不凡器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绅纷纷归顺清朝。 到了六月，清廷议定迁都北京，以示新王朝建立全国政权的标志。可是在清的诸王中却有人不同意迁都，实际上是反对统一，愿意继续割据辽东。英王阿济格对多尔衮说：“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严厉批驳阿济格说：“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这时顺天巡按柳寅东进言：“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先平西北，次定东南，以实现统一全国的战略总方针。 十月，顺治帝“定鼎燕京”后，多尔衮命令南北两路大军进攻农民军，北路主帅阿济格，取道内蒙，经陕北，趋西安。南路统帅多铎，渡孟津，下陕州，克灵宝，破潼关，攻占西安。阿济格、多铎两军在西安会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退出西安，逃往商洛地区。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尔衮得知胜利的捷报，认为“攻破流贼，大业已成”，命多铎把追歼李自成农民军的任务交给阿济格，回军南下，征讨弘光政权。 早在清军进入北京不到半个月，麕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这个弘光政权是以“讨贼复仇”为宗旨，企图要地主阶级“戮力劻勷，助予敌忾”，与农民军为敌。因此，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军，弘光把他视为功臣，封他为蓟国公，赐银5万两，米10万石，以示嘉奖。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一批大臣，幻想联合清军共同进攻农民军，于是六月中旬，他给弘光帝上《请遣北使疏》，提出“联清讨贼”的主张。朱由崧接受了史可法的意见，派遣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等人，北上与清议和。七月十八日出发，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以割地、岁纳白银10万两等为条件，请求清军不要南下，希望联合镇压农民军。 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开始对其竭力安抚，避免冲突，以稳定新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集中力量进攻农民军。所以，六月十五日多尔衮在给江南的诏书中说：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悖睦邻之谊”。这显然是麻痹南明弘光政权的一种策略。到了七月份，因为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领，因此对弘光政权的态度有了变化。多尔衮在七月二十七日致史可法书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羁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乎?……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此书很清楚就是要弘光降清。可是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在复书中不提归降一事，却大谈联合灭“贼”，他说：“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陇。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泉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此时，多尔衮对史可法提出的“合师进讨”和弘光使臣许以“割地纳银”都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要消灭割据的弘光政权，统一东南诸省。 因此，当多铎攻占西安后，多尔衮便命他率军进攻南京。盘据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十分腐朽，朱由崧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军政大权控制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钺等人的手中，他们打击异己，以权谋私，江南广大人民恨之入骨，许多人对清朝廷“致望改革”。另外，原先一些北方的明朝官吏投奔弘光政权，来此后大失所望，纷纷北上降清，例如王崇简、王熙父子等人。因此，清军南下比较顺利，顺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兵破扬州，史可法被擒杀。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就擒，弘光政权灭亡。随之清军连下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 自清军入关到攻占南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尔衮打着“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旗号，实行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政策，以此来冲淡和掩盖满汉民族间的差异与矛盾，统一事业取得很大成绩，黄河以北，及江南地区已归顺清朝。但是，到了五月底，多尔衮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采取了强行剃发这一落后、野蛮的措施，激起一部分汉族地主的反抗。六月十五，多尔衮不顾许多汉官的反对，悍然颁布严行薙发令，宣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薤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并且还规定，“复有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真可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强迫剃发，是对汉族传统习俗的破坏，无疑是野蛮的民族压迫，使原先顺利推进统一的大好形势发生了突变。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因此，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清统治区的反剃发斗争。多尔衮颁行“瘫发令”，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对清初社会影响非常深刻，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直接促使大顺军、大西军联明抗情，从而形成了全国抗清斗争高潮，推迟了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正如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所言：“剃发令下，而故臣遗老之遂命抗拒，劳王师者十有余岁”。直到康熙亲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缓和了民族矛盾，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摄政七年的行政得失 多尔衮摄政七年间，从辽东进入中原，基本上占领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人口约四五千万。他面临的新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新占领区的汉族如何进行有效统治，及随军入关的满族官民怎样解决生计。颇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承明旧制。早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参照明制，设置了掌管国家政务的内三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机构。多尔衮入据北京后，继续沿袭明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套政权组织。多尔衮把“三院八衙门”作为清初中央机构的核心，他仿效明朝内阁，使其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于是按照内阁的模式改革内三院，提高它的权力和作用。顺治二年1645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宏文院，大学士兼领六部尚书衔。六部是中央的政府机关，各部原由诸王管理，尚书从满洲官员中任命。顺治五年1648年，增设六部汉人尚书，满汉兼用。顺治六年1649年，取消诸王掌管部务的权力，由尚书、侍郎主持其事，皆为满汉兼用。同时，沿袭明朝旧制，增设了通政使司掌受内外章疏，中书科掌缮写册文诰敕，太常寺掌坛庙祭祀，光禄寺掌典礼筵席，鸿胪寺掌朝会与国家宴会赞导礼仪，国子监掌国学政令，詹事府掌讲读牒奏，钦天监掌观测天文气象和编制历书，太医院掌医药事，太仆寺掌牧马事务，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五城察院掌稽察京都地方，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銮仪卫掌皇帝车驾仪仗等。地方机构除了各省督、抚，司、道、府、厅、州、县之外，尚有学政、盐务、漕运、河道、关税等衙门。这一套国家机器迅速开动运转起来，对加强新政权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确实是明智之举。 ——重用汉人。多尔衮认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心于求贤”，入关后百废待举，“治理需人”，多尔衮深知非汉人不能治理汉人，于是重用汉人为清服务。 首先，他对明朝降官，皆以礼相待，一律加官进爵，有的委以重任。对这些汉官过去的敌对行为“不必苛求”，只要他们拥护清王朝，实心任事，就给予信任。在决定军国重大事情中，更倚重汉官出谋献策，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些部门只有满官，但是很快增设汉官，使之满汉兼用。尽管满官掌握大权，可是汉官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有统治经验，因此所起的作用往往超过满官。而地方上的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的官吏，都是由汉人担任，其中大部分是降清的汉官。 其次，他为了笼络和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决定恢复科举制度。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在福临的登极诏书中宣布：“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京府并省直各府州县学廪生贡额年分不等，今正贡准改恩贡，次贡准改正贡，每处贡二名，止行一年，后不为例。有才华出众、孝悌著闻者，不拘廪增附学，俱许提学官特荐试用。前朝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仍听该部核用”。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该地“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建议清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大学士范文程也说：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八月，下令开科取士，仍依明朝旧制，分天下乡试为15榜，所定中额为1428人。三年三月，在京会试天下举人。四月，举行殿试。乙酉科，仅顺天乡试“进场秀才三千“：使多尔衮惊叹：“可谓多人!”又如己丑会试，“中式四百人，阁臣七人典试，前代未有”。可见，多尔衮开科取士，“而士之怀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见于当世者，靡不由是以进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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