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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 日耳曼民族博物馆
编者按 在西方，博物馆的原名是“缪斯神宫”（Muses），它实际上是一个进行科研和教学的学术机构。直到17世纪，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才初具雏形。博物馆从起初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到后来逐渐面向公众开放，其功能有了新的拓展。如今，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记忆、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承担着记录过去、反映现代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职责，更是成为一般公众受教育的场所。透过一所博物馆，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风貌以及文化遗存。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选取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以及日耳曼民族博物馆，介绍其发展脉络、管理经验以及历史文化意义，以飨读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历史及文化功能 作者：江振鹏 《光明日报》（2018年05月21日 14版）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艺术博物馆，它兴起于美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镀金时代”。彼时南北战争的结束为美国工业化发展扫清障碍，伊利运河、新修筑的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交通促成了纽约作为美国国际性大都会的迅速崛起，经济的繁荣、财富的暴涨与纽约作为新兴移民城市的“文化短板”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艺术能够促进人类道德与文化观念的提升，这是一个社会迈向成熟的文化根基。19世纪既是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迈向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博物馆为途径构建文化认同的黄金时代。1866年7月4日，美国著名律师约翰·杰伊在美国独立日纪念活动上提出美国也应立即建立一个艺术博物馆的设想。四年后由纽约美国银行家、商人、艺术家发起建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倡议，同年5月24日通过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宪章》，宪章规定大都会博物馆采取向纽约市政府和私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的管理模式，旨在为美国人民提供艺术与艺术教育，推动建立伟大的“文化纽约”。1872年2月2日，大都会博物馆在第五大道第681号建筑内正式开馆，这在美国艺术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大都会博物馆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期是初创期。最早入捐博物馆馆藏的是美国铁路官员约翰·泰勒·约翰斯顿私人的藏品，包括174幅欧洲的绘画和数具古代罗马的石棺。1873年，美国前陆军军官、驻塞浦路斯领事卢吉·帕尔玛·德·塞斯诺拉被任命为博物馆首任馆长，博物馆购买了塞斯诺拉收藏的古代文物，并搬迁至第14街西侧的道格拉斯大厦进行展出。1880年伊始，为了拓宽收藏展览场所，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中央公园设馆开幕。降至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经济已经跻身世界第一，纽约集聚了一大批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金融巨擘和艺术收藏家。作为纽约艺术文化的代表，大都会博物馆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美国金融大亨J.P.摩根担任博物馆主席期间（1904年至1913年），捐赠数量迅速增加，特别是古希腊重要艺术品和古埃及古物。1924年，博物馆馆长罗伯特·德·福雷斯特建造了大都会博物馆的美国馆，从而开始注重对美国本土艺术文化品展开专题的收藏展览。1938年，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修道院博物馆，该馆原为著名富商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斥巨资修建。1946年，大都会博物馆又收购了服装艺术博物馆，并将其更名为时装学院，该馆拥有16000件藏品。这样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大都会博物馆已经进入世界一流艺术博物馆的行列。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都会博物馆进入大规模扩建期，新建了埃及的丹铎神庙（1978年），扩建了包括24个厅的美国馆（1980年），新建专藏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艺术品的迈克尔·洛克菲勒展厅（1982年），专展现代艺术的华莱士展厅，专展欧洲雕塑艺术的克拉维斯展厅。