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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阅读的兴趣与日俱增，对书籍开始萌发一往情深的热爱。而我升入初中时，正是国家热火朝天地开展“灭资兴无”运动，在文化领域破“四旧”、铲“毒草”的年代，古今中外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都被打入冷宫，难得一见，人们只能冒着风险在私下里偷偷传阅。与此同时，为弥补阅读物的不足，一种被称作“手抄本”的原创文学作品在民间悄悄地流行起来。这些“手抄本”的题材大多是反特、侦探，也有少数言情类的，从叙述方式到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与当时的“主流”作品大相径庭，传递了别样的文化信息。抄录是私密的，阅读是私密的，在“偷食禁果”般的心态下，人们获得了一种异样的审美体验。 我也不失时机地加入了手抄本的队伍，偷偷地在笔记本上转抄过十多部篇幅长短不一的“地下小说”。有个同学借了一本名叫《22586案件》的破案小说让我抄，我感觉这书名不够响亮，便大笔一挥，将其改名为《虎胆侦探》，还自作聪明地以自己的想像，添油加醋增添了一些情节，受到伙伴们褒贬不一的评价。能够在抄录原著的过程中，随个人意愿作文字加减，有意无意间过一把“作家”瘾，恐怕也是“手抄本”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 今天看来，虽然这些“手抄本”的文字未必精美、构思未必精巧，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却是难得的一种文学熏陶，像寒夜里的点点星光，守护着人们的文学梦想，激发着人们的创作热情。此后几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些优秀的“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经原作者整理加工得以正式出版，鲜花重放，魅力再现，给人们一种老友重逢的喜悦。 那时全县只有一个小图书馆，设在工会大楼的一层，虽然算是一个公共文化场所，但借阅证却是按计划分配，只为机关干部办理，像我等学生百姓到那儿也只能是看看报架上的几份报纸，或者透过书架的玻璃看看那些藏书的书脊过过眼瘾。有个同学因家长的关系弄了张借书证，为了沾他的光能借几本书看看，同学们便以请他看电影、帮他做作业等手段来“贿赂”他，众星捧月似的和他套近乎。听说有些机关单位建有内部资料室，多多少少有一些藏书，我们就缠着大人找关系、托人情，去那些地方借书看。父亲有位朋友在县商业局办公室工作，受父亲请托，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带我去了他们的资料室，慷慨地打开书柜任我挑选。这时我才发觉，其实他们的“藏书”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多，适合我看的更是寥寥无几，挑挑捡捡，最后选中了一本《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也只是出于对这书名的好奇，便将它借了出来。正是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哥白尼、布鲁诺这些大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卓越贡献。 好在县新华书店开设有图书租阅的业务，读者交上两块钱的押金，办张卡，每次就可以租上一本书回家看，一周之内按每天两分钱租金计算，超期加租。这就大大缓解了很多人的读书之难，通过这个途径，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刘大杰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高尔基的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书籍。如今，县城里很多当年的建筑都被一幢幢新的高楼所替代，而商业局、新华书店那两座小楼却依然挺立在原址！饱经岁月沧桑的它们虽早已被派作了其他用途，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但每每从那里走过，我的心头总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暖流，眼前隐约浮现出往日的那些场景。 同学、朋友之间相互借阅书籍也是常事。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有时也少不了为一本书的得失而闹意见。曾有个同学借给我一本《黎明的河边》，我转借给一位街坊大哥后，他又不知转借给了谁，结果弄丢了，无奈之中他只好忍痛割爱，把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三国演义》赔给了我们。能得到这样一本“老书”作补偿，我们自然很是开心。殊不知，当把这本书再借给另一位同学后，过几天他也说弄丢了。我们多次登门索要，最终他才以一本写董存瑞事迹的小说《真正的战士》作赔了事。我们虽感失落但碍于同学情谊又不便多说什么，同时对英雄董存瑞也充满了崇拜之情，便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若干天后，我却偶然从兄弟班级一位同学那儿看到了那本《三国演义》。寻问之下，那个同学确切地告诉我们，是向某某借的，而这个某某恰恰就是赔我们《真正的战士》的那个人！显然，他是更喜爱那本“老书”而采取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将其据为己有了。等我们再找他理论，他却死不认账。对这位缺乏诚信、爱耍伎俩的仁兄，我们又气又恨，从此不再交往。 偶尔也干过“偷书”的勾当。上初中时，每年暑假我都要在一位亲戚家住些日子，而他家的后院就是县搬运公司的停车场。有天下午，车场停下三辆大货车，车厢被深黄色的帆布包裹得严严实实，起初我们以为装的是军事物品或危险品，不敢靠近。可无意中从司机那儿得知车里装的是从新华书店仓库里拉出来的库存图书，要送到造纸厂去化纸浆。听说是书，我和几个同龄伙伴一下子来了精神。等到晚上，月黑风高，我们很费劲地解开了那几块帆布，悄悄钻进了车厢，不问三七二十一，摸黑一通撕、扯、拽，从不同的几个纸包里掏出了几摞书。做贼心虚的我们来不急、更不敢细看拽出的都是些什么书，趁着在被发现前迅速溜回了家。到了灯光下一看，才发现我们拽出的是彩色绘画本童话故事《乌鸦兄弟》、《神笔马良》以及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还有繁体字印刷的苏联小说，都是当时市面上看不到的“禁书”。