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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像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或隐退）为代价的。 回溯中国新诗史，纵然许多诗人都曾从事过翻译或是作为诗人翻译家而存在，但穆旦的这种情况与他们并不相同：卞之琳最初是从译诗开始，然后“写新诗寄感”、译诗与写诗相得益彰，戴望舒成名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而穆旦呢，在其早年全力投入创作，他是在三十多岁正当盛年的阶段转向翻译的，而且不是作为与创作相伴随的翻译，是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涯。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首先，他在美国的那三年多时间大都在结婚成家、求学打工和办理各种手续中度过，尤其是国内“翻天覆地”的巨变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向往，这使他并没有真正沉下来并触到他的言辞之根。因此留美期间，他只写有两首诗（而且是批判美国“资产阶极”和“白人”的诗），他“痛苦于不能写诗”。1这种痛苦、焦虑和创作危机感，我想是他那时简单地把归国作为唯一归宿的重要原因。当然，他的这种选择，和他自早年起在民族危亡氛围中所接受的爱国教育，和三、四十年代以来他本人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左倾”思想倾向也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只不过归国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天真。归国后所经受的一切，也使他明白了：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过去送葬。他过去的那个自我包括他那种诗的写作已完全与一个新时代不合拍了。这就是他的《葬歌》（1957）一诗。的确，这已完全不是他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的时代了。只不过他的送葬和自我否定并没有何其芳他们当年到延安前那么彻底，2他的《葬歌》的结尾是“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他只能听由那巨大的历史力量的左右了。 我想，这就是“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的主要原因。他转向一个职业翻译家（好在这样的转向对他来说并不难），就是他为过去的那个诗人“送葬”的一种方式。 至于为什么穆旦在那时会主要选择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来译，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他的这种选择，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是他“为获得出版权利，为赢得主流诗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所做的努力”。3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出自他本人的爱好和认同。虽然穆旦被视为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人，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并非是那样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实际上，置身于五十年代国内的那种环境中，普希金的诗很可能会比艾略特的诗使他感到更为亲切。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力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的东西。 就这样，诗人自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后《九叶集》出版（1981），主要作为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等人的译者出现并为广大读者所知。除了朋友圈子，无人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穆旦作为中国四十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已被彻底遗忘——在这一点上，他的命运甚至还不如李金发，后者在那时的文学史上还有所提及，虽然是“供批判”提及。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王佐良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这就是命运的造就。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的确，这种“翻译作为幸存”的意味，对穆旦来说愈到后来愈显然，也愈深刻。“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这是《葬歌》中的诗句。纵然他也希望融入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的洪流却容不了他这样的“孤岛”。历史的洪流只需要它的牺牲品，而曾加入过“国军”组织的抗日远征军的穆旦正是“很合适”的一个。1958年12月，诗人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那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痛苦和沉默的三年。 1962年“解除管制”、降级留用于图书馆后，穆旦又回到了翻译上来。在繁重的图书整理工作之余，他选定翻译拜伦的2万多行的长诗《唐璜》。他要抱着这个巨石沉入他命运的深处。文革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巨大冲击，被批斗、抄家、下放劳改，1972年劳改结束回校后，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回到对《唐璜》译稿的整理、修改上来。他还有什么可以寄托的？在给早年诗友的信中他“满嘴苦涩”地这样说“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再来看他对普希金的翻译，那岂止是一般的语言转换！那是一个人的全部痛苦、爱和精神世界的寄托！“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这是他所译《致大海》的首句，没有那种身处逆境而激发的对自由的渴望，没有对人类存在和悲剧性命运的深切体验，他怎么可能以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 而该诗译文中那种前途渺茫、壮志难酬的荒凉感，其实也可看作是他自己命运的写照。当诗人远眺大海，“在你的荒凉中”，出现了拿破仑的流放地，“紧随着他，另一个天才/像风暴之声驰过我们面前”，那就是诗人拜伦，他的离去，“使自由在悲泣中”！读到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普希金的还是穆旦的哽咽声？在那一刻，两个诗人化为了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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