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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伯良:西汉眉山(3):后期事纪

 嘉绒遗民 2018-05-18
西汉眉山(3):后期事纪

□ 古 伯 良

    公元前87年三月,一代大帝汉武帝去世,年仅八岁的武帝少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
    从汉昭帝至公孙述据蜀的西汉后期,跟眉山(武阳)有关的主要有几起事件。

一、犍为郡治移治僰道
    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郡廉头、姑缯民众反叛,杀了长吏。牂柯郡的谈指(在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北)、同并(在今云南弥勒县)等24个土著民族部落共三万多人也都起来反叛。汉朝便派遣水衡都尉征调蜀郡、犍为郡的一万多士卒,急速奔赴前方,进击牂柯,彻底击败了反叛者。[1]就在这一年,犍为郡治也由南广移至僰道(宜宾市)[2]。

二、遭遇特大地震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春二月丙戌,犍为郡发生地震,地震引发多处山体崩塌,以致“雍(壅)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3]
    这次地震持续时间长达21天,先后震动124次,造成一系列次生灾害。有资料说,同一时期在今彭山区和青神县熊耳峡也发生“山崩地震,江水逆流。”因此,虽然不知这次地震震中在何处,但也可以想见地震给犍为郡和武阳县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影响。

三、普及地方官学
    自文翁开办地方官学之后,西汉政府曾两次下达兴建地方官学的命令,第一次是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第二次是汉元帝时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但这两次都限于“郡国”,还远没有普及到县乡。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朝廷在王莽的倡议下,下令全国郡、县、道、邑、侯国及乡、聚等普遍建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4]地方官学的广泛普及,“兴礼乐,风天下”,“诸生、庶民,翕然响应”,不仅大大推进了平民教育,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教化。
    作为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武阳县,想必也是“学业大兴”,“风教大行”。或许正是得益于官学之教化,犍为郡“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士多仁孝,女性贞专”。当王莽篡汉和公孙述自立之时,犍为郡不仅不服王莽,也不奉公孙述,而“远奉贡职”于刘玄,因此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5]

四、武阳成为犍为郡治
    公元8年,王莽废汉孺子刘婴为安定公,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称帝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官名县名改革。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把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称导江,犍为郡则被改为西顺郡,武阳县也被改成戢成县。1962年,在彭山县双江公社(今江口镇)出土了一枚铜板,正中铸阳正文“西顺郡秦苻郎车山官”九字。这枚西顺郡所冶炼的铜板,充分证明了王莽改犍为郡为西顺郡的历史史实。
    不止如此,这时犍为郡(西顺郡)的郡治,也可能迁到了武阳县(戢成县)。任乃强认为,犍为郡“治鄨者六年(前135—前130年),治南广四十二年(前130—前86年)……公孙述攻犍为,朱遵拒战于六水门,其时郡治已(从僰道)徙于武阳。故(犍为郡)徙郡治于武阳,当在王莽时。”[6]《四川通史》也说,“西汉末年,犍为郡治武阳。”[7]按照这两家之言,在王莽新朝时,武阳便成了犍为郡(西顺郡)的政治中心。
    犍为郡治移至武阳县后,郡城并没有设在当时的武阳县城(今彭山区武阳乡),而是设在了岷江西岸的今彭山县城。《元和志·彭山县》载:“犍为故城,在(彭山)县西北五里,汉犍为郡也。”[8]自此直到南齐建武二年(495)犍为郡治由武阳迁往僰道,犍为郡的郡治便一直设在这里。

五、饱受战乱之苦
    王莽新政,并未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天凤元年(公元14年)起,“(益州)三边尽反”。为了镇压益州郡蛮夷的反叛,王莽派平蛮将军冯茂调动巴郡、蜀郡、犍为郡的官吏、兵士,还从百姓那里征收了足够的赋税。但冯茂出征三年后,不仅没有平定叛乱,所率官兵还因疾病瘟疫死了十分之七,引发“巴、蜀骚动”。
    王莽便召回冯茂诛杀了他,改派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益州)牧史熊,征发天水、陇西郡的骑兵和广汉、巴、蜀、犍为郡的官吏、百姓十万人,加上转运军需的人总共二十万,进击反叛者。刚到时,还斩杀了好几千人,可到后来,由于军粮运输跟不上,兵士饥饿染疾,三年多死了几万人。廉丹和史熊害怕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又大量调用益州各郡的士兵和粮食,到处搜刮人民财物,拿走了他们的十分之四,弄得巴蜀之地民穷财尽,最终还是没能取胜。[9]
    在这次长时间的平乱战争中,包括武阳县在内的巴蜀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官吏、士兵身陷战事,伤亡累累,广大民众也因横征暴敛而生灵涂炭,灾难深重。

六、归属成家
    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赤眉军杀死,新朝灭亡。同年三月,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国号,年号更始。“及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刘玄)。”这时,担任导江(蜀郡)卒正(郡守)的公孙述,也趁乱自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第二年又自立为蜀王,定都在成都。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建立东汉。同时四月,公孙述也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成家)。这时,有一位叫朱遵的武阳人,当时担任犍为郡的功曹,他号召郡内的人都不服从公孙述,公孙述便派兵攻打他。朱遵领军与公孙述激战于六水门(今新津县邓公场,时属武阳县),终因寡不敌众,被公孙述杀害,犍为郡“遂为述所并”。[10]
    公孙述的大成国“尽有益州之地”后,今眉山之境,自然也属于成家国了。
    据史料显示,公孙述成家政权的政府建制,大抵是朝廷——郡——县,当时的益州被改为司隶,但仅有虚名,一般不过问各郡行政事务,各郡均由朝廷直辖。成家将辖境分为八郡,犍为郡就是其中之一,其辖地相当于西汉后期的犍为郡地,而郡下各县的建置,大体也与西汉时相同。也就是说,对成家王朝而言,犍为郡可谓一级政区。
    王莽还立他的两个儿子为王,分别以犍为、广汉两郡的几个县作为他们的封地。这两个家伙在封地“淫恣过度”,引起了官吏百姓的普遍不满。

参考文献
[1]《汉书》卷七·本纪第七·昭帝刘弗陵
[2][5][10]《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3]《汉书》卷二十七(下)·志第七(下)·五行志(下)
[4]《汉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平帝刘衎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
[7]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彭山县
[9]《汉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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