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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希望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重返家园……我们打算为近东的变革和重建共同奋斗。我们这两个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民族运动而不是帝国主义运动。叙利亚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我真心实意地认为，要想成功，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费萨尔亲王，191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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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夺取了耶路撒冷，到第二年又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整个叙利亚省的领土。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投降，此后巴勒斯坦就完全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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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哈伊姆·魏茨曼教授在巴勒斯坦南端的亚喀巴港同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一次会晤。费萨尔是汉志统治者侯塞因的三子和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被视为阿拉伯人领袖和民族代表。魏茨曼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表示愿意同阿拉伯方面合作。1919年1月3日，两人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协议，魏茨曼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费萨尔建立起以哈希姆王朝为统治者的大阿拉伯国家，并为此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向英国上层人物游说，此外犹太国还将用其经济力量和才能帮助阿拉伯人发展经济，并允许阿拉伯人在穆斯林圣地实行自治；费萨尔则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建立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萨尔在当年3月3日公开发表了上面的声明（他所称“拥有我们双方发展的天地”的叙利亚，是指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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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费萨尔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推戴为大叙利亚国王。当年4月，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会议，商定各协约国对战败国领土的委任统治范围，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岸）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则获得叙利亚（包括黎巴嫩）。三个月后，法国军队入侵叙利亚，驱逐了费萨尔。为了酬谢哈希姆家族在一战中与英国的合作，英国在1921年把费萨尔立为伊拉克国王。英国原将费萨尔的哥哥阿布杜拉选为伊拉克国王，当时他正从汉志地区领兵北上支援费萨尔，赶到安曼时，英国将巴勒斯坦东半部割出，就地将阿布杜拉立为统治者。这是一桩在地图上画线的工作，除了阿拉伯大沙漠北部空旷的荒地外，丘吉尔还加上了约旦河东岸一长条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的巴勒斯坦土地，这个新国家称为外约旦（Transjordan）。外约旦（Transjordan）指的是“越过约旦河”或“约旦河那一边”，即约旦河东岸地区。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的那部分巴勒斯坦在约旦河的西边，因此1921年英国当局把河东地区分离出去单独建国时将其称为“外约旦埃米尔国”。相对地，约旦河西岸也可以称为内约旦（Cisjordan）。1946年，外约旦埃米尔国宣布脱离英国委任统治，完全独立，国名改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哈希姆”是阿卜杜拉所属的麦加圣裔家族的族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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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并向其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其中明确规定英国统治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并要求它为犹太移民入境提供便利。同时，国联委任统治书还规定，犹太民族家园的范围不应包括约旦河以东地区。这一部分巴勒斯坦随即就对犹太移民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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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子爵是位英籍犹太人，也是两千年来统治这块土地的第一位犹太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魏茨曼的好友，其长子在一战中参加了犹太军团。塞缪尔到任后就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犹太人移入的办法，例如颁布新的移民法、增加犹太移民配额等等，还将希伯莱语同英语和阿拉伯语并列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新的移民法虽然要求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但这一规定并不妨碍犹太人的移入，因为财产限额数目较低，而且赤贫的犹太人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获得资助。实际上，这一要求反而有利于犹太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后的安置定居，也有利于伊舒夫的发展。
第一任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塞缪尔到达耶路撒冷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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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英国政府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动机是什么，不管当时许下的诺言是多么含糊，多么华而不实，但在随后的年代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从1919年起，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迎来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种移民潮被称为“阿里亚”（意为“返回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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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首批到来的是来自俄国和东欧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从1919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至少有8000人入境。这些人的到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增加了更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从1924年到1927年，来自波兰的6.5万名犹太小业主和工商业者构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他们大多是因为波兰的经济萧条和政府的反犹限制而移居国外的，由于美国开始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只好前往巴勒斯坦。这些人没有从事艰苦劳动的思想准备和信心，到来之后大多定居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等大城市，为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带来了浓厚的商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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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犹太移民在1927年之后进入低潮时期，直到1932年。从这一年起，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开始猛增，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次移民高潮的实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和东欧各国出现了新的反犹浪潮。到1939年为止，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25万，超过了以往历次“阿里亚”的移民总和。这些人大都是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犹太人，包括富裕的银行家、企业家、商人、教授、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艺术家等人才。他们不仅为伊舒夫带来了一大笔资金，而且还带来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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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展和建设民族家园，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投入了1.25亿英镑的巨大资本，其中2500万英镑来自捐赠，其余大部分是移民带入的私人资本。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土地和建立定居点，另有一部分用于发展柑橘种植等精细农业和经济农业项目，然后才是城市建设、轻工业、商业和交通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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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主要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JNF）、“巴勒斯坦犹太拓殖协会”（PICA）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PLDC）三个机构进行。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从不住在当地的地主手中购买的。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后，居住在贝鲁特或大马士革的地主们发现，他们要去巴勒斯坦巡视自己的地产时，要很麻烦地向法国当局申请护照、然后向英国当局申请签证。因此这些在外地主很乐意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地产高价出售给犹太基金会。这些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和当地阿拉伯人认为“不可耕种”的沼泽和荒漠，经过犹太人社团的顽强努力，排干给水，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克服种种困难，才变成可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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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时任殖民大臣的丘吉尔访问了巴勒斯坦，当年6月份他向下议院报告说：“任何目睹最近二三十年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工作成果的人都会被他们取得的丰富成果所震惊。我有机会访问了离雅法12英里的里雄莱锡安移民点。那儿的土地原本最为荒凉，四周被贫瘠、不适宜耕种的阿拉伯人土地所环绕。但我驱车进入的是一个富饶兴旺的地区，同样贫瘠的土地上现在生产出优良的谷物和农产品。然后我去了葡萄园，最后到了最为漂亮丰饶的柑橘园。这一切都是这里的犹太人经过努力在二三十年中实现的。在看到付出这样多的劳动、努力和技术才取得的工作成果之后，无论什么人若说英国政府竟可将其（犹太社团）弃之不顾，任它在阿拉伯居民猛烈攻击之下被粗鲁残暴地摧毁，我都当然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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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9年，犹太基金会掌握的土地已经超过了25万英亩，占巴勒斯坦所有土地的5%、或全部可耕地的九分之一，其中有16万英亩是经过犹太移民的开垦才变成耕地的。这些土地都被认为是犹太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不能转卖，只能通过承包的方式租给个人耕种者（承包权可以继承）或基布兹。租金则是象征性的。
