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封印》剧照 死亡，作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与必然性，往往以衰老的形式悄然而缓慢地潜入，安置于我们身旁。我们在熟悉的敌对中与它争斗起来，却也在一种欺骗性的亲密中对它渐渐习惯。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化身为普鲁斯特、波伏娃、萨特、他自己、以及每一个老去之人，重现了衰老与死亡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当我们开始疏远自己，当我们无法再凭借自身的潜力和可能性而生存，当我们渐渐难以理解新潮的艺术和价值观，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埃默里思考的是，如何在衰老时与社会和自我达成和解，又如何在生命的尽头奋力一击。 变老是纯粹内时间意识中的绵延，用物理、数学描述的客观时间与此毫无关系，它不是能用客观的时间单位度量的过程，甚至从外在角度描述的身体变化也只是对变老最浅层的揭示。按埃默里的说法，它是人彻底变成了一束时间，是在向内的凝缩中感受到世界对自我的压迫。——杨小刚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这具身体不再向我们传达世界，反而借着沉重的呼吸、疼痛的双腿和被炎症折磨的关节，将世界与空间在我们面前封锁，它成为我们的牢笼，却也成为我们最后的避难所。” 他 人 的 目 光 （节 选） [奥] 让·埃默里 让-保罗·萨特的演讲越来越少了，A 听过其中一场。萨特在二十年前是年轻人的上帝，而且直到今天也喜欢以优异的姿态出现在年轻人面前，因为对于他来说，未来一直是人性根本的维度，而他也轻视对逝去时间的追寻，就如轻视浪漫的死欲。“虚假的，便是死亡。”他这样写过，而他不是写给已经被虚假腐蚀了目光、沙哑了声音的人的，而是写给年轻人的，后者尚是自己可指望变成的模样，他们迈向将来之物、迈向世界和空间中的事件，他们必须用这些事件来衡量自我，并为了它们构建自我。 萨特在一所伟大的西欧大学的大讲堂里对学生们做了关于罗素法庭（Russell-Tribunal)[1] 的演讲。A去了那里，不是因为演讲的主题，关于这个他已经知道很多，而是为了演讲者本人，多年来他对萨特都抱有很大的敬意，并因此对他产生一种亲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他的亲近是单方面的。他和萨特一起变老了。七岁这个小小的差距分开了相对年轻的他和他的大师，这七年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成无足轻重的时间段，就像他们，哲学家和他的学生读者们先后攀上梯子，以至于A简直觉得自己与演讲者同岁。他在大约二十年前见过他。那时萨特是个青年，不仅仅对着未来说话，而且也有理由以青年的名义。他站在开端，但同时也处于其名誉的巅峰，他的存在主义是精神史的最后一个词。如今只不过过去二十多年。 1946年的哲学家，那时尽管他写下了引起很多争议的自传性作品《恶心》，却迸发出强大的生理上的吸引力，一种男性的、强有力的东西——他，我的上帝，变成了一位虚弱疲惫的先生，一个头发花白，有着松弛、暗淡的面部，消瘦的身体，会紧张地发出咕嚕声的男人，他老到承载了很多时间，它们成为他的负累，以至于 A 有那么些时刻很难将 1946 年春天的萨特再度辨认出来。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二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为存在主义的巅峰作品。让·埃默里非常尊敬萨特，他的很多哲学思辨都带有现象学的痕迹，而萨特也出身于现象学传统。 他被某种极为简单、熟悉的东西深深地撼动了，这些东西却始终如新：它和一个人相伴而行。为了表示敬意学生们纷纷起立，A知道，和每个人一样，大哲学家真的病了，所以他的生理年龄比他计年的年龄要高得多，因此他生理上的衰弱对六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不具有例证的有效性。演讲者说话时，逻辑一如既往的严密，带着辩证式的犀利以及在瞩目点位上牢牢钉住政治事件的表达具有独特力量。 当哲学家针对美国的越南战争从哲学上为罗素法庭辩护时，时不时走神地听着演讲的A意识到，并非哲学家身体上的老朽将他置入疼痛和屈服的脆弱这一灵魂的境地中去，而是萨特的社会年龄。即便自我划界的哲学家也已经是俘虏——不是他的荣耀和声望的俘虏，如介绍演讲的主持人说的，因为萨特正是从这些东西中逃离了出来——而是在他内里层层累积的时间的俘虏，他在讲的只是他生命角色的文本，他只是他说出来的，并因此被社会所约束，社会编制了他的作品和生活的资产负债表，并强迫他只能是写下某些特定书籍的让一保罗·萨特，只能是那个在1948年建立了一个从未成为一个派别的政党的萨特，只能是那个拒绝了诺贝尔奖、作为论述过罪责问题的哲学家为自己设定了界限的萨特，不能是任何别的人。这个界限从现在起不再可逾越，因为他已经老去，是个还能再活十五年或者五年的男人。 可惜有些沙哑的声音讲述着，呼唤着，分析着，操练着一如既往敏锐的智力，评论着。