到20世纪90年代，先后投入了朝鲜艺术展厅（1998年）、古代近东艺术展等，大都会博物馆较之19世纪80年代已经扩大了20倍，俨然变成美国“博物馆中的博物馆”。 回顾大都会博物馆140多年的演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家非官方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它的发展主要来自于以下三方面的持续推动：其一是来自私人的慈善支持，董事会从建馆之初21人发展到现在为41人，私人慈善家的捐赠一直在延续，迄今为止藏品的拥有者已经增至950人之多；其二是纽约市政府的保护工作，纽约市政府拥有博物馆建筑设施的所有权，保障了博物馆正常运营必要的土地和其他硬件条件；第三，联邦法律鼓励私人捐赠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捐赠风气的形成。大都会博物馆的创立和运营正是在公私合作基础上以民间力量持续投入的结果，这种由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运营模式对美国其他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作为一家立足纽约、面向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承担着收藏珍品、保护文物、布设展览和面向公众教育等多种功能。它首先是一个世界珍贵艺术品收藏与保护的中心，藏有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远东和近东、古希腊罗马、欧洲、非洲、美洲前哥伦布时期和新几内亚等各地艺术真品330余万件。这些藏品多有赖于私人直接捐赠和博物馆下设的基金会购买。从收藏内容看，包括古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雕塑、绘画、素描、版画、照片、玻璃器皿、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家具、武器、盔甲和乐器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珍贵艺术品的收藏地。比如，美国馆收藏的本土文物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完整，古埃及的文物收藏在开罗之外属于第一，伊斯兰文化艺术品的收藏更是无出其右。因此，大都会博物馆的馆藏跨越所有文化和时期去收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体现出强烈的综合性。 其次，大都会博物馆是举办各种永久性专题展、临时性特殊展览的殿堂。截至目前，博物馆策展部共有17个永久性的专题展览，按照地域分古代近东艺术、非洲大洋洲美洲艺术、亚洲艺术、埃及艺术、欧洲绘画、欧洲雕刻和装饰艺术、美国馆、希腊罗马艺术、伊斯兰艺术，按照专题划分的展览包括武器与盔甲、现当代艺术、图片、数字收藏、乐器等。大都会博物馆还经常策划各类特展，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其中20世纪60至70年代策划的卢浮宫“蒙娜丽莎”巡展和“图坦卡蒙宝藏”特展盛况空前，创下数百万人次的参观纪录，这些在世界博物馆中首创的“超级特展”概念，开一时风气之先。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大都会博物馆也积极引入虚拟数字技术，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先进的数字博物馆。 最后，大都会博物馆已经成为纽约市乃至全美公众教育的枢纽。尽管1870年大都会的宪章确立建馆旨在“鼓励和发展艺术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为了推动艺术的通识教育，并为大众提供相应的指导”，但在实际操作中董事会更倾向于为少数精英提供艺术鉴赏服务。1889年，罗伯特·德·福雷斯特等进步主义的鉴赏家们反对将大都会博物馆视为高雅艺术收藏的狭隘定位，相反，他们将其视为纽约市民可进入的教育机构，还因此更改了周日闭馆禁止市民参观的规定。1905年，亨利·沃森·肯特担任博物馆教育部主管，开展了针对公众教育的活动。大都会博物馆尝试与纽约市区及其周边的公立学校师生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1905年就收到纽约公立学校数千份的申请，有300多名带队老师的申请获得批准。从1905年11月开始，大都会博物馆编辑出版《大都会博物馆馆刊》，方便与公众沟通，1906年开始公报每月发行1期，迄今已经连续刊行100多年。公众教育已经成为大都会博物馆工作的最重要功能之一。2015年，大都会博物馆更是将其《使命声明》提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宣称要“收藏、保存、研究、展览代表全人类最广泛、最高成就的艺术品，促进艺术品的鉴赏和相关知识的传播；所有的工作都参照最高的职业标准，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说明大都会博物馆服务公众教育步入新阶段。 （作者：江振鹏，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德意志民族财富的聚集地——日耳曼民族博物馆 作者：孟钟捷