截止至1939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的土地。此后英国当局禁止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因此途中的土地所有状况一直保持到1948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在很大基础上是按照这些土地的分布范围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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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和30年代，伊舒夫建立了火柴、水泥、烟草、石油、金属加工、电力、纺织、食品等工业，约旦河水被用来发电，死海的钾盐矿藏也得到了开发。为了促进伊舒夫的发展，几个犹太劳工组织在1920年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Histadrut），本-古里安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袖。它既是一个类似于工会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经营组织和一个社会福利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娱乐等福利事业，还拥有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体系，以及自己的青年运动和成人教育机构。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了犹太工总，其余三分之一则属于各个密切互助合作的宗教组织、以及右翼的民族劳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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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重视教育的犹太民族还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既包括初中等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1918年7月，当战火仍在继续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希伯莱大学就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举行了奠基仪式，当这座大学1925年落成时，贝尔福亲自从英国赶来参加了开学典礼。犹太移民还在海法建立起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在雷霍沃特建立起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世界闻名的魏茨曼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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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代犹太移民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伊舒夫在科学、教育、文化、贸易、工业等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富裕、最有活力的民族社团，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东其他地区。对于英国来说，像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在其统治之下取得了这么多发展，物产变得丰饶，土壤得以浇灌，人民得到教化，同时还能确保在那里找到一个盟友——而这一切又不用花英国纳税人的一个便士，看起来这真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却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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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族复兴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注意力集中于改善犹太人的状况，而不宣扬任何种族优越性。这些新移民跟前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一样，不是来征服当地人和掠夺当地资源的。事实上，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可以开采，当地赤贫的居民也没有什么资财可供掠夺。在这个运动的初期，如果说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当地阿拉伯人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到来将有利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将分享与日俱增的繁荣，并欢迎带来这种繁荣的犹太人。这反映了他们的天真，而不是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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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其形成之初，对其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当1882年第一批犹太移民在“热爱锡安山运动”资助下来到巴勒斯坦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个数字到1920年时已经翻了一番。由于出生率很高，再加上不断来自周围国家的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到1931年时已经达到85万人，到1939年就超过了100万。这些阿拉伯人大多是耕种出租土地的佃农，居住在村庄和小城镇中，基督教阿拉伯人占八分之一，生活在大城市，从事工商业。地主、宗教领袖、工厂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阿拉伯寡头集团，控制着大量财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赤贫状态，差不多100%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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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民族家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阿拉伯人问题，当地阿拉伯人则要面对“犹太问题”。为了转移仇恨，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将赤贫佃农和工人的境遇归罪于犹太人，尽管真实情况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进入巴勒斯坦后，几乎所有阿拉伯阶层都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只有一小部分例外：由于犹太移民开垦荒漠，以及定居农业的现代化，游牧的贝都因人在一些土地上失去了放牧和“收集”（其实是劫掠）残余庄稼的权利；一些阿拉伯佃农在其耕种的土地被地主出售给犹太基金会后流离失所。但这个问题并不像激进分子所渲染的那么夸张，因为首先犹太人购入的大多是荒地和沼泽，他们直接从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的耕地只有9万多英亩，仅相当于巴勒斯坦全部耕地的4%；其次，阿拉伯失地佃农（在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的1935年也只有664户）也都通过赔偿条款得到了补偿。当地阿拉伯人口虽然不断高速增长，却躺在原来那些土地上坐吃山空，既没有、也不肯像犹太移民那样付出辛勤劳动、把广大的荒芜地区开垦成新的耕地，这才是造成阿拉伯人土地压力日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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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犹太投资和移民的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好处。除此之外，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犹太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水平，也使阿拉伯城市劳动者和工匠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此外，由于犹太移民扩大了税收来源，阿拉伯人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新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也使得当地阿拉伯人健康水平提高，寿命延长，出生率也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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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使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寡头集团感到了威胁。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本身，他们多少还能接受，并且主动配合。但是犹太移民带来的现代平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则使他们的地位、财富和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力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战后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官方支持，又使其带上了所谓的“帝国主义”色彩，从而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敌视，而这些人在一战之前，即使说不上热烈支持，至少也是接受和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人凭借其高于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翻弄三寸不烂之舌，把阿拉伯高利贷者和地主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痛苦全部归罪于犹太移民，以此欺骗民众，煽动民众去仇恨犹太人、袭击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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