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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在阳秋 明朝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洪武制度的独特之处 1 明朝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自我作古。明制的独特之处有： 其一，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 其二，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 其三，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右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 无可否认的，这三大独特之处颇能囊括明初洪武创制的精要，其余枝末之处也无妨是说由它们派生而来。明初发生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以至于学界已有“元明变革”和“两个南北朝”的论断。 明初的重大变革，明制的独特，这是历史事实。朱元璋亲手创立这套制度，其来源、缘由又是如何，是学界聚讼之所。本文的任务，便是一一辨析旧义，同时作出一个总结和推断。对洪武制度来源的探研，将有助于看清楚日后建文改制、靖难之役在制度上的前因。 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 2 自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以降，对中国的王朝分期成为学界历久弥新的话题。每一朝代建立后，它制度的来源，以及与前代制度之间的损益因革，也成为讨论王朝分期时的一个子题。 明朝制度的来源究竟如何？综括诸说，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1、明制脱胎于蒙元。这一派论点，集中于朱元璋政权所继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权性格，并指出明制中的许多鲜明特质（如臣僚奴化、皇权独尊、皇族分封）和隐微之处（宫妃殉葬、谥法粗疏），均由金元而来。 李治安即主明承元制说。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里，他把元代和“明前期”合并论述，视其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是“局部变动”。李文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变动，并认为“明代许多与中唐两宋略有不同的东西，只能追溯到元代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李治安在《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一文中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明前期承袭元制颇多”。文中还将朱允炆和朱元璋、朱棣父子对举，称之为南北本位的对抗。 此外，治制度史、政治史学者亦多持此论。张帆、阎步克分别在各自论著《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征》、《品位与职位》里也都指出，明初君权的空前膨胀、臣僚的奴化，与蒙元的“草原帝国”政治特征直接相关。
2、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征》一文最末认为，不应当明初专制强化完全归咎于蒙元，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日本学者也从种族和军事扩张角度出发，论证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3、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通论性著作《明代政治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多从这一立场立论，并指出朱元璋个人在制度创设中的决定性作用。朱元璋创制部分源于红巾军传统，亦可视为此一观点之流亚。思想史研究也颇有循此进路者，从政治生态的特殊性而论思想文化。（如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4、综合说。李新峰于《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即提出综合说。本文认为“其实三种来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轻孰重”。文章总结了三种观点，认为元明之间的变革多于继承，断裂大于连续。“明初政治制度是汉族传统、红军特点和元朝基础的混合体”。
笔者认肯综合说。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而对它的认知、解读也应多元化。本于此，笔者尝试给出另一种解释，作为洪武制度的来源——秦汉以前儒家经典的影响。 必须说明，先秦，也即“三代”的古制，主要以经典古籍的面貌出现。它在“三代”的运行状况究竟为何，端赖后世儒者的建构和描述。因此，它对洪武制度的影响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进行，它是先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识里，然后在经过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于制度建设的。显然，“名不副实”、“名同实异”的情形会更多出现。但，古经、古制对朱元璋的幽微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 朱鸿林《明太祖对〈书经〉的征引》一文，列举了朱元璋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确实是他所想望的。戴彼德《洪武年间的道德谏诤》一文则表明，朱元璋在洪武后期，确实参照儒家经典来施政，这与洪武中前期相比，确实形成了对比。 这两篇论文都揭示，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国理念上有参酌三代古经的愿望。进一步而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他后来声言：
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和设想。又，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书》。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若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我们可得到更为全面的综合说。笔者以为，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一元”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 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强化；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同时分封制、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 准此，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虽然来源复杂，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 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不需要依靠、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于是，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扩张，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裁量权和随意性，正所谓“帝方操威柄，学士无所参决”。 明朝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朱元璋制度。洪武制度即是“多元到一元”，图示如下：
洪武制度之复杂来源
一元与多元：明朝制度走向的限制 3 有明一代，明朝人对朱元璋的崇拜和遵从，死心塌地，从未动摇。《皇明祖训》和太祖成宪，几乎成为一切制度的合法性来源。 朱允炆和朱棣均以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在对洪武制度的尊奉（无论名实）上，几无二致。后代皇帝亦不待言。明代士大夫亦对朱元璋和洪武制度绝对认同，即使那些并不合理的部分也不例外。直至明亡，遗民才发出些许质疑声音。 因此我们可将洪武制度视为“一元”。如前所述，这“一元”带有浓烈的朱元璋个人特色，它在获秉了“祖宗之法”无上地位后，也同时拥有两大特质，即：不甚合理、持续调整。 必须指出的是，“祖宗之法”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已经只是“形式继承”了。同时，这个“持续调整”的过程，在洪武年间即已开始。甚至于，作为制度总则的《皇明祖训》，也经历了从《祖训录》到《皇明祖训》的曲折变化。 朱元璋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口含天宪，乾纲独断，创设了洪武制度。如前所述，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国理念，却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尽符合后来嗣君的统治。 朱元璋废丞相，实现他个人集中权力的愿望，却不能一个人负其繁重的政务，于是只能设立四辅官、大学士，以分担皇帝责任（而非权力），到后代终于演化为内阁制，实现了对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转； 朱元璋仿唐制，设卫所、军户，原意在确立军户、军屯制度，向府兵制回归。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制破坏，征兵制衰落，募兵制成为实际上的明朝兵制； 朱元璋将元朝粗朴的户籍分类制度严格化、规范化，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实现“一国之家长统治”的朱氏理想社会秩序。不过明中期后，白银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国际贸易兴盛等新因素，使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都产生巨变，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秩序，遂难以为继； 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国，意图用重典求治，在他的继承人那里也不再继续推行； 而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宗藩制度，在他身后很快遭到完全破坏和全面修正，藩王不再享有护卫，经济待遇，人身自由亦遭遇极大限制。《宗藩条例》不断修正，明末宗藩几乎可以入仕，洪武分封制已名存实亡。 故而，洪武制度虽然以《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元”，但其由于本身多有不合理之处，以及时代推移，洪武制度本身经历了不停的调整和变迁，以至于面目全非、名存实亡。洪武制度虽属“一元”，却蕴藏着丰富的取向，这是“多元”。 从“一元”到“多元”，是笔者认知洪武制度后续命运的突破口。同样可由图示于下：
同时，对洪武制度、尤其是《皇明祖训》名义和形式上的遵从和维持，保护了它的“一元”地位，维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续，绝不能因为“面目全非”和“名存实亡”而忽视乃至否认洪武制度对明代制度的奠基性质和深远影响。 还是举朱棣比喻的例子，朱元璋造了一座大房子，这座大房子的结构、形式已为朱元璋所亲手做好，大匠运斤。后代子孙时常觉得房子在使用过程中，住得并不舒服。天气、水文、交通等新的因素影响房子的使用效果和居住体验。此时，他们只能“偷梁换柱”、“曲突徙薪”，重修房屋，以达致合理的境地。 “祖训至上”与“持续调整”。“一元”与“多元”，构成了笔者理解洪武制度的主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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