在德国南部重镇纽伦堡的老城中心，坐落着一座驰名世界的博物馆——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入口顶端镌刻的文字透露出这座德语地区最大的文化类博物馆的目标——旨在成为德意志民族财富的聚集地。当然，这绝非虚言。且不论130多万件展品蔚为大观，它所收藏的各种精品佳作也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它的名字首先折射出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光芒。我们今天知道，“德意志”是“日耳曼”中的一些部落组合，但在19世纪，把“德意志”等同于“日耳曼”的做法却极为常见。1846年，包括历史学家兰克和布克哈特、文学家格林兄弟在内的学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学术会议，提出拓展“日耳曼学”这一新领域。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正是把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付诸实践的渠道之一。它旨在保存日耳曼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呈现一种展示德意志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完整原始材料的总目录。 它的选址恰恰契合了19世纪德意志境内文化版图的特质。1852年，德意志历史研究者与古代研究者大会正式决议把日耳曼博物馆放在纽伦堡，而非大邦之都，如普鲁士的柏林、奥地利的维也纳、巴伐利亚的慕尼黑。此举表明，推动者仍然期待在1848年革命于政治统一上无功而返后，能够在文化统一方面有所突破，而纽伦堡拥有上述邦都所不具有的历史文化魅力：它是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贸易东西大道与南北大道的交接点，承续着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地位之辉煌；它曾经作为重要的“帝国自由城市”，三次接待过帝国会议的代表们（1438年、1489年、1495年），扮演着“德意志中心地带之心脏”的角色；它还被马丁·路德誉为“日耳曼之眼耳”，素来是德意志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节点。这样一些文化身份，让纽伦堡有别于任何一座极具政治内涵的邦都，成为当时依然兴盛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落脚点之一。 它的藏品立足于各时代德意志文化成就的巅峰。这里不仅展示了日耳曼人的早期生活遗存，更保存着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各式作品。纽伦堡人、伟大的“德意志画师”丢勒在这里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而且覆盖了画家从青年到老年、从青涩到娴熟的整个成长过程。博物馆收藏了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地球苹果”。它诞生于哥伦布启动探险的那一年（1492年），反映了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的普遍世界认知，也留下了德意志人止步海洋世界的诸多遗憾——倘若制作者马丁·贝海姆以此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青睐，得以指挥一次向西航行的探险，或许整个世界近代历史都会呈现不同的画面。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这里还自觉担当起德意志统一进程的记录者，1848年革命的众多遗物得到了特别展示，如菲利普·范特的名作《日耳曼尼亚》。这幅高达数米的大型画曾高悬在1848年革命爆发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之地——保罗大教堂的内庭上方。日耳曼尼亚是19世纪德意志颇为流行的德意志形象。革命时代的日耳曼尼亚身披印有双头鹰的战袍，流露出对此前帝国历史的留恋之情；她左手持黑红金三色旗，象征着风起云涌的“统一与自由运动”；右手拔出宝剑，体现着革命者的战斗决心。1867年，这幅画被移到博物馆入口处。至此，革命虽已烟消云散，但德意志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热情却透过“日耳曼尼亚”被保留下来。 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最初建立在一座破败的修道院中。当汉斯·弗莱赫男爵于1852年买下这座14世纪的修道院作为自己把玩藏品之所时，他并没有想到博物馆的后续发展。但在历史学家们决议把“日耳曼精神之所”放在纽伦堡后，他不仅迅速行动起来，为博物馆争取到来自国王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个人的大量资金，而且主动把馆长职位让给了专业人士。19世纪60年代起，博物馆的发展进入快速道。大量新展品涌入，出现了一些新展厅，如中世纪家具厅、玩具厅等。19世纪末，博物馆有过一次改造整修，增加了新哥特式展厅，展品陈列也出现了混合化的趋势，使得文化史的横向联系得以增强。 以宣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风潮中，也不可避免地沦为纳粹政权的宣传工具。然而，热衷于扩张和战争的纳粹政权终究是博物馆发展历史上的最大噩梦。1941年起，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削减了博物馆的经费，访问人数急剧下降。更为糟糕的是，战争末期的连番空袭，使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厅受损严重，一些地方变为废墟。幸运的是，其中大部分展品被事先转移到防空洞，所以才得以保存下来。 二战后，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再次复兴。