两千五百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显然，长时间的站立对演讲人而言有些困难。他的双手交替着抵住髋骨部位，似乎想帮助他承载自身负担的身体。二十年前浓密的铜色头发，如今变得苍白稀疏，只有寥寥几缕盖住秃顶。A想，即便这也不是本质的，尽管萨特自己站在下面，必须用扶住髋部的双手支撑自己有如重负般的身躯的体重，加重着他疼痛的脆弱。与这位伟大之人身体的衰弱，与认识到萨特也不得不做一个老去的萨特，准确地说，与他只能追忆切・格瓦拉而不再能成为切·格瓦拉相比，更触动动他，更让他，A，察觉到自己衰老状况不幸的，是在洞察到一个单纯的事实时：两千五百名聚精会神、充满敬意的年轻人夺走了站在台上的老去之人最后的岁月——通过他们的年轻迈向一个属于且只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将会读别的书而不是萨特的书，不是萨特读过的书。 他们会住在一个没有萨特的世界里，一个摆脱了自身限制的反萨特的世界，而已然死去之人的图像、词语和行为将会就此石化，一动不动宛如他的墓碑。在他们们内里栽种下的是他们的未来，也就是年轻这一事实，这是说，他们准备好了去把握世界，同时渗入世界。而既然这个没有萨特的未来世界在他们之中，在他们读书、登上讲坛、看电影、去刚果的种种规划中，既然他们承载着反萨特的世界，他们自己就变成了萨特的反物质——此刻他们再一次从阶梯式布置的座椅上起身鼓掌。 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向这位抓着他的稿纸，用他瘦小的双脚迈向出口的老去之人表示的敬重（Hochachtung）是种贬低（Ab-Achtung 和恶意的宣判。他们得到自己老去时才会体验到，人们向曾经存在和如今尚在的人事表现出的尊重如何变成了轻视：因为对曾经的人事恭敬的注视不再相信他还能够改变。他们的敬意就和悼词一样阴沉。他们在自己那里已经预见了哲学家的死亡。鼓掌。欢呼，欢呼。然后，走向自己，走向世界！一个善良的、伟大的老人。在他之后会有更伟大更优秀的到来，我们，年轻人，将在那里。——巨大的讲堂人去楼空。
保罗·索伦蒂诺电影《年轻气盛》剧照 在回家的路上，A 穿过一座冷清清的城市，新街道和新建筑让它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他每天花去很多精力才能弄清自己的方位，不会错走上单行道。在这里他一个人。他和让一保罗・萨特在一起，萨特的社会年龄就是他的社会年龄，尽管他比萨特年轻七岁。 伟大的同志眼下也许精疲力竭地在酒店房间里休息，和他不同，A不是著名哲学家。但即便他和过去的自己并无不同，听完演讲拥到街上的年轻人也已从他那里偷去了世界，他们正准备将这个本属于他的世界变成他们的。看着他们很惬意。他们是一个惊吓。人们能够，也必须教训他们。但人们总会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拥抱、他们计划写作的书籍、他们打算建立的党派面前感到羞愧。就是这么简单：社会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社会年龄。当这个年龄达到一定高度，我们完成了你么，没完成什么就会被编进个资产负债表，它遵从的是为了自己而拥有未来和变化的青年那不成文的、每天更新的法则，此时社会就让我们消失。 我们变老之后会从社会上消失，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无论我们的名字是萨特还是x先生，无论有掌声和闪光灯伴随还是默默地穿过街道。我们作为如此这般存在着的，拥有这或者那的——就这样从变化的事物中排挤出去。未来已经终结了。我们的社会自我被给予我们，无论我们在寂寞的时刻处于一种多么想要抚摩虚构出来的“真实”自我的情境中。我们还能选择成为疯人院里的塔列朗或者穹顶咖啡里的大画家吗？并不能。 我们既能接受这个裁决也能否认公开的拒斥，躲进自我欺骗之中，而我们自然从未真正屈服于自我欺骗——大多数人为了他们可笑的、老年时能晒到太阳的幸运会尝试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不是被消灭的对象，也不是精神病患者，只是正在变老的人或老人，每一个人都迷失在规范的千篇一律中。怎么样？谢谢，与年龄相符，与环境适应。提问者一个虚伪的微笑和被提问者一个惭愧的微笑。勉强达成默契，谁会拒绝？世界，摸起来很舒服，因为它并不必然造成焦虑，它谈论的是积极的态度。我们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被要求带着尊严老去，不造反，不抱怨——如此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有赖于我们自己的虚弱和懒惰，最终会被满足。
