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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16年我写了一本名叫《寻找施耐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来论证绍兴文理学院佘德余教授首次提出的“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命题。此书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形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文字仍属无稽之谈，指责我写书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也有人对此褒奖鼓励，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因多一个施耐庵而拥挤，并期待我在水浒研究中创立全新一说。收获如此反差强烈的评价，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对此，我并没有耿耿于怀，而是继续埋头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在杨维桢与《水浒传》之间进行“比较阅读”，通过个人的阅读体验，进一步印证“施耐庵就是杨维桢”，因为我说过，“‘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可信度，取决于读者对杨维桢的熟悉程度。如果你对杨维桢有100％的了解，那么你也会100％认定施耐庵就是杨维桢。” 这本《杨维桢与水浒》，就是这一年来我不断熟悉杨维桢、继续深入阅读的结果，因而它也可以说是我的一本读书心得。在写这本书之前，我终于完成了对现存杨维桢诗文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阅读，又再三认真仔细地阅读了《水浒传》。令人欣喜的是，在杨维桢诗文和《水浒传》小说之间，又寻找到了众多隐藏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固然成不了“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文史考证依据，但如此众多的共同点存在，足以构成一个奇怪的文学现象。在元明之际的文学大家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与《水浒传》建立如此紧密联系的人物了。我进而思考，《水浒传》创作之初，杨维桢必定参与其中。退一万步说，就算施耐庵不是杨维桢，那么当初“施耐庵的本”，也一定有取材于杨维桢身世和作品的可能，《水浒传》的背面，至少隐藏着一张杨维桢的“老底片”，所谓的“本”，有可能就是杨维桢这一个“标本”。 《杨维桢与水浒》是《寻找施耐庵》的延续。《寻找施耐庵》不是对精典的颠覆与歪曲，而是在施耐庵身份之谜悬而未决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索与发现，书中多联想和想象，并不是什么文史考证。而《杨维桢与水浒》，则更侧重于一种文本的解读，通过杨维桢诗文与《水浒传》小说的比较对照，找到杨维桢与《水浒传》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为寻找施耐庵提供更多的旁证和依据，这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史考证，纯粹属于我个人的一种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 杨维桢是枫桥“三贤”之一，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但真正接触和阅读杨维桢的作品，是最近三年我业余最为投入的一件事。随着阅读和理解的深入，无意中我已相继编写了与杨维桢相关的四本拙作，除这里提及的两本外，另有《蓼莪情——杨维桢咏孝诗笔记》和《南楼美人——杨维桢笔记小说选编》。毫无疑问，杨维桢是我顶礼膜拜的“文章巨公”，在元末明初的文人中，我认为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忠义、他的才情、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正因为如此，我仍固执己见：宏篇巨制《水浒传》的创作，一定离不开杨维桢这位“文章巨公”。如果读者朋友肯埋头阅读杨维桢的作品，那么您或许也会像我这样“执迷不悟”。 遗憾的是，因为我才疏学浅，因为杨维桢研究非我本行与本职，因而这本书中存在缺陷与纰漏一定在所难免。我抛出粗劣的“砖”，目的是为了引来宝贵的“玉”，如果杨维桢研究专家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能因此关注和研究“杨维桢与水浒”这个课题，那么我一定像梁山好汉那样，在您面前“推金山，倒玉柱”，真诚地朝您“躬身再拜，俯伏在地”，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2017年10月
世界不会因多个“施耐庵”而拥挤
厉文
日前，诸暨因出了本《寻找施耐庵》的书，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指向元末明初“文章巨公”、“诗坛领袖”杨维桢，顿时舆论汹涌，既有点赞叫好的，也有横加指责的，争论持续发酵。 “施耐庵”作为一个符号，可以是杨维桢，也可以不是杨维桢。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绝对不是我们原先所认定的施彦端，这早已有文史研究的定论。《寻找施耐庵》正是在施耐庵身份不明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文化探索与发现。杨维桢与施耐庵或许一时还难以划上圆满的等号，但为我们提出了“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全新一说。在考证了几百年，专家教授苦苦寻觅未果的情况下，《寻找施耐庵》进行杨维桢诗文和水浒小说的比较阅读，原本就需要有一番沉潜的工夫。在浅阅读盛行的当下，这样的阅读行为值得致敬，这样的阅读体验难能可贵。或许，《寻找施耐庵》还有它稚嫩的一面，但是在文字里寻找，总比脱离文本的研究管用得多，阅读体验的分享，也比泛泛而论的研究更能吸引读者。如此说来，《寻找施耐庵》未尝不是文史研究的一种补充，也未尝不是深度阅读的一种体验。 《寻找施耐庵》有先行者的意义，它既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搞什么噱头，它与西施的争抢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指出，历史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提倡“经世致用”，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寻找施耐庵》虽不是历史研究，但它大胆而科学的猜想，既符合“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也符合章学诚所提倡的“六经皆史也”的观点。非常欣喜的是，虽然遭遇了无端的指责和讨伐，但《寻找施耐庵》的现实意义已日益显现，那就是为枫桥“文创小镇”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前枫桥“三贤”研究始终停留于浅表层次，这次借助《寻找施耐庵》一书，吸引了大批文史爱好者真正深入挖掘杨维桢这位“文章巨公”，这无疑是《寻找施耐庵》的又一个贡献。 胡适有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对中国的文史研究和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求新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结合。现在用胡适的这句话来评判和要求“寻找施耐庵”的文化探索，依然十分贴切。既然《寻找施耐庵》已经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假设，那么接下来就是包括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在内的广大文史研究者们“小心求证”的过程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深入挖掘，我们期待“施耐庵就是杨维桢”一说，会越来越有说服力。
原载2016年12月14日《绍兴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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