除老馆得到修复外，20世纪80年代，颇具现代风格的新馆出现在老馆旁边。新馆外墙是玻璃，极大地增强了采光性；90年代初，入口外又增加了一条“人权之路”，整个展览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博物馆还有图书馆、文化档案室等机构。其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巴州政府和纽伦堡市政府三方。除此之外，鼓励个人捐助的基金会运行有效，不仅每年给博物馆带来大量资助，而且还增强了市民与参观者保护展品的自觉心。 目前，博物馆的常设展品有2.5万件，还不到其所有收藏品的2%。博物馆一方面积极设立各种课题，吸引学者利用藏品来推进研究，如对丢勒的研究、馆藏370件墓葬碑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它还鼓励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馆内举行相关研讨会。此外，博物馆正尝试通过数据化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更多藏品可供世界各地远程参观，并向研究者开放。这样一种以研究为导向的意识，事实上成为博物馆得以持续发展、且不断充满吸引力的秘诀之一。 尤为重要的是，如同战后联邦德国的战略转向那样，博物馆也把“欧洲化”与“世界化”作为自己的主要方针。原本旨在宣扬民族文化的展品，现在华丽转身为欧洲文化的结晶，并进一步被定位为人类智慧的象征。当人们今天在这里参观时，17个常设馆和数个临展，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方式，娓娓道出了德语地区长达数千年的文化演进历史。这里不再鼓噪着20世纪上半叶极端民族主义的辞藻，也同19世纪文化立国的初衷保持了一定距离。如博物馆的自我定位所言，它尊重所有文化，并希望成为“任何年龄层次、不同出身、教育水平不等与信仰各异的参观者在此感受与体验文化交往的地方”。 （作者：孟钟捷，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乌菲齐美术馆：从君主的私人宝库到公共艺术圣殿 作者：刘君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历史中心区的乌菲齐美术馆，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院之一，也是世界各地仰慕欧洲文化艺术的人们最向往的文化圣地。乌菲齐美术馆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一点：比起转瞬即逝的政治和军事荣耀，文化艺术如何能为一个王朝、民族和国家保存永久的文化记忆和不朽的历史声望。
美第奇家族的艺术收藏 谈到乌菲齐美术馆，就得涉及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因为乌菲齐美术馆及其收藏的艺术品最初都是该家族的财产。从15世纪直到18世纪早期，除了两次短暂的政治流亡，美第奇家族“实际”统治佛罗伦萨300余年。美第奇家族事业的奠基者是被誉为“国父”的老科西莫·德·美第奇。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也是人文主义学术和视觉艺术的热情支持者和资助者。他雇佣一大批杰出的佛罗伦萨艺术家参与其资助的公共和私人艺术工程，并热衷于收藏古物。该家族第二位重要人物，老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同样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文化艺术的爱好者和资助者。洛伦佐还是最早意识到古代大理石神像的审美价值并刻意收藏的统治者。他对古代雕塑的趣味和收藏逐渐成为其家族的一大传统。经过一代代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努力，到18世纪，佛罗伦萨成为仅次于罗马的古代雕塑收藏中心。
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与乌菲齐宫的诞生 乌菲齐美术馆的真正缔造者是首位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1559年，刚被教宗封为托斯卡纳公爵的科西莫委托宫廷艺术家乔尔乔·瓦萨里设计和修建一个容纳佛罗伦萨法庭以及重要的行会和行政办公机构的建筑，即“乌菲齐”（意大利语Uffizi是“办公室”的意思）。乌菲齐从1560年开始修建，在科西莫和瓦萨里去世（1574年）后，由建筑师贝纳尔多·鲍塔伦蒂最终完成于1581年。乌菲齐宫首先是公爵统治权力的象征，法庭、主要的行会和行政机构的办公室都集中在这里。此外，乌菲齐宫坐落在佛罗伦萨传统的权力核心区，在市政厅广场和阿诺尔河之间，距离鲜花圣母大教堂不远。1565年，瓦萨里修建了一条走廊将旧宫（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的市政厅，1540年起成为科西莫公爵的私人宫邸）、乌菲齐宫和阿诺尔河对岸美第奇家族的皮蒂宫连接起来。通过这样的城市规划，科西莫展示并确立了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权。 乌菲齐宫是个多层建筑，内部围起一个面向阿诺尔河的U形庭院。其中，位于顶层的“走廊”、两旁长长的柱廊及毗邻的房间，被用来存放和展示美第奇家族的私人收藏。乌菲齐宫不仅收藏有绘画和古代雕塑，还有各种价值连城的宝石、钱币、像章、古代帝王和名人的半身像、埃特鲁斯坎文物以及科学仪器、自然奇物和异域奇珍等。总之，16世纪晚期的乌菲齐宫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珍奇屋”，而非专门展示“艺术”的美术馆。