保罗·索伦蒂诺电影《年轻气盛》剧照 积极的态度和有尊严、不抱怨的变老有两方面。人们可以追随变化，这是自我欺骗最热衷的花招，“和年轻人一起保持年轻”。社会通过各种福利设施给予强有力的帮助。生活从四五十岁开始。在加利福尼亚，五十五岁时可以快乐地退休。女性在绝经期之后可以获得性愉悦。人靠衣装，您穿着显年轻，您就是这样。社会将变老之人束缚在不可改变的存在的紧身衣里，或者将他们完全从经济活动中排除出去，以此来消灭他们；它敦促他们消费他们的老年，就像消费他们的青年一样。诱惑是巨大的，因为向社会屈服的人最终在这里或那里抓住了世界的一个小碎块。 有的人穿着年轻入时，与年轻人结婚，六十岁时气喘吁吁地跳着舞。其他人迈着疾步追逐时间，尽可能跑到它前面，在尴尬的顺从中为世界空间的胜利兴高采烈，不听话的淘气鬼和据说可以让他充满热情的新小说，尽管就像冯塔纳[2]说的，这需要他安静下来。光彩灿烂地保持年轻的人没有与社会达成共识，虽然如人们所见，这同样依靠社会经济和公共的外表。他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广告、招贴画、流行的报纸文章，还有严肃的社会学研究安排好的事，尽管这些社会学研究本身是作为科研工具撰写和出版的。如果人们可以服从，似乎就会欣然接受这一切。如果下达了与发令者的专业知识相左的命令，如果服从者违背自己的理智屈服，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面对衰老的“积极态度”也可以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这种姿态虽然不为经济机构所许可，但它通过习俗获得了荣誉：我们说的是变老的人归隐田园。他们不靠气喘吁吁地追逐时间来否认社会对他们的消灭；相反，他们通过从时间中抽身而出以肯定时间的速度。老去很美，很漂亮。我曾经年轻，同时也可以说，我老了，所以我的话有作用。很长时间以来变老的人都想确保自身的优势，他柔声喊着：“哦，世界，让我做我自己吧。”他很满意世界命令他做他过去的自己，也是今日的自己，并为他保存了虚无的平静。它对他不再期待很多，只是让他重复曾经经历的事和在死前说过的话，这让人彻底放松。他说，他收获了。 他面窗而坐，阳光照在脸上，仿佛通过一个颠倒的剧场望远镜打量着世界。追逐的、操劳的，在他眼前都非常渺小。买定离手，因为不需要再一起参与，可以作壁上观，出谋划策。他做了自己的事情，现在想要指点别人做些什么。毫无妒忌地看着他们，如何耗费自自己的精力。亲爱的的时间啊，我已见过如此之多，王座倒塌，国家崛起，哲学主宰了世界，二十年后又黯然失色，时尚来了又走，人出生又死去，必须坚守的是伟大与永恒还有要随身携带的保险柜。在伊甸园里变老的人和老人，以及激动地保持年轻的人对社会的消灭都所知甚少，后者说服自己，他可以弥补碾压过自己的时间，前者直接拒绝时间，就靠永恒这首概念诗与时间抗衡。二者都活在谎言和虚假的信念[3]之中。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野草莓》剧照 但想要尝试作为变老人体验他们的状态真相的人，虽然放弃了欺骗，却无法摆脱那种含混，这种含混最终都作为公开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他接受了消灭，知道在这样的接受中只能靠起身反抗时间来保存自己，但他的反抗已被判定为失败——这正是对不可改变之事的肯定，也是接受。 他对消灭说不，同时也说是，因为只有在毫无指望的否定中他才能作为他自己面对那不可避免之事。他没有在去除自我的规范性的孤独中失去自我，也不在疯人院里寻找栖身之处，他不用青年的面具或者谎言重重的老年伊甸园欺骗自己。社会裁定他是谁，他就是谁。他是什么？是虚无。而在承认这种“无”的同时，他又成了“有”。通过他人的目光他让否定成了自己的事情，并起身对抗。他投身于无法完成的事业。这是他的机会，也许也是他在尊严中真正老去的唯一可能。 注： [1]罗素法庭，即第一届罗素法庭，是1966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英国作家肯·科茨（Ken Coates）、法国哲学家萨特和其他多名国际和平主义者在罗素和平基金会的资助下发起的针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罪行的调查、起诉和审判，又称为越南战争罪行法庭。 [2]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现实主义作家。 [3]虚假的信念，原文为“mauvaise foi”，这个词是萨特的一个概念，字面意思是坏信仰、糟糕的信念。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野草莓》剧照 节选自《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奥]让·埃默里著，杨小刚译，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2018年4月。 果与死之外 洛夫（1928-2018，台湾现代诗诗人，《创世纪》诗刊创始人之一） 绚烂过一阵子也缤纷过一阵子 我们终于被折磨成一树青桃 谁的手在拨弄枝叶？阳光切身而入 我们便俯首猛吸自己的乳房 这时，或许一条河在地下从事一种汹涌的工作 在鲜红的唇上，果核被一阵吻咬开 且用舌尖递出苦味 只有我能说出死亡的名字 当石墨徐徐推出一颗麦子的灵魂 如一根烧红的钉子插在鼓风炉的正午 我们是一篮在恋爱中受伤的桃子 我们把皮肉翻转来承受鞭打 而任血液 在体外循环 死亡 田晓青（1953-，朦胧派代表诗人。出版的诗集有《失去的地平线》等） 他们谈论你 像谈论一个已故的人 你就这样死了 在故事的复述中 在语言的十字架上 你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你就这样死了 手中紧攥着伤口 像攥着一个秘密 一位老人在他自己的死亡中醒来 [美] 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1934-2014，著有《我们生活的故事》等诗集） 当我入睡 这就是应许之地， 当我醒来，它从我身边被带走。 这就是那不为人知的场所， 在这里，船只和星辰的名字 漂泊，直至遥不可及。 山不再是山； 太阳不再是太阳。 人往往会忘记它曾所是； 我看见自己，我看见 黑暗在我眉上闪耀。 曾经我是完整的，曾经我是年轻的…… 此刻竟仿佛很重要 仿佛你能听见我 而此处的风雨将永远停息。 桑婪译