我们各自留下了一部分，把相同的几本当作礼物送了其他要好的同学。这些“战利品”给那段时光增添了许多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知识的补给。有过这段经历，在后来读《孔乙己》时，对他老人家那句为自己辨护的名言“窃书不为偷”便感触尤深，也更为自己能够在这些书籍化为纸浆之前挽救它们的生命而有一丝丝的自得。 四十年前，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文化市场大繁荣，人们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曾出现过数百人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购买《英语900句》、《数理化自学丛书》等书籍的盛况。读书、求知成为社会潮流，新书、名著供不应求，常常是甫一面市便销售一空，谁能有幸买到一本，便会有中头彩一般的欣喜，而我恰恰就有过一次这样的喜悦。 大学第一个寒假，我在回乡途中转经过一个叫繁昌的小县城，需要在这里住上一夜赶次日的长途汽车。在汽车站的小旅馆安顿下来后，我便去附近的供销社商店，想买点干粮充饥。无意中发现商店柜台的最下面竟然静静地躺着一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于这本书，我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起过，到图书馆借了几次也未能如愿，市里的书店也不见其芳踪，而据说当时在图书“黑市”上每套要卖到20多元！（那年月我们作学生的顶级助学金每月还不到20元！）没曾想能在这里见着，心里便一阵激动加紧张。看看店里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个顾客，便大胆地问营业员这书多少钱？她看了看我，弯腰从柜台里拿出那本书，瞟了瞟书底的定价说：“一套四本，四块三毛钱！”我喜出望外，想都没想，便说我买我买，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原本是要买干粮的钱，抢似地从营业员手中接过这套书，径直返回到旅店。 书到手了，当天的晚饭却没了着落，因为买过那套书后，我口袋里剩下的钱连买半碗面条也不够了。但一书在手，也忘了饥寒。一夜之间，“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文学大师诗意的叙述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不知不觉读到了次日清晨。开学后回到学校，同学们都不相信这套书是我在一个小县城里用平价买来的，又埋怨我为啥子不多买几套？到今天，快四十年过去了，这套书仍然被牛皮纸做的书皮包着，醒目地立在我的书橱里，每每翻阅，发黄的书页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个梦境一般的冬日黄昏。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买书读书都不再是难事，线上线下、国内国外，想买的书随时都能够买到。各地的大小图书馆也都面向社会开放，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坐拥书山、徜徉书海。但渐渐的人和书的关系却变得微妙起来，读书的热情似乎也淡了下来，大小书店里更是失去了往日那种熙熙攘攘的场景，我这个过去见书就想买的人，这些年来也变得不敢轻易买书了。 对这种现象，有一种解释是现在的阅读资源丰富了，阅读的形式发生变化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阅读变得随心所欲起来，而电商网购的盛行也让买书变得简单快捷，用不着再去实体书店摩肩接踵凑那份热闹了。 这些解释虽不无道理，然而在我看来，另一个原因恐怕还是一些人基于功利性、商业化的目的，把“著书立说”当作一种牟取暴利的手段，使得图书市场良莠不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伤害了读者的感情，让很多人对深不可测的图书市场敬而远之了。相信不少人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曾见到有些书，书名很诱人，装帧很精美，可谓“金玉其外”，一打眼真是让人心生欢喜，但拿在手上翻看几遍，就发觉“败絮其中”，不值得一买；也慕名买过一些书，阅读之后，却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此几番遭遇，便落下了“病根”，对买书变得慎之又慎，不会轻易的掏出银子了。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书立说自古就是一项神圣的职业，写作者需集自己的人生智慧、学识才华，去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分析社会、表达思想，记录时代风云，传承文化精髓，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篇著述都视作生命，倍加珍惜和尊重。有的人穷其一生，虽然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却是真知灼见、字字珠玑，或以思想深邃见长，或以文采焕然名世，成为不朽之经典，使文明薪火相传。然而当下，在有些人的眼里，写书已变得不再神圣和神秘，用游戏调侃、追名逐利的编攒颠覆着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的著述，粗制滥造，猎奇媚俗，结果便结出了内容格调不高、篇章结构随意这样一些文化“怪胎”。其行为，轻点儿说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往重里说则是在谋财害命、糟蹋文明！ 于是我想，在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今天，我们还应该提倡对写书、出书持更加神圣、虔诚的心态，每一位作者都应当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化的崇敬心，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让书籍真正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和须庾不可缺少的优质精神食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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