从“珍奇屋”向艺术博物馆的转变 乌菲齐宫从“珍奇屋”向艺术博物馆的转变是从17世纪缓慢开始的，其中科西莫三世发挥了关键作用。科西莫三世着力将乌菲齐宫打造为一个能与梵蒂冈美景宫媲美的“艺术”博物馆。为此，他专门任命了一些艺术家、学者、古物学家和保管员负责收藏、组织和展示乌菲齐宫的艺术品，并将分散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多处美第奇家族宫邸、别墅的古代雕塑和绘画精品集中在乌菲齐。1675年，科西莫从其叔父枢机主教利奥波德·德·美第奇那里继承了大量艺术家的素描和自画像。他把这些专门放在一个房间单独展示，并委任菲利波·巴尔蒂努奇负责编写图录和扩充素描收藏。巴尔蒂努奇后来依据这些素描撰写了一部佛罗伦萨绘画史。 到18世纪，乌菲齐已经成为仅次于梵蒂冈美景宫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欧洲艺术家、诗人、学者、“大游学”的贵族和社会精英必不可少的文化朝圣之地。他们对乌菲齐美术馆充满热情的描绘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乌菲齐作为艺术圣殿和文化宝库的名望。与此同时，启蒙思想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欧洲公众对乌菲齐宫的热情。一些启蒙学者主要依据文化艺术成就，将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的佛罗伦萨歌颂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如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威廉·罗斯科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传》。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一些关注意大利文化艺术遗产的官员、学者和古物学家日益意识到乌菲齐在提升佛罗伦萨以及整个意大利国际形象和地位中的重要性。从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他们对乌菲齐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重组，使其从一个君主的私人宝库转变成了一座真正意义的公共艺术博物馆。自16世纪以来，乌菲齐美术馆只是对一小部分人开放，即那些与美第奇家族政治、外交等关联的欧洲贵族、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18世纪晚期，开明的公爵彼得·利奥波德在其在位时期对乌菲齐美术馆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重组，最终使乌菲齐美术馆呈现出今天的面貌。重组的首要目标是巩固和进一步确立乌菲齐作为欧洲一流美术馆的地位。为此，“美术”即古代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成为收藏和展示的重点。其余物品，包括珠宝、钱币、像章、埃特鲁斯坎文物以及自然奇物、科学仪器、武器、盔甲等则逐渐被转移至别处。绘画尤其构成了重组的重中之重，从内容到组织和展示原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瓦萨里的艺术史框架构成了绘画收藏和展示的指导原则。乌菲齐的设计者瓦萨里同时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之父。他撰写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记载了从13世纪的齐马布埃和乔托到16世纪米开朗基罗等200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传记，呈现了艺术在经历了古代的辉煌和中世纪的漫长衰落之后，在意大利的再次“复兴”、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完美的历史。在利奥波德及其任命的馆长佩里·本奇维尼和副馆长路易吉·兰齐的共同努力下，按照瓦萨里的艺术史框架，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逐一展示意大利主要画派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收藏和展示的指导原则。为了完整地呈现艺术史，他们不仅将皮蒂宫、圣马可修道院等的美第奇藏画运到乌菲齐，同时还从佛罗伦萨主教堂以及其他教堂、修道院和私人收藏中去搜寻、购买不同时期的绘画。到18世纪末，乌菲齐美术馆的“现代化”改造基本完成，一部“可视的”、13世纪到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史完整地呈现在乌菲齐的几十个房间内。 随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乌菲齐的藏品不断扩充，但基本保持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改组后的样貌和展示原则。2007年到2011年，乌菲齐美术馆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二次重大重组，增加了荷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绘画杰作。二楼的档案馆被再造为展厅，展厅数量由此几乎扩展了一倍。如今的乌菲齐美术馆作为意大利历史的记忆殿堂和文化艺术成就的丰碑毋庸讳言，并一如既往地激发人们对美的追寻和反思人类文明的意义。 （作者：刘君，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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