Isle of The Dead (Third Version) | Arnold Böcklin 1883 死亡之诗 海子（1964-1989，当代青年诗人，著有《海子的诗》、《土地》等作品） 我所能看见的少女 水中的少女 请在麦地之中 清理好我的骨头 如一束芦花的骨头 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 我所能看见的 洁净的妇女，河流上的妇女 请把手伸到麦地中 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 麦子上回家 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 放入一个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 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 但是，不要告诉我 扶着木头，正在干草上晾衣的 妈妈。 只有死亡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有些孤零零的墓地 坟中埋着无言的骨殖 心儿缓缓穿过地下道 漆黑，漆黑，漆黑，漆黑 仿佛遇难者走向目的地 仿佛我们淹死在心底里 仿佛从皮上跌到心中去。 有些尸体 有些冰冷、黏人的石化脚丫 有死神居住在无言的骨殖里 犹如简单的音乐，天狗的狂吠， 出自一些铜钟，一些坟地， 生长在潮湿中犹如眼泪或雨水。 有时候我独自看见 夜间守护的黑棺材， 同惨白的亡人，同故去的 梳辫子的姑娘一道启航； 同雪白如天使般的面包师 同与公证人结婚的娴静女子 灵柩上溯死者垂直的河 那是一条深紫色的天河 逆流而上，撑起死神吹胀的帆 那被死神寂静音响吹胀的帆。 死神来到回声里 仿佛无脚的鞋子 仿佛没人穿的衬衣， 有不戴宝石戒指的手敲门 用无嘴、无舌、无喉的声音叫门 但它的脚步却踢踏有声音， 它的衣裳籁籁作响，嘴巴依然沉闷。 我不知道，了解得很少，几乎没看见， 但是我认为它的歌声染着一层碧绿 那习惯与大地常年厮守的香堇紫色， 因为死神的面孔呈现着铁青样深绿 因为死神的眼睛本身就是深绿颜色 它身上总是带着紫香堇的刺鼻湿气 身上总是披着冬天发怒的陆地沉脸色。 但是死神也骑着扫把在世上行走 它悄悄嗅着地面在寻找各种死人 死神骑着扫把，口舌在寻找死人 这是死神的针正在寻找死人的线。 死神躲藏在帆布床上： 在柔软的褥子和毛毯 平躺着身躯，突然吹气： 吹出低沉的声音，吹胀被单 于是有些木床向港口驶去 它在那里等候，身穿上将制服。 赵德明译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剧照 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死 [美]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诗风凝练，被现代派诗人视为先驱） 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死—— 他亲切地停下来等我—— 只有我俩，和不朽—— 乘着一辆四轮马车。 我们缓缓前行——他不慌不忙 而我也放弃 我的劳碌和安闲， 为了他的彬彬有礼—— 我们经过学校，孩子们正在 课间休息——尽情嬉戏—— 我们经过田野凝望谷物—— 我们经过落日余晖—— 确切而言——是他经过了我们—— 那露水带来袭人的寒气—— 打湿我，轻飘的披肩—— 如此单薄——仅有的纱衣—— 朝向不朽—— 徐淳刚译
| 让·埃默里（Jean Améry, 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所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威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后又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学论著《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文中诗歌为编辑所加。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提前告知# 策划：丛琪 | 编辑：丛琪、南巫 重 要 TIP： 欧洲 亚洲 美洲  徐锦江教你如何欣赏中国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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